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大师”引发的议论发人深省。
　　纪实频道的《大师》栏目正式播出后，我始终是一个忠实观众。这一个个民族先贤：马相伯、蔡元培、陶行知、张元济、陈寅恪、竺可桢、华罗庚……以他们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唤起人们心灵巨大的激荡和震撼。
　　马相伯为医治愚昧、落后、腐败，启迪民智，育人立人，无私捐出3000亩土地，为教育奔走呼号了一辈子；蔡元培提出了“不为升官发财立阶梯”而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教学原则，始终以“教书育人，启发民智”为宗旨，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陶行知到最落后的乡村教孩子读书，立志办平民教育，晓庄师范在教育史上树起一座丰碑。
　　他们身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经历大动荡、大灾难，同时又是大变化、大转型的时代。正如蔡元培先生说的“他们处于‘黑暗主义时代’”。但他们以民族社稷为重，以民众为本，选择直面黑暗，点燃生命的光芒，照射尘世所及的地方。他们为家国天下忧思力行，不惜牺牲一己之小我。他们不随俗沉浮，而是达到了超越时空的境界。
　　所以大师者，首先是他们为整个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他们有儒家的大人之象，即有大胸怀、大智慧、大爱的人。将一己的生命投入民智的启蒙、民族的救亡和文化的拯救这一伟大使命中。正如李叔同说的“度群生哪惜心肝剖！”
　　当然，大师又必须是真正的大学问家。他们是在独特领域，作出独特贡献，继往开来的学者专家，他们的学术成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值得人类文明的传承！
　　而如今呢？在一片“大师”热中，真正的大师又有几人？离开了大的时代背景，离开了大师赖以生存成长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根基，离开了“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学术环境，离开了“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大师怎么可能从天而降呢？
　　在追名逐利的氛围下，在制造浮夸、盛行虚假的年代里，有多少学者专家能沉下心来做学问，研究学问？作家不再提倡深入生活，创作优秀作品，有的就靠胡编乱造，甚至肆意抄袭，而不以为耻，怎么能出得了传世之作？教授博导招了大批博士、研究生，自己不研究学问，当“老板”，研究生出了论文，挂上自己的名字占为己有。这又怎么谈创新、发明？大学原是培养大师的摇篮，早期的北大，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大师云集。而如今的高校严重的“官本位”，学术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于是，教学科研人员争着当官，陶醉于权力，放弃研究。纵有“天才”，也难成事业。如此等等，又怎么出得了大师？
　　既是大师匮乏的年代，怎么又成了大师泛滥呢？原来，当下有徒得虚名的“大师”，有吹捧造假的“大师”，也有半推半就的“大师”，更有一批由媒体包装出来的“大师”，他们游走于各类节目之间，成了“媒体明星”。这样的炒作，无非是提高收视率。有的即使身陷“造假门”，犹羞羞答答，不肯承认事实真相。真正的大师，无需自诩，更无需他封，只有时间和历史将作出权威的评定。季羡林屡次推却三顶大师桂冠，说：“摘去三顶桂冠，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如此情怀，才堪称大胸怀！倘汲汲于沽名钓誉，陶醉于大师称号，说什么“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了‘大人’才成‘老人’，那么我已做了大半辈子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大师’也可以吧。”这一说，那么普天下的老师都可成大师了，岂不笑煞人也！
　　（作者为《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