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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不管人们讲他是军阀也好，山西土皇帝也罢，然而，确确实实他既不同于其他新老军阀，也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实力派。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哲学思想上，他都有自己的一套。中肯地讲，如果没有其过人之处，绝不可能统治山西38年，并被称之为旧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这从他的《日记》中，也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祖国大陆保存的《阎锡山日记》的出版，对于研究阎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以及其统治山西38年的歷史史实，鉴古而知今是颇有裨益的。
《阎锡山日记》有正、副本各一套，均为抄本。其中一套，新中国成立后由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收藏，现藏于山西省档案馆。另一套于1945年由阎身边的人带至上海，后转往台北。关于阎《日记》的论述，担任过阎侍从秘书的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李蓼源，曾在1994年《山西档案》第五期发表《〈阎锡山日记〉述略》一文，从政协文史委角度所做的工作，就阎的《日记》和内容的分类作了精辟而简明扼要的论述。而以同样标题收辑在《阎锡山实录》中的文章，对《日记》的内容阐述得非常详尽。两篇文章他都讲到留在大陆的《日记》是副本，是由阎不同时期秘书分段誊录。据先生讲，先后参与誊录的有：王怀奇、张金、徐崇寿、王存在、刘旭华等人。而文史月刊杂志社编印的《阎锡山日记》，在说明中也讲带去台湾的是正本。
究竟收藏在大陆和台湾的阎的《日记》，哪个是正本，哪个是副本？却有着不同说法。1997年5月阎的《日记》在台北付印出版。出版前，原台湾国大代表、《山西文献》社理事原馥庭曾于1997年2月11日给笔者来信说：“阎先生有《感想日记》十余册，此地系抄本，大部分似系子坚先生楷书（“似”字是后添的），极为珍贵，来此后改名《感想录》，现正排版印刷中。兹影印一页，请为鉴定。”经鉴定确系笔者先父（刘石生，字子坚，抗战时任二战区长官部文电科长、机要秘书、机要处副处长、长官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所誊缮。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听母亲和吴绍之谈起过先父为阎抄录日记之事。1997年4月4日原先生又来信云：“感想日记系1931年大连时始，初时日日有记，后时断时续，至1944年止，抄一副本，胜利后，1945年由人（指刘克惠，字迪吉，定襄芳兰人，电话局局长）将副本带至上海，后转来此。其内容不在记事而系记事之理。处人、处事、为政、治军，感以事物，发以情理。正本近十数年来，由蓼源、崇寿、刘存善、翟品三、武尚仁等先生点句注释。在此之副本，加入1945年至1950年者，改名《感想录》，亦经点句加注，正付印中，五月间可出版（约40万字）。后之人或可鉴往而励来。”《日记》出版时正式定名为《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可见，《日记》抄录的时间，应在1944年底至抗战胜利之前。
2007年8月，大陆收藏之《阎锡山日记》由文史月刊杂志社编印，按内部参考资料付印500本，以供历史研究者研究需要。不久前，偶然看到《中国档案》2007年第1期刊登一篇署名赵跃飞《简说〈阎锡山日记〉》的文章，提到了先父刘石生当年为阎记日记的史实。作为阎的同乡和邻居，先父在其身边工作了20余年，直接参与了阎日记的记录与誊缮。作为当事者的后人，以及我所从事民主党派工作的职业习惯，阎《日记》的付印及有关资讯，当然比较留意。但是，保存在海峡两岸阎的《日记》，究竟哪个是正本，哪个又是副本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多次造访山西省档案馆，数次调阅了阎《日记》原件共16册。其中14、15、16三册严格讲本不应该算在日记之中，因为第14本是谈孟子、中庸、论语、周易、书经的所谓《忠恕堂补心录》，第15本是日记中的择语（已见诸于日记文本中）加录赵戴文﹙次陇﹚先生说佛家说心语之言论，第16本是阎的一本《诗集》。三本册子均无具体抄录时间的记载。日记有四五种笔体，说明由多人抄录。13本日记中由先父抄录的有9本﹙跨度为1931至1937年，也是日记按日所记最完整的部分﹚。其中8本为楷书，1本为行书。第13本似由徐崇寿（墉若）抄录，因与其交往较多，觉得很像。余4本大约就是蓼源先生所言，阎之不同历史时期的秘书抄录。13本日记主要用10行红格宣纸本记录，但红格本并非大小统一的一种，纸质及印刷精细程度也有较大差异。而第12本用的是黑格12行本，扉页上有1952年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王世英的两段批语：“……作个注解，以为以后研究历史者之佐证，因时间关系，目前尚难实现，留待以后为之。”“此笔记为偶然所得……我计划给他作个注解，以保留其历史的实际。”第13本用的是红格13行本。显然，与带往台湾的用统一规格、统一质地的红格10行宣纸本，由一个人用工整的楷书誊录﹙不包括1945年以后的日记﹚大不一样。根据上述特征，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留在大陆的《阎锡山日记》才是正本。
后来，笔者前往蓼源先生处看望先生，聊及此事，颇生唏嘘！当年为大陆藏本《日记》点注的五位先生中，四人已作古，只先生尚健。好在刘存善先生临终前，总算看到了《阎锡山日记》的出版，这也算是多年期盼中的一个安慰！其实，《日记》所谓正、副本之分，无非是分别抄录和总的誊缮，时间的先后，以及内容的增删而有所区别。经过修订、形成更趋整齐划一、或许更具艺术性观赏性的，不一定就是正本（原始本）。台湾所称的副本，实际上是1944年阎做过修订增删后，由刘子坚抄写的誊缮本，而由上述数人分别于不同时期抄录的可谓原始本。因此，留在大陆的称其为正本，应该是准确的。只不过，不管大陆还是台湾都把对岸所藏阎的《日记》，当成正本而已。李先生笑曰：“怪不得我拿台湾出版的《感想录》与保存在大陆的《日记》对照，发现有好多地方不完全一样。”正是由于两个抄本在内容上、段落序号上、字数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简说〈阎锡山日记〉》中，讲阎的墓碑引用的第100段和128段，与大陆保存的阎《日记》相应段落内容并不一致的原因。因此，《阎锡山日记》大陆藏本的出版发行显得很有必要，通过对两地出版《日记》的对照，才有可能从字里行间的变动和章节的增删，了解阎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内心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窃以为与其称其为正、副本，倒不如叫大陆留存本和去台本更恰当些。
《阎锡山日记》有正、副本各一套，均为抄本。其中一套，新中国成立后由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收藏，现藏于山西省档案馆。另一套于1945年由阎身边的人带至上海，后转往台北。关于阎《日记》的论述，担任过阎侍从秘书的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李蓼源，曾在1994年《山西档案》第五期发表《〈阎锡山日记〉述略》一文，从政协文史委角度所做的工作，就阎的《日记》和内容的分类作了精辟而简明扼要的论述。而以同样标题收辑在《阎锡山实录》中的文章，对《日记》的内容阐述得非常详尽。两篇文章他都讲到留在大陆的《日记》是副本，是由阎不同时期秘书分段誊录。据先生讲，先后参与誊录的有：王怀奇、张金、徐崇寿、王存在、刘旭华等人。而文史月刊杂志社编印的《阎锡山日记》，在说明中也讲带去台湾的是正本。
究竟收藏在大陆和台湾的阎的《日记》，哪个是正本，哪个是副本？却有着不同说法。1997年5月阎的《日记》在台北付印出版。出版前，原台湾国大代表、《山西文献》社理事原馥庭曾于1997年2月11日给笔者来信说：“阎先生有《感想日记》十余册，此地系抄本，大部分似系子坚先生楷书（“似”字是后添的），极为珍贵，来此后改名《感想录》，现正排版印刷中。兹影印一页，请为鉴定。”经鉴定确系笔者先父（刘石生，字子坚，抗战时任二战区长官部文电科长、机要秘书、机要处副处长、长官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所誊缮。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听母亲和吴绍之谈起过先父为阎抄录日记之事。1997年4月4日原先生又来信云：“感想日记系1931年大连时始，初时日日有记，后时断时续，至1944年止，抄一副本，胜利后，1945年由人（指刘克惠，字迪吉，定襄芳兰人，电话局局长）将副本带至上海，后转来此。其内容不在记事而系记事之理。处人、处事、为政、治军，感以事物，发以情理。正本近十数年来，由蓼源、崇寿、刘存善、翟品三、武尚仁等先生点句注释。在此之副本，加入1945年至1950年者，改名《感想录》，亦经点句加注，正付印中，五月间可出版（约40万字）。后之人或可鉴往而励来。”《日记》出版时正式定名为《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可见，《日记》抄录的时间，应在1944年底至抗战胜利之前。
2007年8月，大陆收藏之《阎锡山日记》由文史月刊杂志社编印，按内部参考资料付印500本，以供历史研究者研究需要。不久前，偶然看到《中国档案》2007年第1期刊登一篇署名赵跃飞《简说〈阎锡山日记〉》的文章，提到了先父刘石生当年为阎记日记的史实。作为阎的同乡和邻居，先父在其身边工作了20余年，直接参与了阎日记的记录与誊缮。作为当事者的后人，以及我所从事民主党派工作的职业习惯，阎《日记》的付印及有关资讯，当然比较留意。但是，保存在海峡两岸阎的《日记》，究竟哪个是正本，哪个又是副本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多次造访山西省档案馆，数次调阅了阎《日记》原件共16册。其中14、15、16三册严格讲本不应该算在日记之中，因为第14本是谈孟子、中庸、论语、周易、书经的所谓《忠恕堂补心录》，第15本是日记中的择语（已见诸于日记文本中）加录赵戴文﹙次陇﹚先生说佛家说心语之言论，第16本是阎的一本《诗集》。三本册子均无具体抄录时间的记载。日记有四五种笔体，说明由多人抄录。13本日记中由先父抄录的有9本﹙跨度为1931至1937年，也是日记按日所记最完整的部分﹚。其中8本为楷书，1本为行书。第13本似由徐崇寿（墉若）抄录，因与其交往较多，觉得很像。余4本大约就是蓼源先生所言，阎之不同历史时期的秘书抄录。13本日记主要用10行红格宣纸本记录，但红格本并非大小统一的一种，纸质及印刷精细程度也有较大差异。而第12本用的是黑格12行本，扉页上有1952年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王世英的两段批语：“……作个注解，以为以后研究历史者之佐证，因时间关系，目前尚难实现，留待以后为之。”“此笔记为偶然所得……我计划给他作个注解，以保留其历史的实际。”第13本用的是红格13行本。显然，与带往台湾的用统一规格、统一质地的红格10行宣纸本，由一个人用工整的楷书誊录﹙不包括1945年以后的日记﹚大不一样。根据上述特征，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留在大陆的《阎锡山日记》才是正本。
后来，笔者前往蓼源先生处看望先生，聊及此事，颇生唏嘘！当年为大陆藏本《日记》点注的五位先生中，四人已作古，只先生尚健。好在刘存善先生临终前，总算看到了《阎锡山日记》的出版，这也算是多年期盼中的一个安慰！其实，《日记》所谓正、副本之分，无非是分别抄录和总的誊缮，时间的先后，以及内容的增删而有所区别。经过修订、形成更趋整齐划一、或许更具艺术性观赏性的，不一定就是正本（原始本）。台湾所称的副本，实际上是1944年阎做过修订增删后，由刘子坚抄写的誊缮本，而由上述数人分别于不同时期抄录的可谓原始本。因此，留在大陆的称其为正本，应该是准确的。只不过，不管大陆还是台湾都把对岸所藏阎的《日记》，当成正本而已。李先生笑曰：“怪不得我拿台湾出版的《感想录》与保存在大陆的《日记》对照，发现有好多地方不完全一样。”正是由于两个抄本在内容上、段落序号上、字数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简说〈阎锡山日记〉》中，讲阎的墓碑引用的第100段和128段，与大陆保存的阎《日记》相应段落内容并不一致的原因。因此，《阎锡山日记》大陆藏本的出版发行显得很有必要，通过对两地出版《日记》的对照，才有可能从字里行间的变动和章节的增删，了解阎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内心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窃以为与其称其为正、副本，倒不如叫大陆留存本和去台本更恰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