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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之二十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宋史》卷三一四有专传。范仲淹自幼苦读，二十七岁便考中进士，走上了仕途。初任地方官时，他兴利除弊，深得民心。后入京为官，因直谏得罪当权者，而被外放。但范仲淹仍不改初心，忠于职守、清白做官、刚直不阿。面对西夏的侵扰，他以文人之才出任武官，很好地解决了北宋的西北边患。后来，他官至参知政事，着手改革朝廷弊政，发起了“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人赵吉士所著《寄园寄所寄》中引《朝野纪略》，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明太祖洪武时期，苏州人范文从官至御史，因违背皇帝的旨意而被下狱，随即被判处死刑。明太祖朱元璋查看死刑案卷时注意到了范文从的姓名和籍贯，于是急忙将他传唤到跟前，问道：“你是范文正公（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的后人吗？”范文从答道：“我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孙。”朱元璋听后沉默了一会儿，命人取帛五方，亲笔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赐予范文从，并说：“免除你五次死罪！”
这个故事反映了范仲淹本人及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的精神，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依然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中学生必读的经典名篇。
一、年少苦读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祖本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后迁到苏州吴县。他的祖上几代都在吴越王钱氏手下做官。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博学能文，曾任北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即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是一个靠微薄俸禄为生的官员。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范仲淹就出生在徐州。
然而，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其父范墉便去世了。母亲谢氏因“贫而无依”，只好带着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的朱文翰。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
毕竟生在官宦人家，以读书为业，以仕途为目标，来到朱家的范仲淹也没有改变这样的生活轨道。朱文翰知安乡（隶属于今湖南常德），范仲淹就在当地的兴国观读书。此地现有范仲淹读书台遗址，“书台夜雨”至今仍为“安乡八景”之一。后来，朱文翰回到长山，长山县南有长白山（并非今吉林的长白山），风景秀美，有“小泰山”之称。此时的范仲淹就在长白山醴泉寺读书。他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据北宋彭乘《墨客挥犀》记载，那时的范仲淹，生活很贫困，每天煮一锅粟米粥，放置一宿，等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吃两块。怎么吃呢？无非是切点儿韭菜，放点儿醋和盐而已。范仲淹对此毫不在意，只是用全部精力努力读书。三年过后，他的学业大有长进，但他并不满足，而是渴望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寻师问友，增广见闻，以便将来为国家效力。
就在这时，一件事促使他决心离家外出求学。原来，因为很小就被母亲带着嫁入朱家，还改了姓名，因此范仲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朱家在当地还算是富裕，家中子弟习惯了挥霍，范仲淹对这种奢侈浪费的做法很不滿意，就多次劝阻。这引起了朱家兄弟的不满，并嘲讽地说：“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觉得话里有话，盘问之下才得知自己的身世经历。刺激和震惊之余，范仲淹毅然决定离开朱家，到当时的南京（今河南商丘）求学。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南京，进入了应天书院。提起应天书院，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它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在这里，范仲淹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书籍可以阅览，这使他更加刻苦地学习。有时候实在太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再坚持学习。有一次，宋真宗路过南京，应天书院的学生也跟着全城百姓一道去看热闹，希望能见到皇帝的真容，只有范仲淹依然留在书院读书。有个同学问他：“这么难得的场面，你怎么不去看啊？”范仲淹答道：“皇帝总是要见的，将来再见也不晚。”满腔的壮志由此可见。
少年时的经历，对于范仲淹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笔财富。它培养了范仲淹坚强的性格和朴素的生活作风，也使他对下层百姓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为他做官后关心民间疾苦，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初入仕途：兴利除弊的地方官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对于二十七岁的范仲淹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他考中了进士。不久，他就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广德军辖境相当于今安徽广德、郎溪等地，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
到广德军后，范仲淹将母亲接到身边。从外出求学到为官，母亲已经多年未见范仲淹了，此时母子重逢，感人的场景可想而知。
初任官职的范仲淹不同于官场中那些碌碌无为之辈，而是表现出了心系百姓、刚直不阿的品德。在广德军中，他审理案件，不枉不纵，经常抱着审理案件的文书与长官争执是非曲直，并将争论的一些内容写到自己的屏风上，以起到反思、自警的作用。范仲淹还十分重视教育，广德这个地方学习风气不浓，范仲淹就兴办教育事业，聘请名士作老师，使当地读书风气日渐高涨，不断有人考中进士。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范仲淹广德任期满，擢文林郎、权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依然负责案件审理等刑法事务。就在这期间，范仲淹奉母命上书朝廷，奏请恢复范姓。得到朝廷许可后，他又因敬佩南朝文学家江淹的文章誉满天下，而给自己取名“仲淹”，字“希文”。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调任泰州（今属江苏），任西溪镇盐仓监官。这期间，他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和张纶主持修筑捍海堤。泰州和附近的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都位于淮水以南，东临黄海，经常受到海潮的威胁。唐朝时曾在这里修筑过一条捍海堤，但因年久失修，早已毁坏。因此，每年秋季海潮泛滥时，沿海各州往往庐舍漂流，人畜丧亡。即使在退潮后，良田也都变成了盐碱地，百姓无以为生，只好举家逃离。范仲淹任盐官，修堤之事本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是他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向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张纶上书，建议修复捍海堤。张纶也是实干家，他十分赞同范仲淹的意见，并奏请朝廷任命范仲淹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知县，主持整个修复工程。尽管这项工程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其间甚至出现了将要停罢之势。但在范仲淹和张纶的一再主张之下，这一工程终于没有半途而废，并在天圣六年（1028）完工。需要指出的是，天圣四年，由于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他不得不解职回家服丧，因此没有亲眼见到这项工程的完工，但这不能抹杀他修复海堤的政绩。海堤修好后，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场，外逃的居民纷纷返回家乡从事生产。 应该看到，范仲淹初入仕途的十余年都是在地方从政，他兴利除弊，踏踏实实地做着有利于国计民生之事，并取得了良好的政绩，这也为他将来入京为官奠定了基础。
三、再入仕途：京官与地方官之间的起起落落
天圣六年（1028）十二月，范仲淹居丧期满，来到了京城。此前他在地方为官的政绩和声望得到了宰相王曾的赏识。一次，晏殊要向朝廷推荐馆职人员。宋代崇文，执政大臣多来自馆职，因此宋人将其看作是仕途的捷径。宰相王曾得知此事就让晏殊推荐范仲淹。晏殊立即起草推荐书。得到推荐的范仲淹，顺利通过考试，被任命为秘阁校理（负责图书典籍的管理、編写、校勘等）。这是范仲淹再次进入仕途，也是第一次到京城为官。
当时朝中的情况是这样的：六年前，宋仁宗继位时年龄尚幼，决策大权掌握在刘太后的手里。年号“天圣”，意思就是“二人圣”，指的是宋仁宗和刘太后。但此时仁宗已经十八岁了，按理说刘太后应该还政给皇帝，但是，太后却没有这个意思，且渐渐有了飞扬跋扈的态势。面对这种情况，范仲淹从大局出发，毅然上书对刘太后提出了批评。晏殊得知此事后大惊，斥责范仲淹不该这么做，会连累到自己这个举荐人。范仲淹却说自己做官要“上诚于君，下诚于民”。晏殊听后也因惭愧而道歉。
然而，得罪了刘太后，当然就不能在京城立足了。天圣八年，刚做京官一年有余的范仲淹被外放到河中府做通判，通判为地方长官的副手，也有一定的权力。在河中府，范仲淹和当初一样，十分关心百姓的福祉，他鉴于当地郡县行政区域划分过多、导致百姓频繁服役、荒废农时、影响生产和生活的情况，采取了将县合并的措施。此外，虽然身在地方，范仲淹还是以开阔的眼光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的想法。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亲政后的仁宗皇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批忠直的大臣从外放中召回，范仲淹就在其中。仁宗任命他为右司谏，就是我们常说的言官或谏官。有了这种身份，范仲淹上书直陈政事的得失就更无所畏惧了。据记载，有一年江淮一带闹蝗灾，为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赈灾。谁知仁宗对此事不予理睬。范仲淹冒着触犯天颜的危险问仁宗：“如果宫中半日不食会怎样？怎么能置百姓安危于不顾？”仁宗只好派他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这就是范仲淹，即使面对的是于己有召回之恩的皇帝，但在事关天下百姓利益的事情上，他依然敢于直谏，据理力争。
然而，当时朝中势力很大的宰相吕夷简善于迎合帝意，他玩弄权术，排斥异己，最终借着仁宗废后的契机，将敢于直谏的范仲淹排挤出了京城，让其知睦州（今属浙江）。不久又徙知苏州。苏州是范仲淹的家乡，这一次他是以地方父母官的身份回到这里。在苏州，范仲淹主持了一项大的水利工程，为百姓解除了水患，保证了农业的生产。此外，他还兴建学校，培养地方人才。
范仲淹在苏州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第三次进京为官，任天章阁待制，算是皇帝的侍从之官。当时的宰相仍然是吕夷简，吕夷简其实并不否定范仲淹的能力，甚至对他颇为赏识，只是对范仲淹的直言敢谏头疼不已。于是，吕夷简托人对范仲淹说：“你现在是侍从官，不是负责言论的谏官了。”意思是，你以后别乱说话了。范仲淹听后说道：“讨论朝廷事务，正是侍从官的职责，我怎么敢不努力呢？”吕夷简没办法，只好又借机将范仲淹排挤出朝廷，让他知开封府。
开封作为北宋的京城，府内事务繁杂，吕夷简希望用繁重的工作消耗范仲淹的精力，让他无暇旁顾。怎知范仲淹一到开封府，就大力整顿官僚机构，革除弊政，仅仅几个月，开封府就“肃然称治”。这大大提高了范仲淹的声望。另外，范仲淹还上书皇帝，对吕夷简任人唯亲、谎报功绩、结党营私进行了揭发。吕夷简知道后恼羞成怒，利用自己的权势恶意中伤范仲淹。仁宗皇帝听信了谗言，将范仲淹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不久又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再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
可以看到，范仲淹第二次走进仕途，经历比第一次曲折很多，可以说是起起落落。但无论做京官还是地方官，他都重视勤政和清白这两方面素质。因为只有勤勉做事、忠于职守，才能取得良好的政绩；只有清白做官，才能秉持公心、刚直不阿而为百姓谋福。
四、抵御西夏的帅才
在一般人眼中，范仲淹是以文官的身份受到世人推崇的，殊不知他还是一位有着军事和战略眼光的帅才。
事情要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说起。这一年，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紧张起来，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第二年，西夏军就侵犯宋朝边境，李元昊亲率大军进逼延州（今陕西延安）。当时的延州知州范雍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他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并派人去请援军。谁知，元昊早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设下埋伏，援军死伤无数。
三川口惨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中，宋仁宗盛怒之下罢免了范雍的官，但更换的几个统帅都不得力。在危急之时，朝廷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不久又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作为夏竦的副手。韩琦负责泾原路防务（治所在渭州，今甘肃平凉），范仲淹负责鄜延路（治所在延州），夏竦驻扎在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三人互为犄角，组成西北防线。
此时的范仲淹已经年过半百，但他忠心报国的壮志并未减退。他接到任命就奔赴延州前线察看，只见眼前一片荒凉，处处残败。更重要的是，宋朝这个时候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军事方略。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范仲淹对宋朝和西夏的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应对策略。应该说，这不是身为文官的范仲淹胆小怕事，而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战略决策。但是，这个决策却遭到了韩琦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速战速决。结果，好水川一战，宋军失败，不仅证明了韩琦等人速战速决是错误的决策，也让宋仁宗放弃了进攻的方针，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于是，范仲淹在宋、夏边界的前沿阵地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又精炼士卒，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随时防备西夏军的进攻。他还大力争取宋、夏交界处的少数民族，从而巩固了边防，扭转了宋朝被动的 局面。
西夏国小，资源也不丰富，长期的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百姓怨声载道。议和成为西夏国君的最好出路。终于，庆历四年（1043），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向北宋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双方恢复互市贸易；宋朝每年给夏国绢、银、茶等“岁赐”。至此，宋、夏恢复了和平，西北的局势也趋于稳定，范仲淹功不可没。
五、庆历新政
范仲淹处理西北战事的功绩，让宋仁宗对他的才干和忠诚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当时，朝中官僚机构臃肿，军队膨胀，财政支出很大，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局面。“三冗”的负担都是以沉重的赋税加在百姓的头上，官僚不仅享有免役的权利，还侵吞良田，导致階级矛盾不断上升。宋仁宗面临这样的政局，就想到了范仲淹。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被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起主持朝政。仁宗任用范仲淹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让他积极提供改革的意见，以求国内大治，创造太平盛世的局面；而范仲淹也“以天下为己任，……日夜谋虑，兴致太平”。
范仲淹等人根据现实的形势，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并呈送给仁宗皇帝。这十件事分别为：明黜陟，即严格考核现任官吏，提拔有功绩的，撤换有罪过的；抑侥幸，即限制大官僚的恩荫特权；精贡举，即改革科举的考试内容，着重考策论和经书的意义；择官长，即派得力的人到地方检查政绩，奖励能吏，罢免不称职的人；均公田，即改变官员公田分配不均的状况，保证低级官吏的收入；厚农桑，即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修武备，即在京城附近招募卫士，寓兵于农；减徭役，即减轻百姓的差役负担；覃恩信，即免除百姓赋税、徭役等命令，必须兑现，以取信于民；重命令，即重视法令的实行。
仁宗看后，表示赞同，并下诏颁布全国。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
在范仲淹的严格执行下，一大批只领俸禄不务公事的官员被除名，一批有才干的人被提拔到要职。官府的办事效率提高了，百姓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漕运等也均有所改善。当时暮气沉沉的北宋逐渐有了起色。但是，好景不长，一股内在的反对势力逐渐上升，那就是被削夺权力或被抑制财产的大官僚特权阶级。他们联起手来，污蔑范仲淹、富弼等人私树党羽。此时的仁宗皇帝动摇了。到庆历四年，范仲淹见改革再难以推行，便申请以河东陕西宣抚使的身份重返西北前线。
然而，此时守旧势力并不罢休，反而更加嚣张。仁宗最终选择了退缩，庆历五年，他下诏废止一切改革措施，解除范仲淹参知政事和宣抚使的职务，贬至邓州（今属河南）。“庆历新政”失败了。但这次新政，传播了改革的思想，也为后面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借鉴。
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来到邓州的范仲淹，已经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就是在邓州期间，准确地说是在庆历六年（1046），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岳阳楼记》。他用洗练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的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幸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摆脱个人的得失，以国家的前途为重；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时刻为江山社稷和百姓着想，是“进亦忧，退亦忧”，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范仲淹豪迈地说出了那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多么远大的理想！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追求的为官做人的准则，体现了他宽广的胸襟和强烈的责任感。其实，我们回顾范仲淹的为官经历，他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此时说出来，也算是对自己近六十年人生经历的一个总结。正如范仲淹的好友韩琦评价他说：“竭忠尽瘁，知无不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
在邓州三年任期满后，范仲淹又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上，范仲淹又做了一个壮举，就是用毕生大部分的积蓄，在家乡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义庄的作用就相当于现代的慈善机构。这里要说明的是，范仲淹购置义庄的钱是他从自己俸禄里一点一点省下来的。据说，范仲淹晚年有个习惯，睡前都要在心里核计一下一日所需的费用，才能安心入睡。而且，范仲淹一生节俭，他的妻子孩子饮食、衣着都很朴素。他的儿子范纯仁结婚时，有人说新娘子用锦罗做帷幔，范仲淹知道后很不高兴，说：“我们家向来节俭，怎么能用锦罗做帷幔，坏了我们的家法。如果拿到我家，我一定把它烧了。”但是，范仲淹却愿意将钱舍给那些受困的人们。设义庄的这一举措，同样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实践。
后来，范仲淹又知青州（今属山东），此时的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自青州调往颍州（今属安徽），途经徐州时一病不起，最终病逝于此，终年六十四岁。
七、范仲淹为后世树立的“三观”
范仲淹去世后，他从政过的地方，百姓纷纷为其建祠画像，以示纪念；更重要的是他的品格和精神深深影响着后世，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首先是持正修身、淡泊物欲的名利观。中国古代社会，做官的人大多关心自己在仕途上的升迁进退。为求升官，有些官员处心积虑，孜孜以求，甚至弄虚作假，欺君邀功。但范仲淹是个例外。从史书记载上看，他对功名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有功升官，无功虽加于己而不受，有功加之不当亦不受。范仲淹做官后，尽管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他却没有像一些官宦那样追求物质享受，“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不仅自己不浪费，还乐善好施，拿出薪俸帮助穷人，设立义庄。由于其“泛爱乐善，……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可见其深受百姓爱戴。范仲淹的这种品格反映了他注重名誉、节操，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专注于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心志。这种志在报国的崇高理念，也激励和感染了后世之人，南宋朱熹说“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欧阳修在范仲淹去世后这样评价道：“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其次是治国安民、匡救时弊的为政观。范仲淹自幼刻苦求学，进士及第后入仕做官，其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国安邦，他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地方任官时，范仲淹十分关心百姓疾苦，注意安抚百姓，为此甚至敢于犯颜抗争，这是他民本思想的体现。面对西北的边患，范仲淹临危受命，他亲自到前线察看，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策略，最终使边境局势缓和下来，功绩卓著。任参知政事时，范仲淹力主改革，推行新政，针对当时“三冗”的时局，提出改革的十条建议。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最后是舍身进谏、以天下为己任的忠义观。从范仲淹的政治生涯来看，向皇帝进谏言事是其参政的重要内容。进谏，就有可能得罪皇帝和比自己地位高的当权者。但在范仲淹看来，履行臣子的职责，实现安邦治国志向的最好方式就是进谏言事，即使为此丢官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他为了敦促刘太后还政于仁宗，上书朝廷，结果被贬官；他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直陈当朝宰相吕夷简的过失，又遭贬谪。即使这样，范仲淹也无怨无悔，因为他所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事，而不是谋求个人利益的私事，这种行为方式和准则，深深影响着后代的从政者。正如金代元好问总结范仲淹的一生时说道：“文正，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宋史》卷三一四有专传。范仲淹自幼苦读，二十七岁便考中进士，走上了仕途。初任地方官时，他兴利除弊，深得民心。后入京为官，因直谏得罪当权者，而被外放。但范仲淹仍不改初心，忠于职守、清白做官、刚直不阿。面对西夏的侵扰，他以文人之才出任武官，很好地解决了北宋的西北边患。后来，他官至参知政事，着手改革朝廷弊政，发起了“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人赵吉士所著《寄园寄所寄》中引《朝野纪略》，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明太祖洪武时期，苏州人范文从官至御史，因违背皇帝的旨意而被下狱，随即被判处死刑。明太祖朱元璋查看死刑案卷时注意到了范文从的姓名和籍贯，于是急忙将他传唤到跟前，问道：“你是范文正公（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的后人吗？”范文从答道：“我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孙。”朱元璋听后沉默了一会儿，命人取帛五方，亲笔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赐予范文从，并说：“免除你五次死罪！”
这个故事反映了范仲淹本人及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的精神，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依然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中学生必读的经典名篇。
一、年少苦读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祖本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后迁到苏州吴县。他的祖上几代都在吴越王钱氏手下做官。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博学能文，曾任北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即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是一个靠微薄俸禄为生的官员。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范仲淹就出生在徐州。
然而，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其父范墉便去世了。母亲谢氏因“贫而无依”，只好带着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的朱文翰。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
毕竟生在官宦人家，以读书为业，以仕途为目标，来到朱家的范仲淹也没有改变这样的生活轨道。朱文翰知安乡（隶属于今湖南常德），范仲淹就在当地的兴国观读书。此地现有范仲淹读书台遗址，“书台夜雨”至今仍为“安乡八景”之一。后来，朱文翰回到长山，长山县南有长白山（并非今吉林的长白山），风景秀美，有“小泰山”之称。此时的范仲淹就在长白山醴泉寺读书。他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据北宋彭乘《墨客挥犀》记载，那时的范仲淹，生活很贫困，每天煮一锅粟米粥，放置一宿，等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吃两块。怎么吃呢？无非是切点儿韭菜，放点儿醋和盐而已。范仲淹对此毫不在意，只是用全部精力努力读书。三年过后，他的学业大有长进，但他并不满足，而是渴望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寻师问友，增广见闻，以便将来为国家效力。
就在这时，一件事促使他决心离家外出求学。原来，因为很小就被母亲带着嫁入朱家，还改了姓名，因此范仲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朱家在当地还算是富裕，家中子弟习惯了挥霍，范仲淹对这种奢侈浪费的做法很不滿意，就多次劝阻。这引起了朱家兄弟的不满，并嘲讽地说：“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觉得话里有话，盘问之下才得知自己的身世经历。刺激和震惊之余，范仲淹毅然决定离开朱家，到当时的南京（今河南商丘）求学。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南京，进入了应天书院。提起应天书院，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它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在这里，范仲淹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书籍可以阅览，这使他更加刻苦地学习。有时候实在太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再坚持学习。有一次，宋真宗路过南京，应天书院的学生也跟着全城百姓一道去看热闹，希望能见到皇帝的真容，只有范仲淹依然留在书院读书。有个同学问他：“这么难得的场面，你怎么不去看啊？”范仲淹答道：“皇帝总是要见的，将来再见也不晚。”满腔的壮志由此可见。
少年时的经历，对于范仲淹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笔财富。它培养了范仲淹坚强的性格和朴素的生活作风，也使他对下层百姓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为他做官后关心民间疾苦，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初入仕途：兴利除弊的地方官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对于二十七岁的范仲淹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他考中了进士。不久，他就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广德军辖境相当于今安徽广德、郎溪等地，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
到广德军后，范仲淹将母亲接到身边。从外出求学到为官，母亲已经多年未见范仲淹了，此时母子重逢，感人的场景可想而知。
初任官职的范仲淹不同于官场中那些碌碌无为之辈，而是表现出了心系百姓、刚直不阿的品德。在广德军中，他审理案件，不枉不纵，经常抱着审理案件的文书与长官争执是非曲直，并将争论的一些内容写到自己的屏风上，以起到反思、自警的作用。范仲淹还十分重视教育，广德这个地方学习风气不浓，范仲淹就兴办教育事业，聘请名士作老师，使当地读书风气日渐高涨，不断有人考中进士。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范仲淹广德任期满，擢文林郎、权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依然负责案件审理等刑法事务。就在这期间，范仲淹奉母命上书朝廷，奏请恢复范姓。得到朝廷许可后，他又因敬佩南朝文学家江淹的文章誉满天下，而给自己取名“仲淹”，字“希文”。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调任泰州（今属江苏），任西溪镇盐仓监官。这期间，他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和张纶主持修筑捍海堤。泰州和附近的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都位于淮水以南，东临黄海，经常受到海潮的威胁。唐朝时曾在这里修筑过一条捍海堤，但因年久失修，早已毁坏。因此，每年秋季海潮泛滥时，沿海各州往往庐舍漂流，人畜丧亡。即使在退潮后，良田也都变成了盐碱地，百姓无以为生，只好举家逃离。范仲淹任盐官，修堤之事本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是他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向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张纶上书，建议修复捍海堤。张纶也是实干家，他十分赞同范仲淹的意见，并奏请朝廷任命范仲淹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知县，主持整个修复工程。尽管这项工程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其间甚至出现了将要停罢之势。但在范仲淹和张纶的一再主张之下，这一工程终于没有半途而废，并在天圣六年（1028）完工。需要指出的是，天圣四年，由于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他不得不解职回家服丧，因此没有亲眼见到这项工程的完工，但这不能抹杀他修复海堤的政绩。海堤修好后，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场，外逃的居民纷纷返回家乡从事生产。 应该看到，范仲淹初入仕途的十余年都是在地方从政，他兴利除弊，踏踏实实地做着有利于国计民生之事，并取得了良好的政绩，这也为他将来入京为官奠定了基础。
三、再入仕途：京官与地方官之间的起起落落
天圣六年（1028）十二月，范仲淹居丧期满，来到了京城。此前他在地方为官的政绩和声望得到了宰相王曾的赏识。一次，晏殊要向朝廷推荐馆职人员。宋代崇文，执政大臣多来自馆职，因此宋人将其看作是仕途的捷径。宰相王曾得知此事就让晏殊推荐范仲淹。晏殊立即起草推荐书。得到推荐的范仲淹，顺利通过考试，被任命为秘阁校理（负责图书典籍的管理、編写、校勘等）。这是范仲淹再次进入仕途，也是第一次到京城为官。
当时朝中的情况是这样的：六年前，宋仁宗继位时年龄尚幼，决策大权掌握在刘太后的手里。年号“天圣”，意思就是“二人圣”，指的是宋仁宗和刘太后。但此时仁宗已经十八岁了，按理说刘太后应该还政给皇帝，但是，太后却没有这个意思，且渐渐有了飞扬跋扈的态势。面对这种情况，范仲淹从大局出发，毅然上书对刘太后提出了批评。晏殊得知此事后大惊，斥责范仲淹不该这么做，会连累到自己这个举荐人。范仲淹却说自己做官要“上诚于君，下诚于民”。晏殊听后也因惭愧而道歉。
然而，得罪了刘太后，当然就不能在京城立足了。天圣八年，刚做京官一年有余的范仲淹被外放到河中府做通判，通判为地方长官的副手，也有一定的权力。在河中府，范仲淹和当初一样，十分关心百姓的福祉，他鉴于当地郡县行政区域划分过多、导致百姓频繁服役、荒废农时、影响生产和生活的情况，采取了将县合并的措施。此外，虽然身在地方，范仲淹还是以开阔的眼光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的想法。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亲政后的仁宗皇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批忠直的大臣从外放中召回，范仲淹就在其中。仁宗任命他为右司谏，就是我们常说的言官或谏官。有了这种身份，范仲淹上书直陈政事的得失就更无所畏惧了。据记载，有一年江淮一带闹蝗灾，为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赈灾。谁知仁宗对此事不予理睬。范仲淹冒着触犯天颜的危险问仁宗：“如果宫中半日不食会怎样？怎么能置百姓安危于不顾？”仁宗只好派他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这就是范仲淹，即使面对的是于己有召回之恩的皇帝，但在事关天下百姓利益的事情上，他依然敢于直谏，据理力争。
然而，当时朝中势力很大的宰相吕夷简善于迎合帝意，他玩弄权术，排斥异己，最终借着仁宗废后的契机，将敢于直谏的范仲淹排挤出了京城，让其知睦州（今属浙江）。不久又徙知苏州。苏州是范仲淹的家乡，这一次他是以地方父母官的身份回到这里。在苏州，范仲淹主持了一项大的水利工程，为百姓解除了水患，保证了农业的生产。此外，他还兴建学校，培养地方人才。
范仲淹在苏州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第三次进京为官，任天章阁待制，算是皇帝的侍从之官。当时的宰相仍然是吕夷简，吕夷简其实并不否定范仲淹的能力，甚至对他颇为赏识，只是对范仲淹的直言敢谏头疼不已。于是，吕夷简托人对范仲淹说：“你现在是侍从官，不是负责言论的谏官了。”意思是，你以后别乱说话了。范仲淹听后说道：“讨论朝廷事务，正是侍从官的职责，我怎么敢不努力呢？”吕夷简没办法，只好又借机将范仲淹排挤出朝廷，让他知开封府。
开封作为北宋的京城，府内事务繁杂，吕夷简希望用繁重的工作消耗范仲淹的精力，让他无暇旁顾。怎知范仲淹一到开封府，就大力整顿官僚机构，革除弊政，仅仅几个月，开封府就“肃然称治”。这大大提高了范仲淹的声望。另外，范仲淹还上书皇帝，对吕夷简任人唯亲、谎报功绩、结党营私进行了揭发。吕夷简知道后恼羞成怒，利用自己的权势恶意中伤范仲淹。仁宗皇帝听信了谗言，将范仲淹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不久又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再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
可以看到，范仲淹第二次走进仕途，经历比第一次曲折很多，可以说是起起落落。但无论做京官还是地方官，他都重视勤政和清白这两方面素质。因为只有勤勉做事、忠于职守，才能取得良好的政绩；只有清白做官，才能秉持公心、刚直不阿而为百姓谋福。
四、抵御西夏的帅才
在一般人眼中，范仲淹是以文官的身份受到世人推崇的，殊不知他还是一位有着军事和战略眼光的帅才。
事情要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说起。这一年，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紧张起来，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第二年，西夏军就侵犯宋朝边境，李元昊亲率大军进逼延州（今陕西延安）。当时的延州知州范雍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他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并派人去请援军。谁知，元昊早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设下埋伏，援军死伤无数。
三川口惨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中，宋仁宗盛怒之下罢免了范雍的官，但更换的几个统帅都不得力。在危急之时，朝廷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不久又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作为夏竦的副手。韩琦负责泾原路防务（治所在渭州，今甘肃平凉），范仲淹负责鄜延路（治所在延州），夏竦驻扎在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三人互为犄角，组成西北防线。
此时的范仲淹已经年过半百，但他忠心报国的壮志并未减退。他接到任命就奔赴延州前线察看，只见眼前一片荒凉，处处残败。更重要的是，宋朝这个时候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军事方略。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范仲淹对宋朝和西夏的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应对策略。应该说，这不是身为文官的范仲淹胆小怕事，而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战略决策。但是，这个决策却遭到了韩琦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速战速决。结果，好水川一战，宋军失败，不仅证明了韩琦等人速战速决是错误的决策，也让宋仁宗放弃了进攻的方针，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于是，范仲淹在宋、夏边界的前沿阵地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又精炼士卒，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随时防备西夏军的进攻。他还大力争取宋、夏交界处的少数民族，从而巩固了边防，扭转了宋朝被动的 局面。
西夏国小，资源也不丰富，长期的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百姓怨声载道。议和成为西夏国君的最好出路。终于，庆历四年（1043），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向北宋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双方恢复互市贸易；宋朝每年给夏国绢、银、茶等“岁赐”。至此，宋、夏恢复了和平，西北的局势也趋于稳定，范仲淹功不可没。
五、庆历新政
范仲淹处理西北战事的功绩，让宋仁宗对他的才干和忠诚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当时，朝中官僚机构臃肿，军队膨胀，财政支出很大，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局面。“三冗”的负担都是以沉重的赋税加在百姓的头上，官僚不仅享有免役的权利，还侵吞良田，导致階级矛盾不断上升。宋仁宗面临这样的政局，就想到了范仲淹。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被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起主持朝政。仁宗任用范仲淹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让他积极提供改革的意见，以求国内大治，创造太平盛世的局面；而范仲淹也“以天下为己任，……日夜谋虑，兴致太平”。
范仲淹等人根据现实的形势，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并呈送给仁宗皇帝。这十件事分别为：明黜陟，即严格考核现任官吏，提拔有功绩的，撤换有罪过的；抑侥幸，即限制大官僚的恩荫特权；精贡举，即改革科举的考试内容，着重考策论和经书的意义；择官长，即派得力的人到地方检查政绩，奖励能吏，罢免不称职的人；均公田，即改变官员公田分配不均的状况，保证低级官吏的收入；厚农桑，即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修武备，即在京城附近招募卫士，寓兵于农；减徭役，即减轻百姓的差役负担；覃恩信，即免除百姓赋税、徭役等命令，必须兑现，以取信于民；重命令，即重视法令的实行。
仁宗看后，表示赞同，并下诏颁布全国。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
在范仲淹的严格执行下，一大批只领俸禄不务公事的官员被除名，一批有才干的人被提拔到要职。官府的办事效率提高了，百姓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漕运等也均有所改善。当时暮气沉沉的北宋逐渐有了起色。但是，好景不长，一股内在的反对势力逐渐上升，那就是被削夺权力或被抑制财产的大官僚特权阶级。他们联起手来，污蔑范仲淹、富弼等人私树党羽。此时的仁宗皇帝动摇了。到庆历四年，范仲淹见改革再难以推行，便申请以河东陕西宣抚使的身份重返西北前线。
然而，此时守旧势力并不罢休，反而更加嚣张。仁宗最终选择了退缩，庆历五年，他下诏废止一切改革措施，解除范仲淹参知政事和宣抚使的职务，贬至邓州（今属河南）。“庆历新政”失败了。但这次新政，传播了改革的思想，也为后面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借鉴。
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来到邓州的范仲淹，已经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就是在邓州期间，准确地说是在庆历六年（1046），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岳阳楼记》。他用洗练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的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幸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摆脱个人的得失，以国家的前途为重；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时刻为江山社稷和百姓着想，是“进亦忧，退亦忧”，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范仲淹豪迈地说出了那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多么远大的理想！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追求的为官做人的准则，体现了他宽广的胸襟和强烈的责任感。其实，我们回顾范仲淹的为官经历，他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此时说出来，也算是对自己近六十年人生经历的一个总结。正如范仲淹的好友韩琦评价他说：“竭忠尽瘁，知无不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
在邓州三年任期满后，范仲淹又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上，范仲淹又做了一个壮举，就是用毕生大部分的积蓄，在家乡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义庄的作用就相当于现代的慈善机构。这里要说明的是，范仲淹购置义庄的钱是他从自己俸禄里一点一点省下来的。据说，范仲淹晚年有个习惯，睡前都要在心里核计一下一日所需的费用，才能安心入睡。而且，范仲淹一生节俭，他的妻子孩子饮食、衣着都很朴素。他的儿子范纯仁结婚时，有人说新娘子用锦罗做帷幔，范仲淹知道后很不高兴，说：“我们家向来节俭，怎么能用锦罗做帷幔，坏了我们的家法。如果拿到我家，我一定把它烧了。”但是，范仲淹却愿意将钱舍给那些受困的人们。设义庄的这一举措，同样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实践。
后来，范仲淹又知青州（今属山东），此时的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自青州调往颍州（今属安徽），途经徐州时一病不起，最终病逝于此，终年六十四岁。
七、范仲淹为后世树立的“三观”
范仲淹去世后，他从政过的地方，百姓纷纷为其建祠画像，以示纪念；更重要的是他的品格和精神深深影响着后世，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首先是持正修身、淡泊物欲的名利观。中国古代社会，做官的人大多关心自己在仕途上的升迁进退。为求升官，有些官员处心积虑，孜孜以求，甚至弄虚作假，欺君邀功。但范仲淹是个例外。从史书记载上看，他对功名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有功升官，无功虽加于己而不受，有功加之不当亦不受。范仲淹做官后，尽管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他却没有像一些官宦那样追求物质享受，“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不仅自己不浪费，还乐善好施，拿出薪俸帮助穷人，设立义庄。由于其“泛爱乐善，……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可见其深受百姓爱戴。范仲淹的这种品格反映了他注重名誉、节操，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专注于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心志。这种志在报国的崇高理念，也激励和感染了后世之人，南宋朱熹说“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欧阳修在范仲淹去世后这样评价道：“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其次是治国安民、匡救时弊的为政观。范仲淹自幼刻苦求学，进士及第后入仕做官，其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国安邦，他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地方任官时，范仲淹十分关心百姓疾苦，注意安抚百姓，为此甚至敢于犯颜抗争，这是他民本思想的体现。面对西北的边患，范仲淹临危受命，他亲自到前线察看，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策略，最终使边境局势缓和下来，功绩卓著。任参知政事时，范仲淹力主改革，推行新政，针对当时“三冗”的时局，提出改革的十条建议。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最后是舍身进谏、以天下为己任的忠义观。从范仲淹的政治生涯来看，向皇帝进谏言事是其参政的重要内容。进谏，就有可能得罪皇帝和比自己地位高的当权者。但在范仲淹看来，履行臣子的职责，实现安邦治国志向的最好方式就是进谏言事，即使为此丢官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他为了敦促刘太后还政于仁宗，上书朝廷，结果被贬官；他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直陈当朝宰相吕夷简的过失，又遭贬谪。即使这样，范仲淹也无怨无悔，因为他所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事，而不是谋求个人利益的私事，这种行为方式和准则，深深影响着后代的从政者。正如金代元好问总结范仲淹的一生时说道：“文正，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