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美的使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笔墨生涯中，他著述浩繁，但最频繁被人提及的是展现其美学理论的《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等鸿篇巨著。
　　 所以，罗斯金往往是作为艺术评论家而不是文化批评家显影，威廉斯和约翰逊等评论家确乎注意到了他颇具新意的文化观，肯定了他在推进文化概念演进中的作用。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存在着两个罗斯金——一个是“心智健全的美学家”，另一个是“插手社会事务而毁了自己”的罗斯金？
　　 “从艺术批评转向社会批评”乃学界对罗斯金学术发展踪迹的定型化评价。罗斯金的批评重心发生过转移，在晚年更加侧重社会批评，但如果我们因此便得出“从艺术批评转向社会批评”这一结论，难免有简单化之嫌。
　　 无需否认，罗斯金没有像阿诺德等同时代人那样，发表“文化”专论，但他的文化观见诸其所有著述，而且他的著述悉数关乎社会转型问题，自始至终在表征他的这样一种愿望——让“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文化积淀……成为变革时代凝聚人心的力量”。
　　 罗斯金在《致后来者》中指出：“治理与合作在所有事情中都是生命法则，而无政府状态与竞争则是死亡法则。”罗斯金与阿诺德之间可谓存在着某种巧合的联系——文化情结，只不过他的措辞对19世纪英国工业经济的基本原则构成了挑战，抑或说是对19世纪英国所面临一系列文化问题的回应，直接联系着他对转型时代的焦虑。
　　 罗斯金出生在伦敦的一个酒商家庭，在其以游历名山大川、参观古刹名寺为重要内容的一生中，见证了英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迅速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思想、情感和文化危机，比如新旧世界之间的断裂、社会的畸形发展，一如阿诺德的著名诗句所言：“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工业革命所引发的英国社会转型始于18世纪，但直到进入19世纪之后，“转型时代”这一概念才站住了脚，其结果是“人类进步得太快，以致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废弃，可是人类又还没来得及掌握新体制和新学说”。面对“人类进步得太快”这一新的文化现象，罗斯金就像目睹海德公园骚乱的阿诺德那样忧心忡忡：“文明进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人类不再以己身的体能与感知系统来掌握物质的速度与重力，机械之崛起从此改变了生活的内容。”于是便有了罗斯金在文化层面上的一系列思考，以及他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为特征的“文明进展”的焦虑。
　　 罗斯金在此间的文化观与卡莱尔的如下观点一脉相承：“目前受机器主宰的不光有人类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还有人类内部世界和精神世界。”罗斯金认为，机械的进步必然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19世纪的英国人普遍把“进步”机械地理解为赚钱和出名，以致整个国家物质空前繁荣，精神却极度贫困。
　　 罗斯金，所做的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阿诺德的文化批评。阿诺德批评了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弊病，尤其是财富/物质至上。罗斯金也多次对同胞作出过类似评价。在《芝麻与百合花》中，他哀叹英国大众已经失去了阅读和思维能力，而祸根恰恰是对钱财的贪欲。
　　 所以，罗斯金与卡莱尔、阿诺德一样，旨在把批评的矛头对准由工业革命牵引、以机械式进步为内涵的“反文化”现象;他的批评理论源自这样的几组分离：“思想与感受分离;时间与空间分离;肉体与灵魂分离;行动与意图分离;计划与实施分离”。很显然，罗斯金是在整体文化的层面上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遭受侵蚀;以形形色色的“分离”为特征的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这是让罗斯金倍感焦虑的根本原因。
　　 罗斯金对“现代文明”的焦虑是他著书立说的动力，既体现于他的艺术批评，也体现于他的社会批评，自然地注入了正在演变之中的“文化”概念，使其内涵得以扩充与发展。“到了穆勒、阿诺德和罗斯金的时代，对于文明的肤浅及其悖逆自然效应的焦虑开始赋予‘文化’一词新的价值含义。”是故，罗斯金应当像阿诺德、穆勒那样，位列杰出文化批评家之中。
　　作者为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