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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辉的短篇小说《绿光》（载《延河》杂志2016年第3期），让人读了不仅眼前一亮，甚至会在心里感到一阵阵吃惊，并且吃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小说中展示的人的生存之复杂与矛盾，也因为他在一个短小的篇幅里所探讨的问题之严肃与深湛。
小说取名《绿光》。“绿光”是什么意思？一时难以回答。不妨先读小说。题目下面有一个作为题记的引语（也可说是隐喻）：“无意苦争春”。 这句出自陆游《卜算子》的诗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题记与“绿光”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关系，比如补充和解释性的关系，在“绿光”的承载者，从某个角度来看，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显隆”与“澄迈”身上所体现的，正是类似“无意苦争春”的发潜德之幽光的人生“退守”。仿佛无心插柳，却柳树成荫的结果一样，他们即使以决然和自我“破坏”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不断“退步”，却换来了若无若存的幽香，令人回味再三。即使在读小说之前，我们对这些还不确定地清楚。
题记下面，还有一个献辞“献给子愚”。“子愚”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因为献辞通常是私人性质的，即使我们不知道，也不妨碍对小说本身的理解。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显隆，是南京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由于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深切的反思，同时又不乏自我反省，没有失掉他对所做的事情的基本判断。但是，由于现实的考虑和个性的原因，他又没有成为这一切的直接抗拒者——他不能砸掉自己的饭碗。于是，他的才能转化成了对这一切（包括对他自己的）的反讽，比如他说自己，“能力肯定是有的，但能力这个词在当下倍受质疑”；比如他讲自己的工作：“我刚刚完成了上头交给我的一篇文稿，这篇具有表态性质的论文花费了我整整四天的功夫，我却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干。它全部由渴望及物的真理组成，没有一点私人的观点，遵循教科书般干燥而完美的逻辑，不能使人信服，却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某种意义上说，显隆活在由他的自省和现实的落差所造成的巨大虚无中。上大学的时候，他曾想投身于学术，可是后来发现自己缺乏天分。于是，他“加入了诋毁创造的队伍”，“拒绝响应那些正确的偏见”。
他自述：“也许我天生就与这个时代投合，我是否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尤其是在面对澄迈——显隆的朋友、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的时候。不仅如此，“当我谈论自己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在对着北方说话”，北方，确切地说，是显隆的朋友澄迈生活的城市北京。显隆这里的话显示出澄迈对于他的重要，仿佛澄迈是他的一面镜子，也即是他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参照。
小说在显隆对自己的质疑，以及与朋友的对比中，引出了小说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澄迈。从显隆的描述，不难想象，澄迈与显隆的不同，甚至境况的“糟糕”。根据小说，显隆和澄迈是大学法学专业的同学，后来，澄迈转读哲学系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去了北京。澄迈则在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可说是“优渥”。
小说第二部分，澄迈因为要办理身份证，回到南京，与显隆相见。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看到，澄迈生活在一种常人很难理解的状态中。他仿佛患了“写作病”的“病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在糊口之余，只是写作。他们的对话从对日常的细节和看法开始，进入彼此熟悉的阅读，再进入能够确定澄迈身份的写作，带来的却是彼此对自己的失望。显隆承认，做学生的时候期待有一个书房，可是在真正拥有书房的时候，却失去了读书的兴头。澄迈则说，自己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的、纯粹的阅读心”。“我过于想看到自己的理想，过于想成为作者。多样性对我来说不再具有吸引力，我变得越来越挑剔，或者说越来越狭隘，几乎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我只能读自己写的东西，更准确点说，我只能读那些始终有待写出的作品，以触及永恒的影子……我不得不写。这种不情愿的必要有时是一种自我赋予的使命感，我想我必须一刻也不松懈地工作，因为那些早已死去的和尚未出生的人们感到了干渴，正在等着读我的作品。有时是一种基本的生理需求，就如同吃喝拉撒一样，与激情没有任何关系，这在艺术上大概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亦是没有办法的。事实上我始终怀疑我的文字可以被称为作品，它们更像是某种间接的日记，因而拒绝见到光。在光下面，它们会成群死去的。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我几乎是在强迫和自己发生关系，写作对于我来说带有屈辱的意味，就如同只有杀了人才能成为黑社会，而唯有借助于写，我才能成为人类。我分明在反抗我的手，可除了手我还有什么呢？存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我不相信有什么人道主义。我的勇气还是不够，不能忍受自己的不存在，还是不甘心就这么轻易地死去，这世界恐怕惊不起一颗尘埃。可难道这就是我要求自己坚持活着的原因，为了让自己的死动静能大一些？这也未免太荒唐。尊严又何在？我觉得自己坠入了鬼道之中。我竭力发出绿色的光。”
这是小说堪称核心的叙述。这是一个写作者，或者说一个患有“写作病”的重病号对自己的写作、乃至自身的趣味对阅读的败坏的诚实描述。其实也是对自己作为一个患者的“病情”之描述。但是，不要以为这样的病号真的不再读书了，也不要以为他们不是个“好读者”，细心地、再三品味作品的读者——事实上，他们的阅读极有可能一点不比常人少，深入程度常人难以企及。就澄迈来说，他对于写作活动的深刻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敏锐和挑剔，只会使他更容易抵达写作的本质，因而显得犀利和苛刻。他之显得“病重”，在于他是一个写作上的强烈“竞争者”——T·S·艾略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意义上的竞争者。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写作对于写作者的“伤害”，“过于想看到自己的理想”，“过于想成为作者”，过于追求某个维度，以至“多样性”（写作的多样性，而非存在的多样性）对他没有吸引力。也因此，到了几乎无书可读的地步。注意这里的叙述和思维方式：变得越来越挑剔，……狭隘，几乎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只能读自己写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相当自恋的）……准确点说，只能读自己有待写出的东西——“以触及永恒的影子”。这是一种不断让步的、“节节败退”式的叙述。而在这种不断“败退”的最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对于写作的无限的野心——“触及永恒的影子”。在众多的写作者中，有多少人的写作是指向永恒的？又有多少人对此有清醒的意识和追求？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一篇小说。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位作家。关于这位作家，作者没有过多的外在描述，而是很快地切入这位作家关于写作的令人吃惊的理解，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写作的内部。就此来说，澄迈的身份——作家，并非像贴标签一样那么随便和任意的。相反，从他所说的话来看，他不仅知道写作是怎么回事，甚至是“写作病”的“重症病号”。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在一篇小说里写一个小说家，而这个小说家在深入地谈论关于写作的事情。这样关于写作的小说，也可称为是元小说，也即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写作也可称之为元写作，一种关于写作的写作，本体论的写作。
上述引文的最后，在澄迈的自我拷问中，他既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也绽露出一种逼人的真实。它可怕得令人窒息，甚至——如澄迈所言——让人感觉仿佛他堕入了“鬼道”。这让人想起鲁迅的“鬼气”。所不同的是，鲁迅的“鬼气”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他人的怀疑、对周围环境的不信任，而澄迈这里的“鬼道”似乎更具存在论的意义。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怀疑、自我拷问的现代人，他的存在就建立在这样刀锋一样的存在之上，一个同样对自我进行怀疑和拷问的现代作家，他的写作也建立在这样锋刃般尖利和困难的基础之上。这是写作与生存的双重悖论。澄迈不无自嘲地“觉得自己坠入了鬼道”。或许这正是现代人的处境？不仅因为怀疑，也因为与怀疑互为源头的至深的黑暗。“我竭力发出绿色的光”——也即“绿光”。它不仅照应了小说题目，也使小说的重心，从显隆身上向澄迈倾斜，向显隆生命中虚线的那一面倾斜。
值得追问的是：何谓“我竭力发出绿光”？一个进入深刻自我怀疑怪圈的人，竭力发出绿光，证明自己是“鬼”；还是以此方式来激烈地自我反抗？或许都有。无论如何，绿光，向我们显示出多重含意：“鬼气”与生机，甚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鬼气”……小说至此，被巨大的无声和无意义所包裹。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澄迈是对一个对自身存在极为认真的人。显隆也一样——虽然在行动上，他更多地是以逃避、甚至“诋毁”存在的姿态出现。
从澄迈的这种自我逼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与显隆是怎样互为镜像的。对于后者，存在之问，没有被提出来——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隆早早地因为感到自己缺乏才华而退出创造的一途，甚至转而“诋毁创造”；即使做着“没有任何生产的工作”，也自我麻痹，以之为愉悦了。澄迈则不同。或许他也感到自己缺乏天才（以他的自省，不会对此问题毫无敏感），或许他以为自己还有点天才——无论如何，写作、创造，是他获得自我认知的唯一途径。他艰难地行走在那条路上。如他所说，“如同在石头中行走”。就此而言，他和显隆两个人各自做着对方没有做（却或许想做）的事，以成为对方另一半可能的方式，互为对方的镜子。读到这里，我们已经很难简单地认同前面显隆所说的，“这些可能性只是分有了他，并没有分裂他”，看似“分有”而没有“分裂”他，可能只是显隆之前的想象。
从澄迈的出现，到他几乎有些不谙人情以致鲁莽地讲出上面这样一大段心里话——也是内心深刻的困惑，显隆不得不重新打量身边的这位朋友，同时，也重新考量自己和他之间的距离：“澄迈是以一种平淡的口吻来供陈他的那些过于复杂而阴郁的想法，以至于我无法准确地衡量他究竟经历了什么。那大概是一个处于过去完成时的、轮回的世界，不要说是评判，甚至连旁观都不可能，而唯有解脱者才看得清楚。我只能站在他的身边，又好像是独自一人。”
在小说随后的叙述中，显隆的妻子回家了。澄迈为他们做了一顿堪称神奇的晚餐。在餐桌上，以及饭后的谈话中，同样有很多精彩的谈话，让我们看到澄迈的性格特征，以及在显隆妻子对比下的差异。
次日，澄迈去办自己的事，办完之后，与显隆相约在单位门口见面，简单的相聚之后，又在地铁站告别：“那天地铁里的风似乎很大，连我也感到了凉意。载着澄迈的列车早已消失在轨道中，站台上只剩下我们两人。真的很冷，妻子用右手揉抚着左臂嘀咕道，朝站台的另一侧走去，我却懒得理她。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离别的无聊。上行的列车已经进站，此时正处下班高峰期，妻子朝我招手。我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她的手势，也许是我不想这么快回应她。结果我们被人潮冲卷到车厢里，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看不到彼此，又借助人而联系在一起。我极需要独处，我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独处。”
接下来的文字，像电影镜头的深度切换一样，展现的完全是另一重景象。一段时间以后，澄迈在北京失踪了，或者说，甚至让人觉得，他是“有意”让自己失踪的。澄迈的女朋友打电话给显隆。显隆去北京见她，却没有澄迈的音讯。拖着疲惫而失落的身心，回到南京，显隆的工作和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他的领导自杀，后是他自己出轨。在妻子提出离婚时，他似乎无意挽留，仿佛他快意于一手毁掉自己创造的“优渥”的好生活。就此来说，作为澄迈之“对立面”的显隆，现在却显得与澄迈越来越相似。
从更深的意义来看，显隆的出轨、离婚，与澄迈的失踪一样，都是某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离开，意味着与分裂身心的生活的决裂。而他们的另一半，则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给孩子讲述他们父亲的故事？从世俗层面来看，显隆的妻子，几乎无可挑剔了——吊诡的是，这正是她的缺点。当她向显隆如此卑顺地征询，甚至有些低三下四地表示可以顺从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所可能做出的让步，乃至牺牲。在此，她不仅放下了自己的颜面，也放下了自己的尊严。作为一个人，她是无辜的。她的不幸看起来只是因为她是显隆的妻子。这是另一种人生的悲剧。小说在此，向我们展示出两个世界的巨大张力，以及蕴于文本中的巨大的容含能力。
最后，可以来说一说小说的题目——“绿光”了。在小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它像是在单纯地比喻澄迈。而在小说结束之处，它仿佛一种传染病，也感染了显隆——甚至，在它的光芒下，也有总编的影子。在小说结尾处，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显隆身上同样显出“绿光”的痕迹。它是自我放纵式的颓废，是鬼气森森的不可名状，却也打开了板结的生活链环，意味着可能的自由与真实。 就此而言，小说《绿光》，通过显隆视角和自述，仿佛在讲述他从正常、刻板的生活失落，转而染上“绿光”——“鬼气”与自由，重新回到自我状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澄迈既是显隆的潜在的“启蒙者”，也是显隆的倒影。澄迈消失了，他的影子和位置由显隆进行了填补。也可以说，显隆正走在澄迈走过的路上。因而，小说不再是显隆对澄迈故事的叙述，也是他对自身故事的叙述。“绿光”不是他对澄迈之旁观的观感，也是他从自己身上看到的结果。
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尤其第二部分，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何谓写作？何谓写作的意义？写作对于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那么后半部分，尤其第四部分，则直接将我们带向了追问生存意义的前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绿光》一部元小说，也即关于写作的小说——更是警策我们追问自己生存意义的小说。哪怕合上小说，只要一想起它，我们就仍然能够感到它所发出的锋利、逼人的寒光。它也在逼使我们自问，生存（以及写作）的意义何在？
再回到小说题目下的那句题记性质的“无意苦争春”。基本可以确定，作者借用陆游的这首诗，不仅从字面上与“绿光”相应，而且仿佛在更深的意涵上，暗示某种从外在现实的无意义的劳碌中的某种出离、抽身、撤退，甚至某种自守——哪怕是以放逐、疯狂、甚至自我毁灭来表现的。哪怕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悖谬。某种意义上说，领受悖谬，就是领受自由，至少是领受自由的开端。对于现代的生活，尤其如此。
作为小说，《绿光》算不上完美。比如，它的人物性格和语言方式的差异应该更大一些，小说的语言也可以更放松一些。不过，相比它的优点，这些都显得次要了。
对于有些人，写作首先是因为好玩、有趣，对于另一些人，则不尽如此。比如对于残雪，是为“复仇”而写。对于任建辉，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了与无意义搏斗而写，虽然对于写作他也常常生出自我的怀疑和否定。他的小说常常指涉或蕴含着一些思想问题，就像在《绿光》中那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建辉说，他不会首先考虑他的文字是否像一个小说，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像一个小说。他更愿意称之为文字或东西。这也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他的小说艰涩却又耐读。
任建辉的小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小说或生活小说。与我们如今的生活极为相近的生活场面，只是他小说的叙述背景。他的小说的重心，却不在这个上面，而是在人心。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是心灵小说。虽然年轻，任建辉的抱负可说不小。《绿光》中为数不多的景物描写，精确、微妙，充满现代意识，也显示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的小说写作能力。
无论如何，仅就《绿光》呈示给我们的思想问题来看，任建辉的文字也值得更多的人读到，也值得我们期待。相信经历过此一细读过程的人会承认。
小说取名《绿光》。“绿光”是什么意思？一时难以回答。不妨先读小说。题目下面有一个作为题记的引语（也可说是隐喻）：“无意苦争春”。 这句出自陆游《卜算子》的诗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题记与“绿光”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关系，比如补充和解释性的关系，在“绿光”的承载者，从某个角度来看，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显隆”与“澄迈”身上所体现的，正是类似“无意苦争春”的发潜德之幽光的人生“退守”。仿佛无心插柳，却柳树成荫的结果一样，他们即使以决然和自我“破坏”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不断“退步”，却换来了若无若存的幽香，令人回味再三。即使在读小说之前，我们对这些还不确定地清楚。
题记下面，还有一个献辞“献给子愚”。“子愚”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因为献辞通常是私人性质的，即使我们不知道，也不妨碍对小说本身的理解。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显隆，是南京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由于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深切的反思，同时又不乏自我反省，没有失掉他对所做的事情的基本判断。但是，由于现实的考虑和个性的原因，他又没有成为这一切的直接抗拒者——他不能砸掉自己的饭碗。于是，他的才能转化成了对这一切（包括对他自己的）的反讽，比如他说自己，“能力肯定是有的，但能力这个词在当下倍受质疑”；比如他讲自己的工作：“我刚刚完成了上头交给我的一篇文稿，这篇具有表态性质的论文花费了我整整四天的功夫，我却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干。它全部由渴望及物的真理组成，没有一点私人的观点，遵循教科书般干燥而完美的逻辑，不能使人信服，却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某种意义上说，显隆活在由他的自省和现实的落差所造成的巨大虚无中。上大学的时候，他曾想投身于学术，可是后来发现自己缺乏天分。于是，他“加入了诋毁创造的队伍”，“拒绝响应那些正确的偏见”。
他自述：“也许我天生就与这个时代投合，我是否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尤其是在面对澄迈——显隆的朋友、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的时候。不仅如此，“当我谈论自己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在对着北方说话”，北方，确切地说，是显隆的朋友澄迈生活的城市北京。显隆这里的话显示出澄迈对于他的重要，仿佛澄迈是他的一面镜子，也即是他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参照。
小说在显隆对自己的质疑，以及与朋友的对比中，引出了小说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澄迈。从显隆的描述，不难想象，澄迈与显隆的不同，甚至境况的“糟糕”。根据小说，显隆和澄迈是大学法学专业的同学，后来，澄迈转读哲学系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去了北京。澄迈则在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可说是“优渥”。
小说第二部分，澄迈因为要办理身份证，回到南京，与显隆相见。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看到，澄迈生活在一种常人很难理解的状态中。他仿佛患了“写作病”的“病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在糊口之余，只是写作。他们的对话从对日常的细节和看法开始，进入彼此熟悉的阅读，再进入能够确定澄迈身份的写作，带来的却是彼此对自己的失望。显隆承认，做学生的时候期待有一个书房，可是在真正拥有书房的时候，却失去了读书的兴头。澄迈则说，自己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的、纯粹的阅读心”。“我过于想看到自己的理想，过于想成为作者。多样性对我来说不再具有吸引力，我变得越来越挑剔，或者说越来越狭隘，几乎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我只能读自己写的东西，更准确点说，我只能读那些始终有待写出的作品，以触及永恒的影子……我不得不写。这种不情愿的必要有时是一种自我赋予的使命感，我想我必须一刻也不松懈地工作，因为那些早已死去的和尚未出生的人们感到了干渴，正在等着读我的作品。有时是一种基本的生理需求，就如同吃喝拉撒一样，与激情没有任何关系，这在艺术上大概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亦是没有办法的。事实上我始终怀疑我的文字可以被称为作品，它们更像是某种间接的日记，因而拒绝见到光。在光下面，它们会成群死去的。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我几乎是在强迫和自己发生关系，写作对于我来说带有屈辱的意味，就如同只有杀了人才能成为黑社会，而唯有借助于写，我才能成为人类。我分明在反抗我的手，可除了手我还有什么呢？存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我不相信有什么人道主义。我的勇气还是不够，不能忍受自己的不存在，还是不甘心就这么轻易地死去，这世界恐怕惊不起一颗尘埃。可难道这就是我要求自己坚持活着的原因，为了让自己的死动静能大一些？这也未免太荒唐。尊严又何在？我觉得自己坠入了鬼道之中。我竭力发出绿色的光。”
这是小说堪称核心的叙述。这是一个写作者，或者说一个患有“写作病”的重病号对自己的写作、乃至自身的趣味对阅读的败坏的诚实描述。其实也是对自己作为一个患者的“病情”之描述。但是，不要以为这样的病号真的不再读书了，也不要以为他们不是个“好读者”，细心地、再三品味作品的读者——事实上，他们的阅读极有可能一点不比常人少，深入程度常人难以企及。就澄迈来说，他对于写作活动的深刻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敏锐和挑剔，只会使他更容易抵达写作的本质，因而显得犀利和苛刻。他之显得“病重”，在于他是一个写作上的强烈“竞争者”——T·S·艾略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意义上的竞争者。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写作对于写作者的“伤害”，“过于想看到自己的理想”，“过于想成为作者”，过于追求某个维度，以至“多样性”（写作的多样性，而非存在的多样性）对他没有吸引力。也因此，到了几乎无书可读的地步。注意这里的叙述和思维方式：变得越来越挑剔，……狭隘，几乎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只能读自己写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相当自恋的）……准确点说，只能读自己有待写出的东西——“以触及永恒的影子”。这是一种不断让步的、“节节败退”式的叙述。而在这种不断“败退”的最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对于写作的无限的野心——“触及永恒的影子”。在众多的写作者中，有多少人的写作是指向永恒的？又有多少人对此有清醒的意识和追求？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一篇小说。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位作家。关于这位作家，作者没有过多的外在描述，而是很快地切入这位作家关于写作的令人吃惊的理解，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写作的内部。就此来说，澄迈的身份——作家，并非像贴标签一样那么随便和任意的。相反，从他所说的话来看，他不仅知道写作是怎么回事，甚至是“写作病”的“重症病号”。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在一篇小说里写一个小说家，而这个小说家在深入地谈论关于写作的事情。这样关于写作的小说，也可称为是元小说，也即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写作也可称之为元写作，一种关于写作的写作，本体论的写作。
上述引文的最后，在澄迈的自我拷问中，他既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也绽露出一种逼人的真实。它可怕得令人窒息，甚至——如澄迈所言——让人感觉仿佛他堕入了“鬼道”。这让人想起鲁迅的“鬼气”。所不同的是，鲁迅的“鬼气”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他人的怀疑、对周围环境的不信任，而澄迈这里的“鬼道”似乎更具存在论的意义。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怀疑、自我拷问的现代人，他的存在就建立在这样刀锋一样的存在之上，一个同样对自我进行怀疑和拷问的现代作家，他的写作也建立在这样锋刃般尖利和困难的基础之上。这是写作与生存的双重悖论。澄迈不无自嘲地“觉得自己坠入了鬼道”。或许这正是现代人的处境？不仅因为怀疑，也因为与怀疑互为源头的至深的黑暗。“我竭力发出绿色的光”——也即“绿光”。它不仅照应了小说题目，也使小说的重心，从显隆身上向澄迈倾斜，向显隆生命中虚线的那一面倾斜。
值得追问的是：何谓“我竭力发出绿光”？一个进入深刻自我怀疑怪圈的人，竭力发出绿光，证明自己是“鬼”；还是以此方式来激烈地自我反抗？或许都有。无论如何，绿光，向我们显示出多重含意：“鬼气”与生机，甚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鬼气”……小说至此，被巨大的无声和无意义所包裹。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澄迈是对一个对自身存在极为认真的人。显隆也一样——虽然在行动上，他更多地是以逃避、甚至“诋毁”存在的姿态出现。
从澄迈的这种自我逼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与显隆是怎样互为镜像的。对于后者，存在之问，没有被提出来——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隆早早地因为感到自己缺乏才华而退出创造的一途，甚至转而“诋毁创造”；即使做着“没有任何生产的工作”，也自我麻痹，以之为愉悦了。澄迈则不同。或许他也感到自己缺乏天才（以他的自省，不会对此问题毫无敏感），或许他以为自己还有点天才——无论如何，写作、创造，是他获得自我认知的唯一途径。他艰难地行走在那条路上。如他所说，“如同在石头中行走”。就此而言，他和显隆两个人各自做着对方没有做（却或许想做）的事，以成为对方另一半可能的方式，互为对方的镜子。读到这里，我们已经很难简单地认同前面显隆所说的，“这些可能性只是分有了他，并没有分裂他”，看似“分有”而没有“分裂”他，可能只是显隆之前的想象。
从澄迈的出现，到他几乎有些不谙人情以致鲁莽地讲出上面这样一大段心里话——也是内心深刻的困惑，显隆不得不重新打量身边的这位朋友，同时，也重新考量自己和他之间的距离：“澄迈是以一种平淡的口吻来供陈他的那些过于复杂而阴郁的想法，以至于我无法准确地衡量他究竟经历了什么。那大概是一个处于过去完成时的、轮回的世界，不要说是评判，甚至连旁观都不可能，而唯有解脱者才看得清楚。我只能站在他的身边，又好像是独自一人。”
在小说随后的叙述中，显隆的妻子回家了。澄迈为他们做了一顿堪称神奇的晚餐。在餐桌上，以及饭后的谈话中，同样有很多精彩的谈话，让我们看到澄迈的性格特征，以及在显隆妻子对比下的差异。
次日，澄迈去办自己的事，办完之后，与显隆相约在单位门口见面，简单的相聚之后，又在地铁站告别：“那天地铁里的风似乎很大，连我也感到了凉意。载着澄迈的列车早已消失在轨道中，站台上只剩下我们两人。真的很冷，妻子用右手揉抚着左臂嘀咕道，朝站台的另一侧走去，我却懒得理她。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离别的无聊。上行的列车已经进站，此时正处下班高峰期，妻子朝我招手。我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她的手势，也许是我不想这么快回应她。结果我们被人潮冲卷到车厢里，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看不到彼此，又借助人而联系在一起。我极需要独处，我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独处。”
接下来的文字，像电影镜头的深度切换一样，展现的完全是另一重景象。一段时间以后，澄迈在北京失踪了，或者说，甚至让人觉得，他是“有意”让自己失踪的。澄迈的女朋友打电话给显隆。显隆去北京见她，却没有澄迈的音讯。拖着疲惫而失落的身心，回到南京，显隆的工作和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他的领导自杀，后是他自己出轨。在妻子提出离婚时，他似乎无意挽留，仿佛他快意于一手毁掉自己创造的“优渥”的好生活。就此来说，作为澄迈之“对立面”的显隆，现在却显得与澄迈越来越相似。
从更深的意义来看，显隆的出轨、离婚，与澄迈的失踪一样，都是某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离开，意味着与分裂身心的生活的决裂。而他们的另一半，则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给孩子讲述他们父亲的故事？从世俗层面来看，显隆的妻子，几乎无可挑剔了——吊诡的是，这正是她的缺点。当她向显隆如此卑顺地征询，甚至有些低三下四地表示可以顺从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所可能做出的让步，乃至牺牲。在此，她不仅放下了自己的颜面，也放下了自己的尊严。作为一个人，她是无辜的。她的不幸看起来只是因为她是显隆的妻子。这是另一种人生的悲剧。小说在此，向我们展示出两个世界的巨大张力，以及蕴于文本中的巨大的容含能力。
最后，可以来说一说小说的题目——“绿光”了。在小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它像是在单纯地比喻澄迈。而在小说结束之处，它仿佛一种传染病，也感染了显隆——甚至，在它的光芒下，也有总编的影子。在小说结尾处，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显隆身上同样显出“绿光”的痕迹。它是自我放纵式的颓废，是鬼气森森的不可名状，却也打开了板结的生活链环，意味着可能的自由与真实。 就此而言，小说《绿光》，通过显隆视角和自述，仿佛在讲述他从正常、刻板的生活失落，转而染上“绿光”——“鬼气”与自由，重新回到自我状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澄迈既是显隆的潜在的“启蒙者”，也是显隆的倒影。澄迈消失了，他的影子和位置由显隆进行了填补。也可以说，显隆正走在澄迈走过的路上。因而，小说不再是显隆对澄迈故事的叙述，也是他对自身故事的叙述。“绿光”不是他对澄迈之旁观的观感，也是他从自己身上看到的结果。
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尤其第二部分，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何谓写作？何谓写作的意义？写作对于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那么后半部分，尤其第四部分，则直接将我们带向了追问生存意义的前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绿光》一部元小说，也即关于写作的小说——更是警策我们追问自己生存意义的小说。哪怕合上小说，只要一想起它，我们就仍然能够感到它所发出的锋利、逼人的寒光。它也在逼使我们自问，生存（以及写作）的意义何在？
再回到小说题目下的那句题记性质的“无意苦争春”。基本可以确定，作者借用陆游的这首诗，不仅从字面上与“绿光”相应，而且仿佛在更深的意涵上，暗示某种从外在现实的无意义的劳碌中的某种出离、抽身、撤退，甚至某种自守——哪怕是以放逐、疯狂、甚至自我毁灭来表现的。哪怕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悖谬。某种意义上说，领受悖谬，就是领受自由，至少是领受自由的开端。对于现代的生活，尤其如此。
作为小说，《绿光》算不上完美。比如，它的人物性格和语言方式的差异应该更大一些，小说的语言也可以更放松一些。不过，相比它的优点，这些都显得次要了。
对于有些人，写作首先是因为好玩、有趣，对于另一些人，则不尽如此。比如对于残雪，是为“复仇”而写。对于任建辉，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了与无意义搏斗而写，虽然对于写作他也常常生出自我的怀疑和否定。他的小说常常指涉或蕴含着一些思想问题，就像在《绿光》中那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建辉说，他不会首先考虑他的文字是否像一个小说，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像一个小说。他更愿意称之为文字或东西。这也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他的小说艰涩却又耐读。
任建辉的小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小说或生活小说。与我们如今的生活极为相近的生活场面，只是他小说的叙述背景。他的小说的重心，却不在这个上面，而是在人心。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是心灵小说。虽然年轻，任建辉的抱负可说不小。《绿光》中为数不多的景物描写，精确、微妙，充满现代意识，也显示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的小说写作能力。
无论如何，仅就《绿光》呈示给我们的思想问题来看，任建辉的文字也值得更多的人读到，也值得我们期待。相信经历过此一细读过程的人会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