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都把时间花在研究为人处事的谋略，商业经营的商道和生活细节的品位上了，对于“玩”，我们从来都缺少研究。其实，“会玩”是一种超然的境界。
　　
　　谋略上的境界
　　
　　最初，古代“会玩”的人看重的是玩的“功能性开发”，即在“玩”中附加部分预设目标，把
　　“玩”看作一种谋略上的手段。对项目的选择，时间地点的选择大都不太注意，使用最多，最没创意的就是“请人喝酒”，宋太祖请大将喝酒，酒桌上“释”了兵权，免除了手握重兵的武将对君权的威胁；曹操请刘备喝酒，根本没考虑天气因素，喝酒期间天气突变，但两人“煮酒论英雄”，曹操借机了解了刘备对天下形势的看法。玩得更险的还是项羽，在鸿门请刘邦喝酒的直接目的就是杀掉刘邦，就是要把对方“玩死”，幸好这种明显的功能性被刘邦的谋臣看了出来，才得以脱身。
　　在这种“玩”中，“玩”的功能性已强过娱乐性，但其中还是渗透着高超的谋略智慧。宋太祖如果直接下圣旨解除武将兵权，肯定招致强烈反弹；曹操如果和刘备玩关于天下形势的“真心话大冒险”，也难以套出真话；项羽要直接杀掉刘邦，恐怕不知要打多少仗，流多少血。但通过 “玩”，不管阴谋阳谋都被融化在酒桌上的谈笑间，觥筹交错间的较量早已刀光剑影。看上去轻松的“玩”实则浸透了超过无数谋士的智慧。
　　
　　生活上的境界
　　
　　“玩”是生活的一部分，今人对于“玩”的态度早已不像古人那样附加众多鲜明的谋略目的，转而看重“玩”带给人们的快乐和享受。“玩”成为生活的精华，浓缩了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品位和价值观念。越来越多的人把“玩什么”看作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和符号，“玩”成为超越奢侈的物质生活，表达生活主张和张扬个性生活的新方式。
　　在上流社会中，有人在大家一窝蜂地打高尔夫、买跑车的时候玩起了私飞俱乐部、游艇俱乐部；在中产阶级中，有人在别人热衷于出国度假的时候提出了自助游、自驾游……这些都是会玩的人，他们用“玩”表达了自己生活的与众不同。
　　在这个社会中，或许吃什么穿什么已经难以成为生活的标志，但从“玩什么”中却鲜明地表达着这个人的生活情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建了一座全部智能化的“未来之屋”，在房间里养鲨鱼，既用智能化表现了自己IT巨子的出身，也用玩鲨鱼表达了作为世界首富的霸气。前几年，英国政府决定禁止“猎狐”运动招致英国传统贵族阶层的激烈反对，其背后倒不是说英国的贵族们对狐狸有多么大的需求，非得通过打猎来满足生活必需，而是在岁月的流变中，“猎狐”已经成为英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成为他们生活的独特符号。在取消了等级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梦幻般的马车、繁琐的服饰都再难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如果没了“措狐”，他们难以为自己的身份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这就是“玩”所承载的生活境界。而不管养鲨鱼的霸气，还是“猎狐”代表的晶位，这种表达决不是一两件名牌西装，或者名车名表可以取代的。只有通过玩，玩别人不敢玩，玩不到，玩不起的东西来表达生活的主张。
　　
　　心态上的境界
　　
　　


　　“玩”不仅是一种生活，还是一种良好的心态，是一种坦然以对，举重若轻的闲适；是一种自信自尊，淡定从容的大气；更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把生活当作玩，便消弭了生活中鸡毛蒜皮的计较；把工作当作玩，便淡化了是非成败的悲喜。在人生中，“玩”是超越“奋斗”的努力方式；在商场上，“玩”是超越“经营”的商道智慧；在政坛上，“玩”是超越“权谋”的博弈之道。
　　近百年来，美国总统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管工作多忙，都会每年两次，按时到戴维营度假。从“二战”期间的罗斯福到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小布什，不管前线战事多么紧张，总统都会按时去戴维营，而且一般情况下，决不提前结束休假。很明显，美国总统之所以敢于去“玩”，这种从容来自于超级大国自信，和对国家成熟的政治运作体制的自信。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尽管苦心经营，终日设防，但一旦离开首都度假，转眼间便被政敌罢免了职位，被迫流亡。这种对比之间，美国总统的从容和自信是弥足珍贵的。
　　被称为“股神”得华伦·巴菲特是全球知名的世界级“玩家”。在成为华尔街的投资传奇之后，他在世界各地频频出手，不仅把各地的股市、资本市场掀起巨浪，玩弄于股掌之间，还在能源等市场有多次投资，其中有赔有赚，即便是2004年，这个有430亿美元资产的世界级“玩家”没有投出去一分钱的情况下，他依旧淡定地观察着市场的变幻。对于他来说，早已淡化了要靠投资赚钱的目的性，投资就是生活，做投资决策本身就是享受生活，就是一种让自己快乐，把事业当作享受的“玩”。这种心态早已超越了工作和事业本身，是何等的从容?
　　相比于谋略上的境界和生活上的境界，心态上的“玩”境界是最为珍贵，也是最根本性的。有了心态的闲适，工作、生活都可以轻松起来，少了众多的烦忧和困扰。
　　“玩”就是这样一种境界：超越物质，让社交、生活和事业都轻松、简单起来。而其中所包含的智慧却一点不比任何学科简单，值得细细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