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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6年中被改变，数百亿资金投入到疫情防控体系中，疫情信息在CDC、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共享
6年前的那场疫情至今让人心有余悸。源于中国的SARS病毒感染了世界，5327人被确定为非典或疑似患者，349人因此死亡。
当时中国混乱的疾控体系，被认为是致使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在北京市人民医院—— 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由于没有设立专门的发热门诊，感染者和健康人被圈在了一起。“我就是在那里被传上SARS的，”一位叫做罗行的非典患者说。当他因高烧不退被转移到某医院时，处于慌乱中的医生根本来不及顾及这个患者，被烧得几乎昏迷的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躺了好几个小时”。
当时中国的某些官员则在花大力气隐瞒疫情。当SARS病毒在北京蔓延时，时任市长的孟学农仍宣称“可以放心来京旅游”。这名本有着大好前途的部级官员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之后因此去职。
“这些教训，促进了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升级。”一位医学专家表示。
中国卫生管理体制曾长期沿用前苏联模式。这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政府大包大揽，国家和国有、集体医院承担完全责任。1998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模式被引入中国，上海市率先成立了CDC——1988年，甲肝大流行感染了30万上海人。而2003年，上海的SARS感染者只有几例。
2000年，卫生部肯定了这个模式，并从省到县先后成立CDC。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全国疾病控制和预防战略、公共卫生检测和预警、突发事件应对，还包括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培养。
但中国人“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在SARS之前，从未得到改变。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对媒体表示：“一个省长跟我说，SARS以前我们就不知道CDC是个什么单位，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从2003年底开始，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正式启动。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中心城市之外，重点是改造中西部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这次总投资达到了114亿元，共支持2306个项目建设，3年完成。
2003～2005年，中央财政又安排了公共卫生专项资金92亿元，用于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疾病信息网络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2006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被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安排公共卫生专项资金51亿元。
在巨资的保障下，2006年底，卫生部宣布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基本建成”，疫情信息报告系统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目前已覆盖全国95%的县和70%的乡镇医疗机构，报告速度由过去的近1周提高到现在的0.8天。”日前，全国政协委员、CDC首席专家邵一鸣说，“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已经建成了领先世界的疫情直报系统。”
这套系统保证了传染病信息的快速传递，包括狂犬病、麻疹、破伤风、甲肝等37种法定传染病。
中国疫情报告的传统模式是: 医生诊断传染病例后，填写纸质的传染病报告卡片，交医院保健科。保健科通过邮局邮寄到所在区县卫生防疫站。区县卫生防疫站审核汇总，上报到地市卫生防疫站。地市卫生防疫站统计汇总，每旬一次上报到省级卫生防疫站。省级卫生防疫站再统计汇总，每月一次上报到卫生部——从医院发现传染病例，到县卫生防疫站收到疫情报告，平均就要5天时间。
2002年，国家曾投入两亿元建设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建设起了疾控系统疫情传递计算机网络。但系统传递的，仍只是病例数字。应对SARS时，卫生部紧急启动医院直接上网报告SARS病例及其疑似病例机制，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具体病人的完整情况，并指导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访工作。SARS过后，卫生部快速规划建设全国“网络直报系统”，2004年1月投入运行。
中国官方也正在努力把通报的结果及时向民众公布。2003年5月9日——SARS恐慌达到顶点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2009年满一岁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规定：公开范围的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信息及时的公开对全社会来防控疾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北京佑安医院院长助理、新闻发言人金荣华说，“首先，把你知道的东西科学地客观地公开地告诉大家，大家不会因为谣言和其他的误传而恐慌到极点；第二，把这些告诉大家，有风险沟通的味道。”
事实也证明，此次虽然在五一期间公布了甲型H1N1疫情，但并未造成民众生活的异常。
作为北京最大的传染病医院的有关负责人，金荣华直观地感受到了国家对传染病医院投入的增加。这个医院的门诊大楼和呼吸科大楼——包括设备，总投资超过了4亿。同样，10个亿的资金，被用于北京另一家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的建设，在这个医院里，常备2万套防护服、2万副口罩。
理想的模式是，疫情信息在CDC、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充分共享——前者是预防，后两者是救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说，应该在三者之间建立一个行动指南，面对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最快速度作出反应”。他还表示：“在这个整体的防控网络里，前期的预防和快速反应以CDC为主，后期的治疗由综合医院和传染病医院主要承担。”
要建立三位一体的防控网络，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认为：人才缺失是目前的最大问题——一线人员技术能力弱，中枢机构领军人才储备不足。此前邵一鸣曾指出，经费不足也是问题之一，全国疾控体系人员工资的1/2、工作经费的1/3，都要靠做与公共卫生无关的服务来弥补。即便是国家疾控中心也存在这个问题。截至2008年年底，拥有近2000名职工的国家CDC的人员经费赤字已达9900多万元。
而资金问题或许在最近会有所好转——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有关会议上部署，中央财政将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疫情的保障防控工作。
目前，中国疾控体系的进步已经被国际初步认可。2009年5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具备了从SARS和禽流感这些病毒爆发当中取得的既往经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正確的选择。”
6年前的那场疫情至今让人心有余悸。源于中国的SARS病毒感染了世界，5327人被确定为非典或疑似患者，349人因此死亡。
当时中国混乱的疾控体系，被认为是致使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在北京市人民医院—— 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由于没有设立专门的发热门诊，感染者和健康人被圈在了一起。“我就是在那里被传上SARS的，”一位叫做罗行的非典患者说。当他因高烧不退被转移到某医院时，处于慌乱中的医生根本来不及顾及这个患者，被烧得几乎昏迷的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躺了好几个小时”。
当时中国的某些官员则在花大力气隐瞒疫情。当SARS病毒在北京蔓延时，时任市长的孟学农仍宣称“可以放心来京旅游”。这名本有着大好前途的部级官员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之后因此去职。
“这些教训，促进了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升级。”一位医学专家表示。
中国卫生管理体制曾长期沿用前苏联模式。这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政府大包大揽，国家和国有、集体医院承担完全责任。1998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模式被引入中国，上海市率先成立了CDC——1988年，甲肝大流行感染了30万上海人。而2003年，上海的SARS感染者只有几例。
2000年，卫生部肯定了这个模式，并从省到县先后成立CDC。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全国疾病控制和预防战略、公共卫生检测和预警、突发事件应对，还包括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培养。
但中国人“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在SARS之前，从未得到改变。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对媒体表示：“一个省长跟我说，SARS以前我们就不知道CDC是个什么单位，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从2003年底开始，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正式启动。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中心城市之外，重点是改造中西部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这次总投资达到了114亿元，共支持2306个项目建设，3年完成。
2003～2005年，中央财政又安排了公共卫生专项资金92亿元，用于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疾病信息网络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2006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被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安排公共卫生专项资金51亿元。
在巨资的保障下，2006年底，卫生部宣布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基本建成”，疫情信息报告系统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目前已覆盖全国95%的县和70%的乡镇医疗机构，报告速度由过去的近1周提高到现在的0.8天。”日前，全国政协委员、CDC首席专家邵一鸣说，“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已经建成了领先世界的疫情直报系统。”
这套系统保证了传染病信息的快速传递，包括狂犬病、麻疹、破伤风、甲肝等37种法定传染病。
中国疫情报告的传统模式是: 医生诊断传染病例后，填写纸质的传染病报告卡片，交医院保健科。保健科通过邮局邮寄到所在区县卫生防疫站。区县卫生防疫站审核汇总，上报到地市卫生防疫站。地市卫生防疫站统计汇总，每旬一次上报到省级卫生防疫站。省级卫生防疫站再统计汇总，每月一次上报到卫生部——从医院发现传染病例，到县卫生防疫站收到疫情报告，平均就要5天时间。
2002年，国家曾投入两亿元建设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建设起了疾控系统疫情传递计算机网络。但系统传递的，仍只是病例数字。应对SARS时，卫生部紧急启动医院直接上网报告SARS病例及其疑似病例机制，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具体病人的完整情况，并指导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访工作。SARS过后，卫生部快速规划建设全国“网络直报系统”，2004年1月投入运行。
中国官方也正在努力把通报的结果及时向民众公布。2003年5月9日——SARS恐慌达到顶点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2009年满一岁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规定：公开范围的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信息及时的公开对全社会来防控疾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北京佑安医院院长助理、新闻发言人金荣华说，“首先，把你知道的东西科学地客观地公开地告诉大家，大家不会因为谣言和其他的误传而恐慌到极点；第二，把这些告诉大家，有风险沟通的味道。”
事实也证明，此次虽然在五一期间公布了甲型H1N1疫情，但并未造成民众生活的异常。
作为北京最大的传染病医院的有关负责人，金荣华直观地感受到了国家对传染病医院投入的增加。这个医院的门诊大楼和呼吸科大楼——包括设备，总投资超过了4亿。同样，10个亿的资金，被用于北京另一家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的建设，在这个医院里，常备2万套防护服、2万副口罩。
理想的模式是，疫情信息在CDC、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充分共享——前者是预防，后两者是救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说，应该在三者之间建立一个行动指南，面对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最快速度作出反应”。他还表示：“在这个整体的防控网络里，前期的预防和快速反应以CDC为主，后期的治疗由综合医院和传染病医院主要承担。”
要建立三位一体的防控网络，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认为：人才缺失是目前的最大问题——一线人员技术能力弱，中枢机构领军人才储备不足。此前邵一鸣曾指出，经费不足也是问题之一，全国疾控体系人员工资的1/2、工作经费的1/3，都要靠做与公共卫生无关的服务来弥补。即便是国家疾控中心也存在这个问题。截至2008年年底，拥有近2000名职工的国家CDC的人员经费赤字已达9900多万元。
而资金问题或许在最近会有所好转——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有关会议上部署，中央财政将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疫情的保障防控工作。
目前，中国疾控体系的进步已经被国际初步认可。2009年5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具备了从SARS和禽流感这些病毒爆发当中取得的既往经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正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