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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学界对“名山”的数种理解，大家普遍将讨论重心放在了司马迁对《史记》去向交代的“藏之名山”的解释上，忽略了对杨恽手中的书稿到底是“藏本”还是“传本”的一些考量。如果杨恽本都无法确定是哪个本子，那学界的诸多推论都很难成立。本文尝试从杨恽本《史记》分析，为研究《史记》的“藏本”和“传本”去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史记》；藏本；传本；京师；杨恽
司马迁历经磨难完成《史记》，并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透露了两本手稿的安置情况。根据《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和《报任安书》“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二句，可推断“在京师”者既称“副”本，“名山”者应是正本。《汉书·司马迁传》中有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可以确定的是司马迁的书稿中肯定有一份经其女、其婿保存再传外孙杨恽，并经杨恽之手公布。后人对《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和《报任安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这两句重要信息的解读，偏向于将“副”“传”“京师”“其人”这几个要素捆绑理解。
很多名家对《史记》去向的解释各有不同，多数疑问都指向了“藏之名山”此句的理解上，其中又尤为重视“名山”二字。很多学者都赞同或默认“该本既已传至杨恽 ， 又由他公诸于世 ，可谓 ‘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但分明是 ‘副在京师’本 ”[1]。但我们不能因“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两句衔接就割裂了前面对“藏之名山”的交代。《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原话是：“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主语是《史记》，通俗还原此句就是“《史记》当中有一藏本放名山，有一副本放京城，它们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将其发扬光大”，因此“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应合在一起理解，“俟后世圣人君子”应该是“藏之名山”和“副在京师”的共同目的。司成迁是等待有“后世圣人君子”发掘其著述的价值，即使《史记》最终的结果确实是借其外孙之口广而告之。但古人的自谦精神是不至于自己预测或提前夸自己的后人为圣人君子的，基于此，我们还是无法确定杨恽流传的本子到底是名山之藏本还是京师之副本，那《史记》的去向我们就要重新分析。
情况一：杨恽本是“名山”藏本。
若此论为真，学界对“名山”的解释中有两种说法具备可能性：私藏或者是“华山”。
提出“私藏、家藏”观点的代表人物陈直认为：“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碌阁或石渠阁”[2]。正本由最亲信的家人来传承尚可理解，但如此鸿篇巨制的副本显然也不是京师随意一处就能妥善安放的。司马迁受刑前身为史官有修史之责，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书稿的创作，受刑之后卸任史官一职，就更不敢私修史书。《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坦然告诉任安他的著述行为和创作目的可知这必定是经过了皇帝允许而修订的史书。史书完成之后，必上交国家存档记录无疑。假设除了杨恽处的《史记》副本外另一本只有可能去向官家书库，但未经改朝换代，未经战乱，为何这一部放于国家书库的副本未能流传于世。据载杨恽对《史记》的处理方式是“所谓宣布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也就是说朝廷本身并没有保存到书稿。坊间传说是汉武帝怒而焚毁。事实是如何？那京师的副本又在哪呢？这个谜团还有待解答。
对于“华山”一解，流传较多的说法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记》是依据司马迁原稿即后来的“正本”送到“华山脚下”的这一份印出来的”[3]。杨恽的“名山”藏本源于其父杨敞，其父杨敞系华山脚下华阴人氏，故称“藏之名山”。照此说法，藏本给了司马迁的外孙杨敞，那传本所谓的“传之其人”又给了何人？藏本和传体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杨敞的手中，他的手中只会有一本。另外，将“名山”与距“华山”尚有一段距离的华阴强行联系也难以服众。
情况二：杨恽本是“京师”副本。
持此观点的研究者表示“‘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可移作‘副在京师’句之注脚”[4]。这种理解具有一定合理性，那么就要考虑“名山”正本不知所踪的原因。郭璞、司马贞都认为“名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所以“正本藏之书府”。张大可认为：“《史记》为官书，藏之名山，即储之庙堂”；‘藏之名山’，实为藏于官家书府之雅称”[5]。按照这些观点所说，名山用典，指代中央政府的书府，那么作为行政机关保存的书在当时未经战火为何会不知所踪，最后还需事隔两代由后人杨恽来宣布。这仍然陷入了上述情况一涉及的迷惑：上交的书稿，它去哪了？更何况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把“名山”一词直接解释为中央书库之先例，《穆天子传》“群玉之山”亦非彼“名山”，把它理解为这个典故也甚为牵强。
正本若在中央书府，说明也在京师，司马迁不至于正、副两本全都存于京师，否则司马迁无此必要数次刻意强调其中一本在京师。中央书府类的官家藏书场所保存文献典籍理应相当周密，可历史事实却是官家书府中并无《史记》留痕。这样一来，既无法解答正本的去向，也无法明确佐证杨恽本就是“京师”副本。
综合上述情况一和情况二分析，笔者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始于杨恽无疑，但今后在研究《史记》的去向时不仅要对颇有争议的“藏之名山”另求解释，更需要理清杨恽手中的书稿到底是《史记》传本还是藏本？《史记》在司马迁离世二十余年后问世，这二十年间，除杨恽手中的手稿外，另一本书稿经历了什么，居然会在历史中消匿无踪，也有待更多学者探寻考证。
【参考文献】
[1]易平.《太史公书》“藏之名山”新解[N].光明日报，2004-02-17.
[2]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评论[A].中国史学史论集第1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34.
[3]段国超.使《史记》得以公开面世的杨恽[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01）：6-7.
[4]易平，易宁.《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J].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5（01）：85-91.
[5]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401.
作者简介：曾娟娟（1990.02-），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部语文教师。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关键词：《史记》；藏本；传本；京师；杨恽
司马迁历经磨难完成《史记》，并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透露了两本手稿的安置情况。根据《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和《报任安书》“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二句，可推断“在京师”者既称“副”本，“名山”者应是正本。《汉书·司马迁传》中有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可以确定的是司马迁的书稿中肯定有一份经其女、其婿保存再传外孙杨恽，并经杨恽之手公布。后人对《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和《报任安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这两句重要信息的解读，偏向于将“副”“传”“京师”“其人”这几个要素捆绑理解。
很多名家对《史记》去向的解释各有不同，多数疑问都指向了“藏之名山”此句的理解上，其中又尤为重视“名山”二字。很多学者都赞同或默认“该本既已传至杨恽 ， 又由他公诸于世 ，可谓 ‘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但分明是 ‘副在京师’本 ”[1]。但我们不能因“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两句衔接就割裂了前面对“藏之名山”的交代。《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原话是：“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主语是《史记》，通俗还原此句就是“《史记》当中有一藏本放名山，有一副本放京城，它们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将其发扬光大”，因此“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应合在一起理解，“俟后世圣人君子”应该是“藏之名山”和“副在京师”的共同目的。司成迁是等待有“后世圣人君子”发掘其著述的价值，即使《史记》最终的结果确实是借其外孙之口广而告之。但古人的自谦精神是不至于自己预测或提前夸自己的后人为圣人君子的，基于此，我们还是无法确定杨恽流传的本子到底是名山之藏本还是京师之副本，那《史记》的去向我们就要重新分析。
情况一：杨恽本是“名山”藏本。
若此论为真，学界对“名山”的解释中有两种说法具备可能性：私藏或者是“华山”。
提出“私藏、家藏”观点的代表人物陈直认为：“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碌阁或石渠阁”[2]。正本由最亲信的家人来传承尚可理解，但如此鸿篇巨制的副本显然也不是京师随意一处就能妥善安放的。司马迁受刑前身为史官有修史之责，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书稿的创作，受刑之后卸任史官一职，就更不敢私修史书。《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坦然告诉任安他的著述行为和创作目的可知这必定是经过了皇帝允许而修订的史书。史书完成之后，必上交国家存档记录无疑。假设除了杨恽处的《史记》副本外另一本只有可能去向官家书库，但未经改朝换代，未经战乱，为何这一部放于国家书库的副本未能流传于世。据载杨恽对《史记》的处理方式是“所谓宣布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也就是说朝廷本身并没有保存到书稿。坊间传说是汉武帝怒而焚毁。事实是如何？那京师的副本又在哪呢？这个谜团还有待解答。
对于“华山”一解，流传较多的说法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记》是依据司马迁原稿即后来的“正本”送到“华山脚下”的这一份印出来的”[3]。杨恽的“名山”藏本源于其父杨敞，其父杨敞系华山脚下华阴人氏，故称“藏之名山”。照此说法，藏本给了司马迁的外孙杨敞，那传本所谓的“传之其人”又给了何人？藏本和传体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杨敞的手中，他的手中只会有一本。另外，将“名山”与距“华山”尚有一段距离的华阴强行联系也难以服众。
情况二：杨恽本是“京师”副本。
持此观点的研究者表示“‘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可移作‘副在京师’句之注脚”[4]。这种理解具有一定合理性，那么就要考虑“名山”正本不知所踪的原因。郭璞、司马贞都认为“名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所以“正本藏之书府”。张大可认为：“《史记》为官书，藏之名山，即储之庙堂”；‘藏之名山’，实为藏于官家书府之雅称”[5]。按照这些观点所说，名山用典，指代中央政府的书府，那么作为行政机关保存的书在当时未经战火为何会不知所踪，最后还需事隔两代由后人杨恽来宣布。这仍然陷入了上述情况一涉及的迷惑：上交的书稿，它去哪了？更何况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把“名山”一词直接解释为中央书库之先例，《穆天子传》“群玉之山”亦非彼“名山”，把它理解为这个典故也甚为牵强。
正本若在中央书府，说明也在京师，司马迁不至于正、副两本全都存于京师，否则司马迁无此必要数次刻意强调其中一本在京师。中央书府类的官家藏书场所保存文献典籍理应相当周密，可历史事实却是官家书府中并无《史记》留痕。这样一来，既无法解答正本的去向，也无法明确佐证杨恽本就是“京师”副本。
综合上述情况一和情况二分析，笔者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始于杨恽无疑，但今后在研究《史记》的去向时不仅要对颇有争议的“藏之名山”另求解释，更需要理清杨恽手中的书稿到底是《史记》传本还是藏本？《史记》在司马迁离世二十余年后问世，这二十年间，除杨恽手中的手稿外，另一本书稿经历了什么，居然会在历史中消匿无踪，也有待更多学者探寻考证。
【参考文献】
[1]易平.《太史公书》“藏之名山”新解[N].光明日报，2004-02-17.
[2]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评论[A].中国史学史论集第1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34.
[3]段国超.使《史记》得以公开面世的杨恽[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01）：6-7.
[4]易平，易宁.《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J].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5（01）：85-91.
[5]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401.
作者简介：曾娟娟（1990.02-），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部语文教师。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