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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霾”——这个原本有些生僻的汉字，和“PM2.5”——这个有些陌生的学术名词，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符号。
今年节日喜庆的硝烟散尽，而中国多地却仍笼罩在阴沉的雾霾之中。
特别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中意境朦胧的书写，却成为这几天北京城空气状况的真实写照。自2月21日以来，中国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出现灰霾，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但根据现有气象条件，直到2月27日冷空气来临，京津冀等重污染地区才有可能走出灰霾。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说，该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12个督察组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就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连日来，地方“两会”陆续召开，“治霾”成为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北京人代会分组讨论中，旁听的北京市长王安顺透露，自己已向国务院立下治霾“生死状”，保证在2017年前实现空气污染治理目标。
事实上，自2014年1月1日起，中国实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的城市已由2013年的74个增至190个，其中1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还将发布空气质量月报，并参与空气质量排名，公众可上网或用手机客户端查询实时空气质量数据。环保部监测司司长罗毅称，目前可实现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无缝隙监督，各监测点的数据会进行自动化处理，生成报告和网络信息后快速发布，可有效减少对监测数据的人为干扰。
2014年，从国家到地方，密集的政策与行动，表达了中国治霾的决心，也标志着“重点治霾元年”的正式开启。
污染的代价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雾霾为害之前，有的城市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已持续多年，但收效不尽如人意。
“北京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共采取了16个阶段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但北京的大气污染依然严重，原因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史丹认为，中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都来自于燃煤。
毋容置疑，燃煤是首祸。相关数据也显示，北京的几个燃煤热电厂在北京每年燃烧的2000多万吨煤炭中几乎占据半壁江山。2013年中国消耗了37.6亿吨标煤，居世界第一。
而在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看来，近40年来，中国未能摆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揭示的环境与发展演变的规律，未能避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很大程度上重蹈了西方国家的覆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受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开始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是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重化工业急剧扩张。三次冲击波一次比一次迅猛，并相互叠加，终于使中国环境污染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三项举措包括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中央财政安排100亿元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来之不易，但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近1万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
应急措施不利
近日，环保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也出台或制订空气污染应急预案，《福建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上报福建省政府，辽宁的省级及各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也已编制完成。
然而，事实证明，各地的应急措施在操作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尴尬：对于“提醒性、建议性”的“蓝色预警”应急措施，很多人既不了解其具体内容，也无法真正按照建议“减少户外活动”。
而更为严重的是，面对重度雾霾突袭，不少城市根本就没有相关应急预案。一些已制订预案的城市也并未及时启动，造成有预案不“应急”、有应急无“预案”的尴尬局面。
一些地方发生过环保部门提出执行应急措施，但最终未能执行。对空气污染指数的预判和大规模应急措施联系在一起，对政府部门的执行能力和协作能力无疑都是巨大的考验。
督查遇阻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雾霾袭来时，为什么企业可以置之度外？面对质疑，官方的解释是，中国尚未形成完善的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
而据记者了解，环境保护部派出的多个督查组发现，一些地区的企业仍在肆意排污、处于无组织排放状态，个别企业污染严重，影响了区域环境质量。甚至在有的地方，企业居然阻止环境执法人员进厂检查，还有的对督查组的车辆尾随、跟踪。
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曾负责对河南郑州的大气治理情况进行督查。在当地，督查组在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时，被多家企业拒之门外。据督查组成员回忆，在郑州的一家钢铁集团公司门口，当环保执法人员要求进厂检查时，被门卫以工厂已经停产为由拒绝。对执法人员提出的任何问题，门卫均以“不知道”来回复。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和华北督查中心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在河北邢台执法检查时也同样数次遇阻。在唐山，督查组查看了46家工业企业，其中34家存在各类环境问题，其中河北的一家公司因为多台烧结机未按期完成脱硫设施建设曾被环保部门要求停产。但目前这家企业依然在没有脱硫设施的情况下，将大量污染物直排大气。
目前，12个督查组的检查报告已经陆续完成，“企业无组织排放”成为郑州、石家庄、天津、德州、唐山、邢台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而且有一些企业是当地屡查屡犯的污染大户。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曾表示，机动车污染和秸秆焚烧等问题对灰霾污染的贡献不容忽视，但当前大气污染的来源中，企业违法生产依然是污染的主要组成部分。
任重道远
面对反复来袭的雾霾污染，“应急固然必要，治本更为迫切”已越来越成为共识。为确保治霾效果，各地也不乏雷霆之举。
然而，中国雾霾成因复杂。江苏省环保厅总工程师刘建琳解释说：“中国的污染状况既有因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伦敦型大气污染，又有因交通原因造成的洛杉矶型大气污染。大气污染源头多样，呈复合型。”
由此造成了雾霾的持续与反复，治理周期较长，尽管采取了系列措施，很多地区短期内都难见到明显效果。与此同时，严厉治污措施与群众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上海市环保局污防处副处长周军表示，要彻底解决雾霾污染的困扰，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产业结构要调整，布局也要重新科学规划。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区域联防联控。这就需要国家层面进行制度规划，协调统筹，建立起大范围的区域防治网。
治理雾霾已刻不容缓，在雾霾灾害面前，需要发动全社会防霾治污、共同面对。
今年节日喜庆的硝烟散尽，而中国多地却仍笼罩在阴沉的雾霾之中。
特别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中意境朦胧的书写，却成为这几天北京城空气状况的真实写照。自2月21日以来，中国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出现灰霾，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但根据现有气象条件，直到2月27日冷空气来临，京津冀等重污染地区才有可能走出灰霾。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说，该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12个督察组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就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连日来，地方“两会”陆续召开，“治霾”成为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北京人代会分组讨论中，旁听的北京市长王安顺透露，自己已向国务院立下治霾“生死状”，保证在2017年前实现空气污染治理目标。
事实上，自2014年1月1日起，中国实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的城市已由2013年的74个增至190个，其中1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还将发布空气质量月报，并参与空气质量排名，公众可上网或用手机客户端查询实时空气质量数据。环保部监测司司长罗毅称，目前可实现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无缝隙监督，各监测点的数据会进行自动化处理，生成报告和网络信息后快速发布，可有效减少对监测数据的人为干扰。
2014年，从国家到地方，密集的政策与行动，表达了中国治霾的决心，也标志着“重点治霾元年”的正式开启。
污染的代价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雾霾为害之前，有的城市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已持续多年，但收效不尽如人意。
“北京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共采取了16个阶段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但北京的大气污染依然严重，原因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史丹认为，中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都来自于燃煤。
毋容置疑，燃煤是首祸。相关数据也显示，北京的几个燃煤热电厂在北京每年燃烧的2000多万吨煤炭中几乎占据半壁江山。2013年中国消耗了37.6亿吨标煤，居世界第一。
而在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看来，近40年来，中国未能摆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揭示的环境与发展演变的规律，未能避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很大程度上重蹈了西方国家的覆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受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开始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是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重化工业急剧扩张。三次冲击波一次比一次迅猛，并相互叠加，终于使中国环境污染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三项举措包括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中央财政安排100亿元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来之不易，但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近1万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
应急措施不利
近日，环保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也出台或制订空气污染应急预案，《福建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上报福建省政府，辽宁的省级及各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也已编制完成。
然而，事实证明，各地的应急措施在操作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尴尬：对于“提醒性、建议性”的“蓝色预警”应急措施，很多人既不了解其具体内容，也无法真正按照建议“减少户外活动”。
而更为严重的是，面对重度雾霾突袭，不少城市根本就没有相关应急预案。一些已制订预案的城市也并未及时启动，造成有预案不“应急”、有应急无“预案”的尴尬局面。
一些地方发生过环保部门提出执行应急措施，但最终未能执行。对空气污染指数的预判和大规模应急措施联系在一起，对政府部门的执行能力和协作能力无疑都是巨大的考验。
督查遇阻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雾霾袭来时，为什么企业可以置之度外？面对质疑，官方的解释是，中国尚未形成完善的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
而据记者了解，环境保护部派出的多个督查组发现，一些地区的企业仍在肆意排污、处于无组织排放状态，个别企业污染严重，影响了区域环境质量。甚至在有的地方，企业居然阻止环境执法人员进厂检查，还有的对督查组的车辆尾随、跟踪。
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曾负责对河南郑州的大气治理情况进行督查。在当地，督查组在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时，被多家企业拒之门外。据督查组成员回忆，在郑州的一家钢铁集团公司门口，当环保执法人员要求进厂检查时，被门卫以工厂已经停产为由拒绝。对执法人员提出的任何问题，门卫均以“不知道”来回复。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和华北督查中心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在河北邢台执法检查时也同样数次遇阻。在唐山，督查组查看了46家工业企业，其中34家存在各类环境问题，其中河北的一家公司因为多台烧结机未按期完成脱硫设施建设曾被环保部门要求停产。但目前这家企业依然在没有脱硫设施的情况下，将大量污染物直排大气。
目前，12个督查组的检查报告已经陆续完成，“企业无组织排放”成为郑州、石家庄、天津、德州、唐山、邢台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而且有一些企业是当地屡查屡犯的污染大户。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曾表示，机动车污染和秸秆焚烧等问题对灰霾污染的贡献不容忽视，但当前大气污染的来源中，企业违法生产依然是污染的主要组成部分。
任重道远
面对反复来袭的雾霾污染，“应急固然必要，治本更为迫切”已越来越成为共识。为确保治霾效果，各地也不乏雷霆之举。
然而，中国雾霾成因复杂。江苏省环保厅总工程师刘建琳解释说：“中国的污染状况既有因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伦敦型大气污染，又有因交通原因造成的洛杉矶型大气污染。大气污染源头多样，呈复合型。”
由此造成了雾霾的持续与反复，治理周期较长，尽管采取了系列措施，很多地区短期内都难见到明显效果。与此同时，严厉治污措施与群众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上海市环保局污防处副处长周军表示，要彻底解决雾霾污染的困扰，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产业结构要调整，布局也要重新科学规划。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区域联防联控。这就需要国家层面进行制度规划，协调统筹，建立起大范围的区域防治网。
治理雾霾已刻不容缓，在雾霾灾害面前，需要发动全社会防霾治污、共同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