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已经明确地转向了。
　　近日，温家宝总理在湖北考察，并与六省负责人一起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发出了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信号。温家宝说，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适度预调微调，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宏观政策的这一转向，不难理解。参加座谈会的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等六省负责人反映，目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民生持续改善。但是，这些负责人又说，需求不足、部分行业和企业效益下降等矛盾比较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媒体则报道，今年以来，上海、佛山等不少城市曾经突破限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原因很简单：房地产是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先导性产业，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调控政策让地方经济丧失了增长动力，出现严重的下行风险。
　　对此，高层当然也注意到了。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信号，在半年前就已经发出。2011年10月24至25日，温家宝在天津主持召开天津、内蒙古、江苏、山东四省（区、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当时强调，要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合理增长，优化融资结构，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此后，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调整。中央银行决定，从2011年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今年2月24日和5月18日，央行继续接连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而上一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在2008年底。
　　凡此种种表明，高层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完全转向，明确为“稳增长”。接下来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稳增长的政策组合较为理性？也即，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至于严重地扭曲经济结构。
　　这有前车之鉴。2008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动荡，中央政府采取了大手笔的刺激政策，最具有象征意义的4万亿投资政策，实际上，各级地方政府层层加码，政府投资成了一个天文数字。为此，中央银行实行量化宽松，货币严重超发，流动性泛滥，引起通货膨胀，影响民众生活。同时，政府投资拉动的受益主体主要是“铁公基”为主的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相应地，构成实体经济之主体的中小企业遭到挤压。从去年开始，政府意识到通货膨胀危险，进行收缩，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急剧恶化。换言之，过去三年多的放-收循环，恶化了经济结构。
　　这一次政府转而采取刺激政策，会不会重蹈覆辙？比如，今年前4个月，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分别为896亿元和717亿元，同比分别下降48%和54%。但这似乎只是去年收缩的滞后效应。而就在最近，铁道部的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年末，铁道部获得的银行意向授信规模超过2万亿元。就此，业内人士也乐观地表示，铁路投资很快将摆脱低迷，再次迎来加速。
　　人们不能不担心，本轮刺激政策会不会再次倒向“铁公基”、倒向垄断企业？温总理的表态倒是比较理性。在去年10月的天津座谈会上，温家宝表示，金融危机已经四年了，这四年给我最深的教育就是一个国家要想能应对危机，必须有发达的实体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又必须有创新的和科技的产业作为主导。这样我们就会减少泡沫经济对财政金融的冲击，也减少国际金融市场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今天我想讲的一句话：我们要把很大的力量放在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来。
　　在湖北座谈会上，温总理也表示，要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与此形成对照，温总理表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限购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至少从温家宝总理的表态来看，到目前为止，稳增长政策组合似乎要比2008年的刺激政策组合更为理性。这一次政府比较从容，因而政策也相对稳健。但是，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还是要有明确的结构意识，也即，千万不可为了稳增长而扭曲经济结构。导致结构扭曲的稳增长政策，一定行之不远，由此导致经济大起大落，而这种大起大落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