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各国的发展历程，曾经有过的腐朽与曲折：英国出现过羊吃人运动，美国出现过食品危机，日本发生过水俣病，但只要对症下药，建立起相应的规则，这些时代的混乱就一一落幕了。问题只在于，那些与正义和秩序相关的规则将在什么时候得以确立。
　　2012年底，受美国卡特中心的邀请，我到美国考察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我也试图了解更多的美国精神，印证我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看到的。同样不出所料，在我走过的城市，华盛顿的雕塑随处可见。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国父们，对美国独立及宪政的落实无疑居功至伟。但是，伟大的华盛顿并未成就一切，他虽有能力拒受王冠，却没有能力解放黑奴。两百年后，奥巴马有朝一日能够问鼎美国总统，得益于其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是林肯、道格拉斯、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还有数以万计的无名氏。
　　格莱美获奖黑人歌手Jay-Z曾这样深情地说道，“罗莎·帕克斯坐下来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
　　1955年，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因为占用公交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随后，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
　　荷尔普斯有言，“推动世界这部水车运转的水浪，发源于人迹罕至的地方”。罗莎·帕克斯不会想到，那一天筋疲力尽的她，会以坐下去的方式让美国黑人站起来了。2012年的一天，当奥巴马在亨利·福特博物馆里坐上罗莎·帕克斯坐过的编号为2857的公交车，他作何感想？曾几何时，那位黑人母亲，只因为要在这个座位坐下去，竟然会被逮捕。而现在，有着相同肤色的他，当选了美国总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座的前几年，有位黑人牧师在公交车上受到侮辱，被白人司机勒令下车，当他号召车上其他人一同下车以示抗议时，却无人响应。然而这件事在罗莎·帕克斯那里不一样了，许多人参与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来，拒乘公交车。当年12月5日起，蒙哥马利市的4万黑人开始用各种方式出行，有的人甚至是走20英里上班，就是不乘公交车。381天的坚持，不仅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也改变了盛行种族主义的美国。虽然积极地参加了民权运动，但帕克斯毕竟只是一位普通的女工。她没有一夜之间解放黑人的力量与雄心，也谈不上勇敢，只因为那晚她很累，而且长期以来对这个规定“受够了”。没有黑人不憎恶种族隔离，当大家都觉得受够了，历史也就走到了临界点。在此意义上，美国不只是一个建立在民主、自由等观念上的国家，更是建立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长期行动之上的国家。
　　我时常听人感叹中国没有华盛顿，其实没有又如何？过去没有不意味着将来没有。别人不做不意味着你不能做。就算你也做不了华盛顿，你还可以做马丁·路德·金。做不了马丁·路德·金，你还可以做罗莎·帕克斯。做不了罗莎·帕克斯，你还可以做一个为他们鼓掌的人。
　　如果你连这也做不了，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归动物的本能，就像特里西娅·奈特所做的那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保卫自己的孩子。特里西娅·奈特是俄亥俄州的一位妇女。2012年10月，一位邻居模仿她患有脑瘫的十岁女儿拖腿走路，一怒之下奈特将他告上法庭。由于奈特录下影像，无可抵赖，后者因此被法庭判处29天监禁。
　　身处转型时期，对自由的争取与保护，对公平与正义的谋求，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更需要日常持久的参与。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能隐忍的民族，不幸的是，这种隐忍通常都用错了方向。人们有耐心忍受苦难，却没有相同的耐心去结束苦难。而后者对于这个国家而言显然是更有希望的事情。
　　事情也并不那么糟糕。2012年10月14日出版的《东方今报》为冻死在立交桥下的流浪汉降低了报头，并且标榜“我们降低报头，是为尊重生命”。过去这些年，有关降国旗的讨论不绝于耳。其实即使国旗不降，你仍可以像这家报纸一样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弱者的同情。
　　《新京报》报道了兰州男子陈平福终于被撤诉。陈平福原本是一家国企子弟学校的教师，企业破产后，他靠在街头拉小提琴为生。2007年以来，因为在网上发帖、转帖批评政府，他先是在2012年6月被监视居住，接着在8月被以颠覆国家罪公诉。在兰州市检察院的干预下，法院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陈平福说自己发帖不过是“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
　　这样的进步在中国意义深远，在我看来，这是小提琴战胜了大喇叭，是音乐战胜了暴力，是手握权柄的人战胜了自己，站到了良知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