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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写作，大致可以分成几大类，一是基于教材研究的历史问题分析类论文，二是基于教学设计的课例研究类论文，三是基于课堂观察的评课类论文，四是历史教育和历史课程理论视野下的历史课程类论文。这四类论文的写作，也暗含了一个历史教师专业成长的路径，即需要从熟悉教材，到能够熟练地进行教学设计，再成长为听评课的能手，继而成长为对历史教育、历史课程理论有所理解并能实践的教师。所以，回顾自己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经历，实际上是怀着感恩之心，梳理自己的成长之路，感谢师友对自己的帮助，感谢《历史教学》杂志对自己的提携。
一、教材分析：与历史对话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时，在一个农村初级中学教书，学校里有一位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王老师，把珍藏了多年的杂志抱出来，说：这些杂志可以看看，有利于教好历史课。“这些杂志”大体是两种，一是《历史研究》，二是《历史教学》。我如获至宝地开始阅读，却发现这两本杂志的主要内容大多是对历史问题的剖析，而且所选择的历史问题与初中历史教学关联并不紧密。阅读这样的内容，以我初浅的学力，无法与作者形成有效“心灵对话”，倒是后来订阅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其中的教学课例给我以极大启发，教学才慢慢地上了道。《历史教学》对于当时的我而言，不啻高山大河，爬不上、跨不过。但无论如何，我是感谢王老师的，虽然执拗的脾气总让他在学校里显得格格不入，我却始终尊敬他。
依托历史教材对相关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是《历史教学》杂志长期以来坚持的做法，也是杂志的办刊风格，如果能够长期坚持阅读这类文章，一定能够提升历史教师的史学基本功。我因为年轻时阅读散漫，历史专业知识的学习总是处于“补漏洞”的状态，到后来“恶补”时除了阅读专著外，常常靠专业杂志阅读来填补自己史学知识的不足。我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过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政府对农业的“哺育”——浅析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发表于《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1年第7期，这还是在任世江主编的鞭策下写就的。切口小，从教材中“调节农业生产”一段文字入手，以农业政策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罗斯福新政的措施与特点，挖掘了新政对后世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写作，让我阅读了更多的历史文献，有助于我沉下心来分析教学中所遇到的各种历史问题，而不仅仅是追求教学形式，进一步确立了“历史学是历史教育的重要基础”这一认识。后来，在培养青年教师时，我也非常注重史学功底的培养，提出了“不读十万字不进一课堂”的说法，这里的阅读更多地是指与本课教学相关的历史知识与认识。
二、课例研究：与学生对话
教师的研究特点是实践研究，教师写作的主要来源是课堂。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或教学案例的写作，是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后而得出来的成果，它既有对历史问题的分析，也有对教学本身的理解。但我以为，这种写作更多的是与学生对话的记录或叙写，因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是服务与发展学生，即便许多教学设计花很多篇幅分析教材内容，但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与学生对话。因此，课例研究类论文的关键之处要写出与学生对话的目的、手段、内容与方法，否则这类文章就失去了课堂的鲜活生动及价值意义。
我第一次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是2006年7月，在华东师范大学聂幼犁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写作，并得到《历史教学》的认可，是我历史教学研究过程的一次重要历练。
《一堂历史课：爱国主义的回归》一文记录的是我在课堂上与学生关于爱国主义的对话，文章写成后，我斗胆发给聂教授审阅。聂教授估计当时也不会使用电子文档的“修订”模式，文稿被他涂上了各种颜色，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辨识出哪些是需要删掉的，哪些是新添加的。需要删掉的文字和需要增加的文字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很奇异的组合，正是这种奇异的组合，留在我心底若干年。
首先是聂教授的严谨与用心。他的修改不是大方向的指点，而是逐字逐句地改，帮我修正了文章中的口语用法、表达不准确、不精练的部分。比如文章开篇的第一句，我的原文是“爱国主义教育是世界各国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爱国主义教育亦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聂教授修改成“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样读起来就文通句达了。
其次是聂教授的教学智慧。聂教授对文章的修改，引导我思考历史教师应如何与学生进行课堂对话并且记录之。文章的初稿“原生态”地记录了我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慷慨陈词：“我们不仅要爱国，也要爱人类普遍的文明！”聂教授帮我修改、补充了一些观点和句子：“爱国不是空洞的说教与口号，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具体的行为。”“爱国需要激情，也会有各种形式的牺牲，但爱国的激情与牺牲必须与爱国的理性相结合。”修改、补写的这些部分体现了高超的教学智慧。
2005年前后，从“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到“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我们网络教研热烈讨论的话题。这篇从“五四运动”一课教学而引发的写作，是对我另一篇文章《从唱国歌所展开的历史教育》思考的继续，是对爱国主义如何去掉空洞的外衣、走向生活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现在回过头来看，文章初稿虽然不乏闪光点，但那时的我何尝不像学生一样充满热情却又稚嫩莽撞而缺乏师者的智慧？聂教授对文章的修改，让我意识到自己对于“理性爱国”的理解还是很肤浅。聂教授如是道：“爱国需要激情，也会有各种形式的牺牲，但爱国的激情与牺牲必须与爱国的理性相结合，要以追求人类的文明为准则，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聂教授的修改，让这堂爱国主义教育的师生对话，不仅从宏大叙事回归生活和實践，更是从非理性回归理性。
三、课堂观察：与教师对话
我做过15年中学历史教师，后又做了12年教研员，上过很多课，也听过很多课，评过很多课。做教研员的经历让我感受到，每一次听课都是一次与师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对话，而评课则是一场与授课教师的心灵对话。 2009年，彭禹老师在上海名师孔繁刚的带领下来广东交流，上了一堂“新航路开辟”公开课。彭老师以“为什么是他们”这一问题为驱动，带领学生与历史对话，去发现那些曾经的“发现”。彼时“时空观念”一词还没有被广泛提及，彭老师以几幅世界地图引发学生思考“欧洲人是如何走出中世纪的”，拉开了对新航路开辟背景的分析;选取马可·波罗、哥伦布、拉普拉普几个人物，贯穿于新航路开辟背景、经过与影响的分析，引导学生分析“人”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影响与作用;他从“地理大发现”这个概念入手与学生对话，分析了新航路开辟对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这是一节“大开大合”的历史课。通过《观念的冲击》一文的写作，我与彭老师展开了深入的对话，我感受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教育：“课堂的‘灵魂’就是一个永恒的追问：无尽流转的时间舞台上，人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人被历史所造就，但人也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而未来则由新的历史所创造。”彭老师以“历史中的人”和“历史学习中的人”为中心，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使得课堂充满了历史的智慧与人格的魅力。可见，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不但要对历史有独到的见解，对历史教育也要有自己的观点，才能在短短40分钟的课堂里用丰富的历史知识与卓越的历史见识与学生进行对话。
写评课类的文章，不是对授课者的审判，而是与教师的一场心灵对话，去发现教师在授课中体现了怎样的历史观与历史教育观，并如何贯彻之、实践之。在听课中，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师运用了一些好的教学策略，但往往不明白“何以如此”，而作为课堂观察者，则要以“他者”的角色帮助授课者厘清一节历史课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和历史教育观、教学观，甚至还包括学生观、课堂观、评价观等，从而把偶然的教学行为转化为教学经验，进而在理论的指导下转化为教学能力和教学素养。2018年5月，在上海特级教师李惠军老师的指导下，我与何成刚博士合作撰写了《史学阅读成果转化为教学设计智慧的路径探析》一文，在文中我们提出教师的素养最终体现为教学智慧，形成教学智慧已成为当下教师专业成长的最高追求。
四、课程论文：与历史教育对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研究的深入，我不再满足于对课例的研究，把目光投向历史教育领域这一片深蓝大海。2013年，我参与了《历史教学》编辑部组织的“怎样的一堂课才是好课”的笔谈大讨论，《追求历史教学价值——探寻课堂教学本质》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从2013年第11期至2014年第11期，《历史教学》刊登了16篇文章讨论“历史好课的标准”，是近30年来最集中的一次。拙文从“为什么而教”“教什么”“怎么教”三个问题出发，通过案例阐述了自己对历史课堂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的看法，是对自己多年历史教学理解的一个总结，也是自己对历史教学的认识从知识立意、能力立意到素养立意的重大转折。此后，我紧扣核心素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中学历史教育才能不负这个时代？相继发表了《核心素养视野下的历史教学理解与教学实践》《围绕素养立意的历史课堂构建——例谈对“一节好的历史课”的再思考》《核心素养的教师话题：做一个完整的人》《“唯物史观”素养水平划分的分析与建议》等文章，围绕核心素养的理解、课堂构建、水平划分及教师专业成长等话题展开，在写作中深化自己对历史教育教学的理解。
先贤有“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语）的决心，相比其他精进的中学历史教学界同仁，我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数量不多、水平有限的几篇文章。但在回顾这些文章写作与发表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在历史教育师友同仁的帮助下，从一枚青果型教师向成熟型、研究型教师转变成长。感谢《历史教学》杂志及其他中学历史教学专业杂志所提供的平台，这是一个研究、交流的平台，也是一个成果展示的平台——正是这种展示，激发了我不断地努力追求历史教育教学新境界。借《历史教学》创刊70周年之际，我借本文回顾自己的写作历程，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历史教育教学研究与写作心得对青年一代有所帮助，并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編后记：初见夏老师，就被其温润的气质所吸引，但听其讲座，观其工作，还有一种飒爽之风蕴于其中，极有魅力。
【作者简介】夏辉辉，广西教育学院教学研究部教研员。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一、教材分析：与历史对话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时，在一个农村初级中学教书，学校里有一位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王老师，把珍藏了多年的杂志抱出来，说：这些杂志可以看看，有利于教好历史课。“这些杂志”大体是两种，一是《历史研究》，二是《历史教学》。我如获至宝地开始阅读，却发现这两本杂志的主要内容大多是对历史问题的剖析，而且所选择的历史问题与初中历史教学关联并不紧密。阅读这样的内容，以我初浅的学力，无法与作者形成有效“心灵对话”，倒是后来订阅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其中的教学课例给我以极大启发，教学才慢慢地上了道。《历史教学》对于当时的我而言，不啻高山大河，爬不上、跨不过。但无论如何，我是感谢王老师的，虽然执拗的脾气总让他在学校里显得格格不入，我却始终尊敬他。
依托历史教材对相关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是《历史教学》杂志长期以来坚持的做法，也是杂志的办刊风格，如果能够长期坚持阅读这类文章，一定能够提升历史教师的史学基本功。我因为年轻时阅读散漫，历史专业知识的学习总是处于“补漏洞”的状态，到后来“恶补”时除了阅读专著外，常常靠专业杂志阅读来填补自己史学知识的不足。我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过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政府对农业的“哺育”——浅析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发表于《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1年第7期，这还是在任世江主编的鞭策下写就的。切口小，从教材中“调节农业生产”一段文字入手，以农业政策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罗斯福新政的措施与特点，挖掘了新政对后世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写作，让我阅读了更多的历史文献，有助于我沉下心来分析教学中所遇到的各种历史问题，而不仅仅是追求教学形式，进一步确立了“历史学是历史教育的重要基础”这一认识。后来，在培养青年教师时，我也非常注重史学功底的培养，提出了“不读十万字不进一课堂”的说法，这里的阅读更多地是指与本课教学相关的历史知识与认识。
二、课例研究：与学生对话
教师的研究特点是实践研究，教师写作的主要来源是课堂。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或教学案例的写作，是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后而得出来的成果，它既有对历史问题的分析，也有对教学本身的理解。但我以为，这种写作更多的是与学生对话的记录或叙写，因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是服务与发展学生，即便许多教学设计花很多篇幅分析教材内容，但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与学生对话。因此，课例研究类论文的关键之处要写出与学生对话的目的、手段、内容与方法，否则这类文章就失去了课堂的鲜活生动及价值意义。
我第一次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是2006年7月，在华东师范大学聂幼犁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写作，并得到《历史教学》的认可，是我历史教学研究过程的一次重要历练。
《一堂历史课：爱国主义的回归》一文记录的是我在课堂上与学生关于爱国主义的对话，文章写成后，我斗胆发给聂教授审阅。聂教授估计当时也不会使用电子文档的“修订”模式，文稿被他涂上了各种颜色，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辨识出哪些是需要删掉的，哪些是新添加的。需要删掉的文字和需要增加的文字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很奇异的组合，正是这种奇异的组合，留在我心底若干年。
首先是聂教授的严谨与用心。他的修改不是大方向的指点，而是逐字逐句地改，帮我修正了文章中的口语用法、表达不准确、不精练的部分。比如文章开篇的第一句，我的原文是“爱国主义教育是世界各国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爱国主义教育亦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聂教授修改成“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样读起来就文通句达了。
其次是聂教授的教学智慧。聂教授对文章的修改，引导我思考历史教师应如何与学生进行课堂对话并且记录之。文章的初稿“原生态”地记录了我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慷慨陈词：“我们不仅要爱国，也要爱人类普遍的文明！”聂教授帮我修改、补充了一些观点和句子：“爱国不是空洞的说教与口号，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具体的行为。”“爱国需要激情，也会有各种形式的牺牲，但爱国的激情与牺牲必须与爱国的理性相结合。”修改、补写的这些部分体现了高超的教学智慧。
2005年前后，从“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到“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我们网络教研热烈讨论的话题。这篇从“五四运动”一课教学而引发的写作，是对我另一篇文章《从唱国歌所展开的历史教育》思考的继续，是对爱国主义如何去掉空洞的外衣、走向生活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现在回过头来看，文章初稿虽然不乏闪光点，但那时的我何尝不像学生一样充满热情却又稚嫩莽撞而缺乏师者的智慧？聂教授对文章的修改，让我意识到自己对于“理性爱国”的理解还是很肤浅。聂教授如是道：“爱国需要激情，也会有各种形式的牺牲，但爱国的激情与牺牲必须与爱国的理性相结合，要以追求人类的文明为准则，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聂教授的修改，让这堂爱国主义教育的师生对话，不仅从宏大叙事回归生活和實践，更是从非理性回归理性。
三、课堂观察：与教师对话
我做过15年中学历史教师，后又做了12年教研员，上过很多课，也听过很多课，评过很多课。做教研员的经历让我感受到，每一次听课都是一次与师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对话，而评课则是一场与授课教师的心灵对话。 2009年，彭禹老师在上海名师孔繁刚的带领下来广东交流，上了一堂“新航路开辟”公开课。彭老师以“为什么是他们”这一问题为驱动，带领学生与历史对话，去发现那些曾经的“发现”。彼时“时空观念”一词还没有被广泛提及，彭老师以几幅世界地图引发学生思考“欧洲人是如何走出中世纪的”，拉开了对新航路开辟背景的分析;选取马可·波罗、哥伦布、拉普拉普几个人物，贯穿于新航路开辟背景、经过与影响的分析，引导学生分析“人”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影响与作用;他从“地理大发现”这个概念入手与学生对话，分析了新航路开辟对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这是一节“大开大合”的历史课。通过《观念的冲击》一文的写作，我与彭老师展开了深入的对话，我感受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教育：“课堂的‘灵魂’就是一个永恒的追问：无尽流转的时间舞台上，人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人被历史所造就，但人也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而未来则由新的历史所创造。”彭老师以“历史中的人”和“历史学习中的人”为中心，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使得课堂充满了历史的智慧与人格的魅力。可见，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不但要对历史有独到的见解，对历史教育也要有自己的观点，才能在短短40分钟的课堂里用丰富的历史知识与卓越的历史见识与学生进行对话。
写评课类的文章，不是对授课者的审判，而是与教师的一场心灵对话，去发现教师在授课中体现了怎样的历史观与历史教育观，并如何贯彻之、实践之。在听课中，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师运用了一些好的教学策略，但往往不明白“何以如此”，而作为课堂观察者，则要以“他者”的角色帮助授课者厘清一节历史课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和历史教育观、教学观，甚至还包括学生观、课堂观、评价观等，从而把偶然的教学行为转化为教学经验，进而在理论的指导下转化为教学能力和教学素养。2018年5月，在上海特级教师李惠军老师的指导下，我与何成刚博士合作撰写了《史学阅读成果转化为教学设计智慧的路径探析》一文，在文中我们提出教师的素养最终体现为教学智慧，形成教学智慧已成为当下教师专业成长的最高追求。
四、课程论文：与历史教育对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研究的深入，我不再满足于对课例的研究，把目光投向历史教育领域这一片深蓝大海。2013年，我参与了《历史教学》编辑部组织的“怎样的一堂课才是好课”的笔谈大讨论，《追求历史教学价值——探寻课堂教学本质》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从2013年第11期至2014年第11期，《历史教学》刊登了16篇文章讨论“历史好课的标准”，是近30年来最集中的一次。拙文从“为什么而教”“教什么”“怎么教”三个问题出发，通过案例阐述了自己对历史课堂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的看法，是对自己多年历史教学理解的一个总结，也是自己对历史教学的认识从知识立意、能力立意到素养立意的重大转折。此后，我紧扣核心素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中学历史教育才能不负这个时代？相继发表了《核心素养视野下的历史教学理解与教学实践》《围绕素养立意的历史课堂构建——例谈对“一节好的历史课”的再思考》《核心素养的教师话题：做一个完整的人》《“唯物史观”素养水平划分的分析与建议》等文章，围绕核心素养的理解、课堂构建、水平划分及教师专业成长等话题展开，在写作中深化自己对历史教育教学的理解。
先贤有“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语）的决心，相比其他精进的中学历史教学界同仁，我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数量不多、水平有限的几篇文章。但在回顾这些文章写作与发表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在历史教育师友同仁的帮助下，从一枚青果型教师向成熟型、研究型教师转变成长。感谢《历史教学》杂志及其他中学历史教学专业杂志所提供的平台，这是一个研究、交流的平台，也是一个成果展示的平台——正是这种展示，激发了我不断地努力追求历史教育教学新境界。借《历史教学》创刊70周年之际，我借本文回顾自己的写作历程，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历史教育教学研究与写作心得对青年一代有所帮助，并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編后记：初见夏老师，就被其温润的气质所吸引，但听其讲座，观其工作，还有一种飒爽之风蕴于其中，极有魅力。
【作者简介】夏辉辉，广西教育学院教学研究部教研员。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