北宋初年，海内初定，武功歇而文治兴。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下诏编修类书，有史实、典故一千卷名为《太平御览》，野史小说五百卷名为《太平广记》，诗文一千卷名为《文苑英华》。太宗死后，其子真宗继位，又以“历代群臣事迹”一千卷名为《册府元龟》。后人称以上四部书为宋代四大书。这四大书中最先完成的就是《太平广记》，由李昉、扈蒙等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奉旨编纂，历时约一年半的时间，于次年修成。书名中的“太平”二字缘于此书成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
　　在中国类书史上，《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一件大事，那么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决定要编纂这样一部书呢？这还要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去考虑。
　　《太平广记》编纂的政治目的
　　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提出宋初编修类书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宋既平一宇内，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书，成《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是为《太平广记》。”这里，鲁迅先生很明确地指出，宋朝初年太宗编修这些大型的类书是安抚身为海内名士的降王臣佐的一种政治策略。
　　其实，这个说法不是鲁迅发明的，早在南宋时期，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卷一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这种看法在元代也有支持者，如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三说：“或谓当时削平诸僭，其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纂群书，如《太平御览》《广记》《英华》诸书，迟以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有一些人对宋太宗推行的这种政治怀柔政策给予了肯定和赞赏，认为这不失为一个使降臣心无二志、促进社会稳定的好办法。到了明代，谈恺在《太平广记跋》中也继承了这一观点。
　　不过，这一观点也受到了一些现代学者的质疑。比如史学家聂崇岐、编辑家程毅中等就指出了王明清《挥麈后录》的错误，像《册府元龟》这部书不是太宗朝编的而是真宗朝编的，又如所谓“诸降王死”与历史事实也多有不符。因此，他们认为宋初类书的编纂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应该看到，王明清的说法确实存在谬误，但以此就否认《太平广记》等书的修纂与政治无关，则难以让人信服。据史料记载，《太平广记》的十三位纂修官，除了宋白一人外，其余全部为降臣。监修者李昉“（后）汉乾祐举进士”，历仕汉、周而归宋；还有的人是南唐和后蜀的降臣，这些人确实是“海内名士”。我们设想，即使这些人真的没有二心而忠心耿耿于宋朝，作为皇帝的宋太宗真能寝食无忧么？更何况当时李后主还活着，宋太宗能够不注重对那些南唐降臣的安抚么？正如清代陆寿名辑《续太平广记》中所言：“创业之主，中怀猜忌，韩彭俎醢。功臣尚然，何有于胜国之遗？宋太祖、太宗处此，不惟术智，抑亦德厚矣。”陆寿名认为宋太祖和太宗怀柔降臣的办法，不仅聪明，甚至算是仁德了。
　　因此，《太平广记》的修纂，政治需求虽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却是不容忽视的。平心而论，太宗安抚降臣，也是继承太祖的既定政策。《宋史》卷二七一中有一段总结的话：“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无不以恩信结之，既以安其反侧，亦藉其威力，以镇抚四方。”区别只在于：宋太祖着重笼络的是五代时期的武将，因此有“杯酒释兵权”之举；而宋太宗则用五代时期的文臣来修纂大书，其用“文”来安抚降臣、笼络人才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修书之业既尊贵，又有优厚的待遇，何乐而不为呢？
　　《太平广记》成书的文化因素
　　除政治目的外，《太平广记》的编纂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文献整理的因素。
　　秦汉以来，书籍成为文化传承的最为重要的方式，而中国的皇帝大多对文献典籍都十分重视，像隋朝“及隋氏建邦，寰区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到了唐代，据《旧唐书·经籍志上》载：“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后面的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性质莫不如此。
　　然而，有典籍的集聚就有典籍的散佚。北宋前面的晚唐五代之乱就是中国典籍罹难的时代。晚唐五代之乱始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王仙芝、黄巢等不堪统治者的暴政，愤而起义。这场起义以失败告终，战争的结果是“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自此以后，五代纷乱，政权更迭，自唐哀帝天祐四年（907）朱温以梁代唐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立国，历时五十三年。其间战争频繁，不仅令统治者无暇重整书籍，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典籍的散佚和损毁。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序》说：“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 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由此可知，从晚唐开始的近百年的离乱对于图书文献的损坏是相当严重的。
　　好在宋太祖在平定各地时，很注意保护和搜集图书，等宋太宗登上皇位时，国家基本完成了图书文献的储备，三馆藏书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太宗继位后，不仅和其兄长一样热衷于图书的搜集，同时还要对图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于是就有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这样大部头的类书。太宗皇帝曾与侍臣多次谈及图书问题，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文化建设思路：“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若非书籍，何以取法？”为了文化的发展，整理古代文献、編纂类书成为了主要措施之一。这也是宋太宗“文德致治”“右文崇儒”的具体体现。 　　其次是皇帝尚文的因素。
　　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化现象时，除社会原因之外，统治者个人的情趣爱好也是某一文化现象生成的契机。由于帝王的提倡，有可能形成一股社会思潮，或构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太平广记》等类书的编纂就与太宗皇帝尚文有一定的关系。宋太宗的文学修养相当高，比如诗文创作方面，就有《御集》四十卷、《朱邸集》十卷、《逍遥咏》十卷等等，他甚至开了宋初酬唱诗风之先河。此外，宋太宗还喜好读书，据《宋太宗实录》记载：“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阅三卷，恐圣躬罢倦。’上曰：‘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因知好学者读万卷书，非虚语耳。’”在读书之余，广求不同种类的图书，则更是太宗皇帝的一大乐趣。聚书、读书、著书，三者结合，促使太宗皇帝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思考政治措施，其读书、聚书的目的有求索治国之道的想法，欲从古代典籍中寻求方略，吸取经验教训。
　　第三是小说自身发展的结果。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唐代，进入了繁盛期，唐代创造了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次辉煌。鲁迅先生论及唐代小说创作时写道：“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 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充分肯定了唐人小说的创作成就。唐人小说就是我们现在常称的唐传奇。据现代学者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统计，唐五代单篇传奇与小说集达到了二百二三十种。唐五代传奇的出现是古代小说文体成熟的标志，它构思精巧、情节婉转、辞藻华美，后人甚至认为可以与唐诗相媲美，同为一代之奇。唐五代传奇所散发的夺人光华，使得小说这一文体凸显出来，到了宋初人们编纂类书时已经不能不重视这一文类的存在，于是把小说和其他文献分别开来，归为一类而成《太平广记》。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以唐五代传奇为主体的通俗叙事文学的巨大发展，成为《太平广记》这样的小说类书出现的推动力量。
　　《太平广记》的特点
　　纵观《太平广记》全书，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门目清楚。该书按题材分为92个大类，附以150余个细目。编入的每一个故事，均标出小标题，并摘抄原书中的一段或数段，还注明所摘引的书名，这样极便于读者核查。对每个大类，又视内容的多少，以定卷数之多寡。如“神仙”类共有55卷，“山类”“石类”各1卷。这种编纂方法，使读者开卷之初，就能对其内容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就评价这部书“不特稗说之渊海，且为文心之统计矣”。
　　其次，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前代有些类书，也多少涉及野史小说的内容，但多有断章摘句的弊病。李昉等主编《太平广记》时，则力求故事的完整性，“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比如，卷三为“神仙”类之三，整卷只录“汉武帝”一则，几近万字，编者把《汉武故事》中关于汉武帝好神仙的故事征引殆尽，使读者对这一问题一目了然。最具代表性的是卷四八四到卷四九二所编“杂传记”类，共收录《长恨歌》《莺莺传》等14种唐代传奇，多数长达数千言，《太平广记》皆全文编录。这为保存唐代传奇这朵文学奇葩的原貌，以及促进宋元话本、杂剧和明清小说、戏剧的发展，做了贡献。
　　第三，征引广博。据近代学者邓嗣禹《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统计，该书共征引书籍475种。这些书籍，集先秦至宋初野史小说之大成，真可谓是“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因而，《太平广记》被四库馆臣誉为“小说家之渊海也”。其中所存留的野史小说，其单行本今天半数以上都已经散佚了，就是流传下来的也有不少残阙和错讹之处，现在只能依据《太平广记》来做辑佚和校勘的工作了。鲁迅先生殚精竭虑“钩沉”中国古代小说时，就颇得力于这部类书。这些野史小说资料，在中国文学史、宗教思想史、社会风俗史等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太平广记》的广泛征引，这些野史小说也难逃《汉书·艺文志》所列15种小说荡然无存的命运。
　　对于这部书，鲁迅先生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于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
　　《太平广记》的价值
　　《太平广记》既然被誉为“小说家之渊海”，那么其价值首先体现在小说方面。
　　一是此书的编纂和刊行，促进了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传播，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据文献记载，这样一部以收录古代小说文献为主的类书，在修成之后，不仅有民间坊刻本，而且还有官方刊印本，流传甚广。上至一国的君主、王侯宰相，下至文豪士人，都喜欢阅读这部书。这对古代小说作品的传播，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广记》的流传，使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地位有了较大提升。我们都知道，在古人眼里，小说和小说家都被视为末流，一直不受重视。但《太平广记》的修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趋势。因为这部书和《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一样都是由政府出面“诏诸儒”修纂的，这意味着在官方意识中，“小说”可以与“故事”“文章”平起平坐，也同样可以发挥资政治、助教化的功能。这代表了官方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认可，以及对其地位的肯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太平广记》的编纂，客观上是对当时宋人关于小说认识的一次全面检验和实践，而通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前代文献到底何者为“小说”、何者为“故事”、何者为“文章”的判断甄别，也自然使得“小说”文体观念进一步明确化了。
　　二是《太平广记》所收集的小说文献，为艺人和作家所取资，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此书所记录的一些故事，因其内容精彩、情节生动而深受民间艺人和小说作家的喜爱和青睐，经常被他们习诵和取用，并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一种源头活水。比如，南宋时期的说话艺人就十分重视《太平广记》这部书，将其作为创作和表演的必备参考书。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艺人和作家对于《太平广记》中的故事材料虽多采择，但并非一味地照抄，而是根据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文化心理进行再创造，这就使得话本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以后，小说的创作也多有取材于《太平广记》的。像明代小说集“三言二拍”中的作品，有一些就是根据《太平广记》的材料加工而成的；又如《喻世明言》中《葛令公生遣弄珠儿》，根据的就是《太平广记》卷一七七“葛从周”条，等等。由此看来，说《太平广记》是古代小说的一座宝库也不为过，它促使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走向繁盛。
　　三是《太平广记》中保存的小说文献，为后人从事相关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点在前面略有提及。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对小说这种文体不重视，使得古代小说作品难以很好地保存。如果没有《太平广记》这部书，很多小说恐怕今天早已看不到了。后世学者正是利用了这部类书，辑录出不少早已失传的小说作品。像殷芸《小说》，本是南朝人殷芸编纂的一部小说集，唐时还有流传，但到了明代已经亡佚。上世纪初，鲁迅先生据《太平广记》进行了辑录，收在《古小说钩沉》中。又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汪辟疆先生编《唐人小说》，也多得益于《太平广记》这部书。
　　除了在小说方面，《太平广记》对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史也有一定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指出：“其书虽多谈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错出其间，词章家恒所采用，考证家亦多所取资。”可见，《太平广记》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文学，而是扩大到了社会史的领域。即使单就小说而言，小说也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它能从侧面或者曲折地反映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近年来，学者日益发现《太平广记》中包含了大量不见其他史籍记载的社会史资料，诸如阶级关系、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等。这里试举两例：一是《太平广记》卷二四三“何明远”条引《朝野佥载》所记“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家有绫机五百张”，这是说明唐代私营手工业的典型资料。二是该书卷一六五“王叟”条引《原化记》，卷一七二“赵和”条引《唐阙史》等记载，可以说明隋唐五代客、客戶、庄户、佃户等不同身份之人的存在和状况。如果能对这些资料善加利用，则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