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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遭误解，笔者必须首先声明：本文无意否认或教唆他人否认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普世价值，亦即那些在《联合国宪章》中载明的人权、平等、正义、自由、社会进步、民生、和平、安全、公共利益、经济发展等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所要达成的目的。
本文试图“对抗”的是卡尔·施米特曾经倡言对抗过的那个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之于普世价值，正如教会之于上帝，头陀之于佛陀，阿訇之于真主，修正主义之于马列原典，前者虽系因袭后者而来，却未必便尽能贯彻其实旨，宗法其精神。1939年，施米特发表了《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围绕门罗主义的国际法斗争》，用美国人在门罗宣言中提出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样由美国人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奉行的又一个原则，即普世主义的原则。施米特指出，大空间思想在门罗宣言中得到了简明扼要的概括，门罗主义作为一种真正的地区主义，与无视地区而将地球变成一个抽象的世界性资本市场的做法处于明显对立的位置上。在施米特看来，后者无疑将会导致地球变为向英美强权的所有干涉开放的空间。
实际上，无论是门罗主义还是普世主义，背后都是美国例外主义。前者是力量不足以与列强在全球争雄时，意图将外部强权排斥在“后院”之外而偏安一隅的消极例外主义；后者是实力膨胀之后，急于将本国利益裹在“普世价值”中向外推销和攫取的积极例外主义。从门罗主义到普世主义，反映的是强权在力量增长过程中的对外策略姿态的演变，无论是反对干涉还是主张干涉，都既无关于公平，也无关于正义，只关涉于强权的利益。
欧洲大空间成为美国普世主义的障碍
二战之后，欧洲沦为焦土，施米特的德意志门罗主义成了黄粱一梦。但是，废墟上的欧洲从煤钢共同体起步，到关税同盟、统一市场，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再到统一货币推出欧元，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作为国际法单位的“大空间”正在以欧盟委员会等形式，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这样看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稳步前进，似乎又在一步步印证施米特的欧洲大空间思想。
欧洲大空间的背后有其特殊的经济动力与发展逻辑。实际上，大空间一词在一战后的流行，首先就见于经济学讨论中。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日薄西山，非殖民地化的高潮掀起，德法等国海外领土逐渐与宗主国剥离，欧洲大国无法再在欧洲外部世界上控制一片市场来发展本国的贸易、投资。在国家林立的欧洲，如果不能打开内部一体化的大门，以统一市场的规模来迎合工业化时代分工与专业化的需要，本地区的生产率将无法得到提升。长期来看，欧洲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西德总理科尔、意大利总理安德列奥蒂等欧洲联邦主义者看到了这一点，开始设计用欧元来将欧洲主要国家“永久性”地捆绑到一起。尽管在普世价值上欧美并无严重的分歧，但对美国所提倡和践行的普世主义，欧洲也颇有微词。欧元本身就是欧洲大空间排斥外空间干涉的象征。正如丁一凡教授所言，“欧元的出世不是偶然事件，是欧洲人要对付美元霸权的产物”。
反过来看，欧洲大空间也越来越成为美国普世主义的障碍。在美国历史学者赫尔曼（Arthur Herman）看来，今日的欧洲已经不再是昔日驱动西方文明引擎并作为美国文化和科学之家园的欧洲。今日的欧洲，是“一个在冷战之末，经由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帝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他不无欣快地指出，“欧洲的所作所为将会埋葬自己。欧洲面临规则与制度的崩溃。国家入不敷出，债台高垒，面对第三世界移民问题的失控，欧洲人束手无策。希腊债务危机只是这个体制中一道最明显的伤痕，证明其不得人心之处比比皆是，缺乏效率之举与日俱增。长此以往，个人自由将被扼杀，工作机会亦会消亡，经济增长限于停滞。”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显示，“没有哪个伟大的帝国像今日的欧洲这样迅速而断然地滑向崩溃”，“欧洲的死亡，将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
亚洲国家能形成自己的大空间吗
将目光由欧罗巴转向亚细亚。亚洲国家能否仿效欧洲国家形成自己的大空间，来减小外部干涉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呢？一些国家曾有过这样的努力，东亚经济一体化一开始也有向欧洲取经之意。但反观亚洲的实践，要形成类似于欧洲那样的大空间十分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亚洲国家间历史情仇、政治分歧或意识形态隔阂有多么的根深蒂固，甚至也不在于美国对这一地区长期干涉传统的牢不可破，更具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亚洲已经错过了产生大空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最佳历史阶段。
前面已经述及，欧洲大空间直接起源于传统工业化时代、旨在共同掌管成员国煤钢工业的煤钢共同体。这里，生产的空间是整齐划一、便于控制和管理并且高度依赖于地缘的，这一初始条件让欧洲因着历史的路径走上了施米特所说的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的路径。亚洲希望继踵其后搞区域一体化时，传统工业化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后工业化时代“碎片化”的生产方式已悄然成型。整齐划一的生产空间已经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研究、开发、制造、能源、组装、测试、销售、售后服务等产业单元。就国家视野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承认，在所谓“泛亚洲垂直综合供应链”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接入了巴西、智利、坦桑尼亚、加蓬等非亚洲国家。那种一两个大国为核心、邻近小国作为成员的分工空间模式正在消亡，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大空间的努力，越来越面临事倍功半的困境。
这是一个地理周边的重要性逐渐向“生理周边”转移的时代。笔者在《世界知识》2011年第3期发表的《给东北亚一个“暖源”》一文中，曾经对生理周边做过一个解释：“若将经济联系比拟为生物体之间的共生依赖，则生理周边是那些在市场、投资或产品等方面对于中国存在高度不对称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对于生理周边，中国不追求不对称依赖的不断扩大，而是要增进它们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共同维护整个区域的安全和相互依赖，最终实现对以中国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市场和生产体系的依赖。”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正在从一个地理周边与生理周边高度重合的时代，走向两者逐渐分离的时代。研究发现，二十年前，美国的生理周边国主要集中在拉美，现在已经广布全球。当前，对中国存在高度不对称依赖的国家和地区，也不限于东亚甚至亚洲，而是广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等地。
碎片化的后工业化时代，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的做法已经很难再复制到亚洲，更可行的策略是以云空间对抗普世主义，即不再拘泥于地缘空间的藩篱，充分考虑对碎片化的政治经济空间的整合及同步化处理。
怎样认识云空间
除了分布特点上的差异之外，云空间的内部特征与大空间还有以下不同。首先，云空间不带有大国对小国的管控或强制（由于地缘上的远隔，云空间中的大国对小国实施显性或隐性管控与强制的成本远高于大空间之中），不是以本地区的大国管控排斥外空间的强权殖民，因此主要是通过互惠（甚至一定时期内单向的利益输送）来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其次，云空间之中，国家之间的协同多于收买。即，各国之间主要是通过产业分工的链条链接成网络，而非仅仅是通过（原材料、能源等）贸易的链条来链接。分工链条带来的政治经济稳定性，要远高于单纯的贸易联系。第三，云空间并非一个严格的封闭空间，而是一个不断扩展的空间，甚至那些在大空间理论中被视为外空间的要素，也可以经过特定的“标准化”转换，成为云空间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上，所谓的普世主义反倒更显僵硬和不那么普遍适用。
总之，普世价值虽然能为不同文明所公认，但其实践途径是多元化的，其制度依托、实现形式是具有多样性的。亚洲国家完全可以联合世界上其他志同道合者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参证普世价值的真义，云空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本文试图“对抗”的是卡尔·施米特曾经倡言对抗过的那个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之于普世价值，正如教会之于上帝，头陀之于佛陀，阿訇之于真主，修正主义之于马列原典，前者虽系因袭后者而来，却未必便尽能贯彻其实旨，宗法其精神。1939年，施米特发表了《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围绕门罗主义的国际法斗争》，用美国人在门罗宣言中提出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样由美国人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奉行的又一个原则，即普世主义的原则。施米特指出，大空间思想在门罗宣言中得到了简明扼要的概括，门罗主义作为一种真正的地区主义，与无视地区而将地球变成一个抽象的世界性资本市场的做法处于明显对立的位置上。在施米特看来，后者无疑将会导致地球变为向英美强权的所有干涉开放的空间。
实际上，无论是门罗主义还是普世主义，背后都是美国例外主义。前者是力量不足以与列强在全球争雄时，意图将外部强权排斥在“后院”之外而偏安一隅的消极例外主义；后者是实力膨胀之后，急于将本国利益裹在“普世价值”中向外推销和攫取的积极例外主义。从门罗主义到普世主义，反映的是强权在力量增长过程中的对外策略姿态的演变，无论是反对干涉还是主张干涉，都既无关于公平，也无关于正义，只关涉于强权的利益。
欧洲大空间成为美国普世主义的障碍
二战之后，欧洲沦为焦土，施米特的德意志门罗主义成了黄粱一梦。但是，废墟上的欧洲从煤钢共同体起步，到关税同盟、统一市场，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再到统一货币推出欧元，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作为国际法单位的“大空间”正在以欧盟委员会等形式，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这样看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稳步前进，似乎又在一步步印证施米特的欧洲大空间思想。
欧洲大空间的背后有其特殊的经济动力与发展逻辑。实际上，大空间一词在一战后的流行，首先就见于经济学讨论中。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日薄西山，非殖民地化的高潮掀起，德法等国海外领土逐渐与宗主国剥离，欧洲大国无法再在欧洲外部世界上控制一片市场来发展本国的贸易、投资。在国家林立的欧洲，如果不能打开内部一体化的大门，以统一市场的规模来迎合工业化时代分工与专业化的需要，本地区的生产率将无法得到提升。长期来看，欧洲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西德总理科尔、意大利总理安德列奥蒂等欧洲联邦主义者看到了这一点，开始设计用欧元来将欧洲主要国家“永久性”地捆绑到一起。尽管在普世价值上欧美并无严重的分歧，但对美国所提倡和践行的普世主义，欧洲也颇有微词。欧元本身就是欧洲大空间排斥外空间干涉的象征。正如丁一凡教授所言，“欧元的出世不是偶然事件，是欧洲人要对付美元霸权的产物”。
反过来看，欧洲大空间也越来越成为美国普世主义的障碍。在美国历史学者赫尔曼（Arthur Herman）看来，今日的欧洲已经不再是昔日驱动西方文明引擎并作为美国文化和科学之家园的欧洲。今日的欧洲，是“一个在冷战之末，经由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帝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他不无欣快地指出，“欧洲的所作所为将会埋葬自己。欧洲面临规则与制度的崩溃。国家入不敷出，债台高垒，面对第三世界移民问题的失控，欧洲人束手无策。希腊债务危机只是这个体制中一道最明显的伤痕，证明其不得人心之处比比皆是，缺乏效率之举与日俱增。长此以往，个人自由将被扼杀，工作机会亦会消亡，经济增长限于停滞。”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显示，“没有哪个伟大的帝国像今日的欧洲这样迅速而断然地滑向崩溃”，“欧洲的死亡，将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
亚洲国家能形成自己的大空间吗
将目光由欧罗巴转向亚细亚。亚洲国家能否仿效欧洲国家形成自己的大空间，来减小外部干涉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呢？一些国家曾有过这样的努力，东亚经济一体化一开始也有向欧洲取经之意。但反观亚洲的实践，要形成类似于欧洲那样的大空间十分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亚洲国家间历史情仇、政治分歧或意识形态隔阂有多么的根深蒂固，甚至也不在于美国对这一地区长期干涉传统的牢不可破，更具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亚洲已经错过了产生大空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最佳历史阶段。
前面已经述及，欧洲大空间直接起源于传统工业化时代、旨在共同掌管成员国煤钢工业的煤钢共同体。这里，生产的空间是整齐划一、便于控制和管理并且高度依赖于地缘的，这一初始条件让欧洲因着历史的路径走上了施米特所说的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的路径。亚洲希望继踵其后搞区域一体化时，传统工业化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后工业化时代“碎片化”的生产方式已悄然成型。整齐划一的生产空间已经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研究、开发、制造、能源、组装、测试、销售、售后服务等产业单元。就国家视野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承认，在所谓“泛亚洲垂直综合供应链”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接入了巴西、智利、坦桑尼亚、加蓬等非亚洲国家。那种一两个大国为核心、邻近小国作为成员的分工空间模式正在消亡，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大空间的努力，越来越面临事倍功半的困境。
这是一个地理周边的重要性逐渐向“生理周边”转移的时代。笔者在《世界知识》2011年第3期发表的《给东北亚一个“暖源”》一文中，曾经对生理周边做过一个解释：“若将经济联系比拟为生物体之间的共生依赖，则生理周边是那些在市场、投资或产品等方面对于中国存在高度不对称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对于生理周边，中国不追求不对称依赖的不断扩大，而是要增进它们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共同维护整个区域的安全和相互依赖，最终实现对以中国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市场和生产体系的依赖。”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正在从一个地理周边与生理周边高度重合的时代，走向两者逐渐分离的时代。研究发现，二十年前，美国的生理周边国主要集中在拉美，现在已经广布全球。当前，对中国存在高度不对称依赖的国家和地区，也不限于东亚甚至亚洲，而是广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等地。
碎片化的后工业化时代，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的做法已经很难再复制到亚洲，更可行的策略是以云空间对抗普世主义，即不再拘泥于地缘空间的藩篱，充分考虑对碎片化的政治经济空间的整合及同步化处理。
怎样认识云空间
除了分布特点上的差异之外，云空间的内部特征与大空间还有以下不同。首先，云空间不带有大国对小国的管控或强制（由于地缘上的远隔，云空间中的大国对小国实施显性或隐性管控与强制的成本远高于大空间之中），不是以本地区的大国管控排斥外空间的强权殖民，因此主要是通过互惠（甚至一定时期内单向的利益输送）来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其次，云空间之中，国家之间的协同多于收买。即，各国之间主要是通过产业分工的链条链接成网络，而非仅仅是通过（原材料、能源等）贸易的链条来链接。分工链条带来的政治经济稳定性，要远高于单纯的贸易联系。第三，云空间并非一个严格的封闭空间，而是一个不断扩展的空间，甚至那些在大空间理论中被视为外空间的要素，也可以经过特定的“标准化”转换，成为云空间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上，所谓的普世主义反倒更显僵硬和不那么普遍适用。
总之，普世价值虽然能为不同文明所公认，但其实践途径是多元化的，其制度依托、实现形式是具有多样性的。亚洲国家完全可以联合世界上其他志同道合者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参证普世价值的真义，云空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