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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惠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和党史类刊物编辑的著名学者，原名刘观恩，1928年生于湖南武冈县，1947年入北京大学。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参加过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的起草，是我党高层重要的笔杆子。他去世已经五年了。
近阅刚买到的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百年潮》创业三君子”关于郑惠先生的文字，不免引起我的回忆。说起回忆，其实只是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他的见面。
那是2001年12月上旬的一个早晨，去北大办事，出来后觉得还早，就给郑惠先生挂了电话，想去拜访他。此前，并没有见过他，也从未有过联系，但我是他主编的《百年潮》杂志的忠实读者，并且很喜欢这种党史通俗刊物的风格。
当电话那一端传来和蔼的声音，我马上自报家门，并表达了想拜访他的愿望。先生问了我现在的位置，知道是北大西门，还介绍说自己曾是北大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北大就读期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并没有毕业，入学仅一年后就去了冀东解放区。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北大到他的家是很远的，并详细说明要坐哪路公交车，到哪一站下车，让人心中一阵温暖，虽未见面却已感受到了他的细致、热心。
挂断电话就乘车去了郑惠先生位于西郊万寿路的寓所。
因为电话中他说得很详细，所以并未费劲就找到了他的家门。按过门铃，门开之前就已听到他亲切的声音：“来喽——，是小刘吧？！”待门开启，一位个子不高的慈祥长者站在门内，第一印象就是他眼镜的度数一定很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厚的镜片。
这就是郑惠先生。
进了客厅，落座之后，保姆送来一杯浓浓的香茶，至今不知这茶什么名字，也再没有见过那种像朵艳丽的花一样的茶叶。
郑惠先生首先问起我的情况。我就把自己参军、退伍及业余喜欢党史等等个人情况一股脑地告诉了他。他不时点头，中间也问到了都看了哪些党史类书籍等问题。
说到党史学习，他除给以鼓励和指导，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他说：“党史学习，是很辛苦的事情，而且方法要得当。比如看书，不仅要看党史方面的专著，而且必须结合领导同志的个人文集来读。”他举例子说：“比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你不仅要看毛泽东的选集，还要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著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你不仅要看邓小平的选集，还要看陈云、李先念等人的文稿……只有这样，你所掌握的东西才能全面、系统。当然，不仅仅要看政治上的东西，想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还要多关注、了解当时的经济、生活、军事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和史料……”说到这里，他形象地做了个比喻：“不能全面掌握这些情况，就很难得出正确、综合的结论。这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在摸到一条腿之后，却以为摸到了整个大象。这只能自欺欺人，不，最终谁也欺骗不了。”“搞历史（党史），必须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一定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在后人面前。限于当时的实际，可以有所保留，但绝对不可以篡改……做人也是一样，保存真实是不容易的，但也是最珍贵的！”
我知道，他这些话是有感而发的。
说到这里，他喝了口水，并嘱我可以尝尝这茶的味道。他接着说道：“党史研究，重在掌握资料。这资料又分‘文’和‘献’两方面，也就是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和历史档案的记载。”他特别强调了抢救历史当事人记忆中史料的重要性：“现在，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已经老迈甚至故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去采访、记录在世的老人头脑中的历史，不抓紧不行啊！毕竟重要的历史档案尚未解密，况且档案馆保存的材料，阅读、使用的手续十分复杂，很多专家学者想看看都受到制约、限制。这就更显得此事的重要。”
“唉！井越深挖心越惊啊！”他感叹道。
不知为什么，这句话让我回味了许久……
先生也谈到了读书、治学，他说：“搞党史研究，需要很好的理论功底和传统文化的功底。书，还是要多读，其实就算不做党史工作，也应该多读读这些方面的书。还要肯吃苦、肯吃亏，只有这样，才能做学问……人这一辈子，尤其年轻阶段，不能醉心名利，这是黄金阶段，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说‘圣贤书’似乎范围窄了点，还是说‘古今书’吧！总之，多读书、多动脑、多思考、多动笔，就一定会有所成！”
在交谈中，郑惠先生还谈到了胡乔木、胡绳同志，也谈到了龚育之、石仲泉先生。他说：“这些人的书、文章可以读读，还是会有很多收获的。不一定全读，但可以看看他们的笔记、札记，写人、记事方面的文字，对于一个初学者，也是很有价值的。”
对党史类的刊物，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说《百年潮》、《炎黄春秋》等都是值得关注的。
先生这些话，我一直谨记于心。
先生十分健谈，与一位二十岁出头的青年谈党史学习，也许对于他还是第一次吧，我想。说及熟人旧事，他的兴致很高。
时间悄悄流逝，该告辞了。临别，先生在我带的本子上留下了这样的赠言：“让青春发出光辉！书赠刘永辉同志”，并认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借先生题写赠言的间隙，我打量了这间不是很大却很典雅的客厅。沙发上方的墙上是著名书法家沈鹏的赠字，具体内容已经忘却了，隐约记得是一首诗。对面电视机上方的墙壁上则是一张放大的合影，是郑惠先生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交谈的照片。后来郑先生讲，那是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以后，又与先生通过电话，本想再择机去看望他，不想2003年春天从另一位前辈那里听到了郑惠先生已经辞世的消息，心中颇觉失落，也留下深深的遗憾。记得读了龚育之先生悼念郑惠先生的文章《故人长忆亦长磋》，我曾怅然许久。今年春天，又在西单横二条的中国书店买到了郑惠先生著的《程门立雪忆胡绳》，灯下细读，受益良多，并在书后写下“此书久寻不得，今始觅见，欣喜异常”几句话表达我激动的心情。
对于当前的党史研究，龚育之先生曾说：“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深以为然。这党史研究的繁荣，才是郑惠先生所期望的。虽然我后来并未从事专门的党史研究工作，但那一次和先生的交谈，却使我收获非常大，对我的影响也很深。
这影响必将是伴我一生的。○
责任编辑 晏蔚青
近阅刚买到的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百年潮》创业三君子”关于郑惠先生的文字，不免引起我的回忆。说起回忆，其实只是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他的见面。
那是2001年12月上旬的一个早晨，去北大办事，出来后觉得还早，就给郑惠先生挂了电话，想去拜访他。此前，并没有见过他，也从未有过联系，但我是他主编的《百年潮》杂志的忠实读者，并且很喜欢这种党史通俗刊物的风格。
当电话那一端传来和蔼的声音，我马上自报家门，并表达了想拜访他的愿望。先生问了我现在的位置，知道是北大西门，还介绍说自己曾是北大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北大就读期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并没有毕业，入学仅一年后就去了冀东解放区。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北大到他的家是很远的，并详细说明要坐哪路公交车，到哪一站下车，让人心中一阵温暖，虽未见面却已感受到了他的细致、热心。
挂断电话就乘车去了郑惠先生位于西郊万寿路的寓所。
因为电话中他说得很详细，所以并未费劲就找到了他的家门。按过门铃，门开之前就已听到他亲切的声音：“来喽——，是小刘吧？！”待门开启，一位个子不高的慈祥长者站在门内，第一印象就是他眼镜的度数一定很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厚的镜片。
这就是郑惠先生。
进了客厅，落座之后，保姆送来一杯浓浓的香茶，至今不知这茶什么名字，也再没有见过那种像朵艳丽的花一样的茶叶。
郑惠先生首先问起我的情况。我就把自己参军、退伍及业余喜欢党史等等个人情况一股脑地告诉了他。他不时点头，中间也问到了都看了哪些党史类书籍等问题。
说到党史学习，他除给以鼓励和指导，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他说：“党史学习，是很辛苦的事情，而且方法要得当。比如看书，不仅要看党史方面的专著，而且必须结合领导同志的个人文集来读。”他举例子说：“比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你不仅要看毛泽东的选集，还要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著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你不仅要看邓小平的选集，还要看陈云、李先念等人的文稿……只有这样，你所掌握的东西才能全面、系统。当然，不仅仅要看政治上的东西，想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还要多关注、了解当时的经济、生活、军事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和史料……”说到这里，他形象地做了个比喻：“不能全面掌握这些情况，就很难得出正确、综合的结论。这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在摸到一条腿之后，却以为摸到了整个大象。这只能自欺欺人，不，最终谁也欺骗不了。”“搞历史（党史），必须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一定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在后人面前。限于当时的实际，可以有所保留，但绝对不可以篡改……做人也是一样，保存真实是不容易的，但也是最珍贵的！”
我知道，他这些话是有感而发的。
说到这里，他喝了口水，并嘱我可以尝尝这茶的味道。他接着说道：“党史研究，重在掌握资料。这资料又分‘文’和‘献’两方面，也就是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和历史档案的记载。”他特别强调了抢救历史当事人记忆中史料的重要性：“现在，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已经老迈甚至故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去采访、记录在世的老人头脑中的历史，不抓紧不行啊！毕竟重要的历史档案尚未解密，况且档案馆保存的材料，阅读、使用的手续十分复杂，很多专家学者想看看都受到制约、限制。这就更显得此事的重要。”
“唉！井越深挖心越惊啊！”他感叹道。
不知为什么，这句话让我回味了许久……
先生也谈到了读书、治学，他说：“搞党史研究，需要很好的理论功底和传统文化的功底。书，还是要多读，其实就算不做党史工作，也应该多读读这些方面的书。还要肯吃苦、肯吃亏，只有这样，才能做学问……人这一辈子，尤其年轻阶段，不能醉心名利，这是黄金阶段，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说‘圣贤书’似乎范围窄了点，还是说‘古今书’吧！总之，多读书、多动脑、多思考、多动笔，就一定会有所成！”
在交谈中，郑惠先生还谈到了胡乔木、胡绳同志，也谈到了龚育之、石仲泉先生。他说：“这些人的书、文章可以读读，还是会有很多收获的。不一定全读，但可以看看他们的笔记、札记，写人、记事方面的文字，对于一个初学者，也是很有价值的。”
对党史类的刊物，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说《百年潮》、《炎黄春秋》等都是值得关注的。
先生这些话，我一直谨记于心。
先生十分健谈，与一位二十岁出头的青年谈党史学习，也许对于他还是第一次吧，我想。说及熟人旧事，他的兴致很高。
时间悄悄流逝，该告辞了。临别，先生在我带的本子上留下了这样的赠言：“让青春发出光辉！书赠刘永辉同志”，并认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借先生题写赠言的间隙，我打量了这间不是很大却很典雅的客厅。沙发上方的墙上是著名书法家沈鹏的赠字，具体内容已经忘却了，隐约记得是一首诗。对面电视机上方的墙壁上则是一张放大的合影，是郑惠先生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交谈的照片。后来郑先生讲，那是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以后，又与先生通过电话，本想再择机去看望他，不想2003年春天从另一位前辈那里听到了郑惠先生已经辞世的消息，心中颇觉失落，也留下深深的遗憾。记得读了龚育之先生悼念郑惠先生的文章《故人长忆亦长磋》，我曾怅然许久。今年春天，又在西单横二条的中国书店买到了郑惠先生著的《程门立雪忆胡绳》，灯下细读，受益良多，并在书后写下“此书久寻不得，今始觅见，欣喜异常”几句话表达我激动的心情。
对于当前的党史研究，龚育之先生曾说：“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深以为然。这党史研究的繁荣，才是郑惠先生所期望的。虽然我后来并未从事专门的党史研究工作，但那一次和先生的交谈，却使我收获非常大，对我的影响也很深。
这影响必将是伴我一生的。○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