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西方社会的传教士伴随着西方帝国的坚船利炮来到中国，希望将上帝的福音带给中国，但中西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民众对西方社会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敌视，即使是一些科学的、先进的东西也难以接受。对于基督教民间流言那更是举不胜举，人们认为教堂里常取人肝脑，挖人心目，男女裸聚，采阴补阳；流传最广的是一则关于洋教士挖人眼睛的流言，当时很多中国人都认为洋教士挖中国人的眼睛，可配一种妙药，用以点铅成银，比如１００斤铅可出银８斤，其余９２斤仍可卖还原价。当时，这些传言遍及整个中华大地。
　　
　　可怕的传言
　　
　　１８７０年５月，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批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当时百姓中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５月２１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在用迷药行骗时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是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提供，并说曾迷拐过一人，得洋银５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并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大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赶往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踹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随从。这一下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赶到仁慈堂杀死修女１０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３名，此外，打死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６座。这次事件中先后打死外国人２０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的艰难抉择
　　
　　曾氏的天津之行近乎悲壮。他在接到皇上圣旨的同一天，也收到了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由此预感“此去津门，有去无回”。于是写下了遗嘱，决心宁牺牲“衰朽之身”，也要履实君命。到津后，他耐心地听取了天津百姓和地方官的意见，并当众宣布：“鄙人一定遵循国法，秉公处理。”
　　对百姓怀疑法国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一事，曾氏明确表示“不可再听市井议论了，要按自己已定的方针办。”为此他亲自去勘查事故现场，询问育婴堂内的孤儿，对知情的百姓进行走访，在现场附近的寺庙中他整日整夜地与调查回来的幕僚交换意见。经反复调查核实，对洋人挖眼剖心一事“查来查去并无确证。”但曾氏认为法国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是“可恨”的，甚至希望朝廷借此机会，将这些外国人“统统逐出国门”，并对民众过激举动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理解。当法国公使粗暴地宣称：如不能答应提出的条件，则“恐生兵端”时，曾国藩针锋相对地指出，丰大业“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
　　然而当时法国陈兵津卫，一再扬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最终清朝廷害怕了。慈禧急命曾国藩“多杀几个凶手”以平息法国人的愤怒。在朝廷和洋人的双重压力下，曾国藩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５月２３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结果判定２０人死刑，２５人流放，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支付法、英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４９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曾国藩的判罚一经公布，立即招来了国人的谴责，他的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其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
　　此后，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也秉承清王朝的意志行事，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将原来２０名死刑改为１６名、４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
　　天津教案是一次震惊中外的惨案。它的发生并没有事先的筹谋策划，也没有周密的组织安排。它的发生，更多的是天津的普通百姓面对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势力大量侵入，产生强烈不满的一种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