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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岁末年初，奥斯卡都会如期而至，今年也不例外。由此，世界影坛再次风起云动。与欧洲的威尼斯(1932年创办)、戛纳(1946年创办)、柏林(1951年创办)等三大国际电影节相比，创立于1929年的奥斯卡，堪称是资格最老的电影评奖。这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见证了好莱坞电影历史的嬗变及其盛衰沉浮，透过奥斯卡红地毯上的星光灿烂，其所标示的无疑正是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实绩及其日益强盛的文化辐射力。一个美国的国内奖项何以如此牵动人心。细致分析，不难发现，其核心动因在于，它代表着好莱坞这个娱乐传媒王朝的世界影响力。作为世界电影娱乐权利的中心，决定了它娱乐风向标的位置。
两个人的“战争”
2009年算不上是好莱坞的大年，虽不乏佳片，但多数过于中庸。今年最佳影片的提名数量从五部扩充到十部。看似更加激烈，但强弱却很明显。这其中两部同样出色的影片以不同的身姿和声势，牵引着众人的视线。《阿凡达》和《拆弹部队》双雄并起，形成倚天屠龙的清晰格局。由此，这届奥斯卡几乎演化成了两个人的“战争”。“世界之王”詹姆斯·卡梅隆与前妻凯瑟琳·比格罗短兵相接，成为本届奥斯卡备受瞩目的焦点。而之前的奥斯卡提名，也颇有一波三折之感。正当世界影迷为《阿凡达》欢呼雀跃之时，一匹黑马斜刺杀出，这就是一直以低调示人的《拆弹部队》。该片在年末开始华丽大爆发，得到了影评人的特别优待。尤其是美国三大影评人协会：纽约影评人协会、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和全国影评人协会都把最佳影片奖不约而同地授予了它。十多年来三大影评人协会第一次为一部文艺影片达成一致，而之前也只有《好家伙》、《辛德勒的名单》和《洛城机密》得到过如此待遇。而奥斯卡的最终结果是，《拆弹部队》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和最佳音效剪辑等六项大奖。而《阿凡达》仅获得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视觉效果三项技术类奖项。真可谓“大制作获小奖，小制作获大奖。”分析其中缘由，才发现这跟奥斯卡的传统及社会现实、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等方面紧密相关，是这些因素平衡作用的结果。
电影学院的创设和“奥斯卡”的由来
建立一个电影学院的设想最初是路易斯·梅耶提出的，他是当时米高梅公司的总裁。其原始的推动力来自于1926年11月电影界的一次大联合9家主要的电影公司和5个电影协会签订了《电影制作工资基础合约》。但这个合约只涉及电影技术领域的工作者，导演、演员和剧作家都没包括在内。梅耶决定成立一个学院，集合电影界的各类精英，包括最优秀的电影台前和幕后的工作人员。他提议这个学院的成员应该是“对电影艺术或电影科技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1927年5月4日，学院正式成为一个合法组织，并取名为“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其宗旨是“推动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发展，促进电影界各领域间的互动合作，以期实现文化、教育、科技的进步”。学院奖评选采用年度制，每一届评选上一年度的作品和个人。奖下设若干分项奖，其划分之细，数量之多，居世界各电影奖之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四个演员奖项(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以及两个写作奖(最佳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等最主要的几个奖项。
奥斯卡奖是学院奖的同义词。最早使用“奥斯卡”这一别名是在1934年的颁奖晚宴上。对于它的由来至今颇有争议。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如此记载的，当时，曾经是图书管理员的电影学院执行秘书玛格丽特·赫里克这样描述她第一天上班的情景：那是1931年的某一天早晨，她在仔细端详了小金人之后，惊呼道：“啊!他看上去真像我的叔叔奥斯卡!”专栏作家西德尼·斯格尔斯当时也在场，他在随后的一篇报道里写到：“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工作人员深情地称呼他们的金像为奥斯卡。”这一别名不胫而走，并_直延续至今。奥斯卡与社会现实
纵观奥斯卡奖的历史，其犹如社会现实的渐近线，依时局面不断转变。每届评选既是对上年度美国电影业绩的总结，并预示来年电影发展的趋向，同时又显示出在社会现实和大众趣味影响下电影的类型、流派的演变及技术的进步。可以说，82届奥斯卡奖的历史实为美国电影八十余年发展的缩影。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美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正是美国电影的黄金阶段，’影片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例如《翼》、《壮志千秋》、《西线无战事》、《百老汇旋律》、《左拉传》等都相继荣获奥斯卡奖最佳影片。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好莱坞进入战时体制。《米尼佛夫人》、《卡萨布兰卡》等十分应时，对鼓舞当时的军心和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和非美活动猖獗，好莱坞不少导演回避现实，热衷拍摄歌舞片，产生了《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等。5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开始正视现实，揭露社会黑暗面。《在江边》和《马蒂》均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不仅给美国银幕带来了写实风格，也促进了非好莱坞体制电影的发展。之后美国经济复苏，这又刺激了好莱坞大拍繁华巨片。场面壮观、服饰华美的《琪琪》、《宾虚》、《窈窕淑女》、《西区故事》等相继夺魁。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美国社会矛盾加剧，以暴露黑暗现象影片如《午夜牛郎》、《法国贩毒网》、《教父》、《飞越疯人院》等社会片、警匪片均登上了奥斯卡的领奖台。这标志着美国电影的总体风格从浪漫主义演变为现实主义。进入80年代，美国家庭危机日趋严重，《克莱默夫妇》、《母女情深》等片切中时弊而获奖。此后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电影业日益繁荣，题材和类型更加多样化，传记片《莫扎特》、越战片《野战排》、西部片《与狼共舞》、惊悚片《沉默的羔羊》、二战片《辛德勒的名单》等相继获奖。90年代后期，适逢世纪之交，怀旧之风盛行，出现了褒扬美国价值观的《阿甘正传》等作品。而此时美国电影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豪华巨制《泰坦尼克号》横空出世，一举荣获九项奥斯卡奖。“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整个社会遭受到极大冲击。一方面美国国家战略进入到“反恐时期”，另一方面，美国大众也开始反思冷战以来美国的国家政策以及文化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近几年好莱坞电影创作风向的转变。不单单是简单的科技手段与视听效果的革新，还有更加深层的政治态度的调整。于是，我们看到了奥斯卡出现了新的风向标，回归现实，触及社会和人性黑暗面的影片也逐渐吸引人们的视线。奥斯卡从2004年起，相继把最佳影片授予了《百万美元宝贝》、《撞车》和《无间道风云》、《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影片。著名的电影史学家大卫·汤姆逊是如此分析的：“现在是血腥、严峻的时代，现实世界残酷至极。这就是为什么酷刑凌虐会以严肃的方式进入娱乐业的原因。这里包含着似乎能引起观众共鸣的真实感。”
奥斯卡的政治倾向
每一种电影奖，无论是世界11大A级电影节，抑或美 国众多的电影奖、影评奖和工会奖，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偏好和规则。特别像奥斯卡奖，历经八十余载，且有近六千人投票，其评选犹如一个庞大的工程，从报名、提名到揭晓，历时3个月，整个过程相当复杂，有宣传、推销和炒作。加上奥斯卡奖的近六千名投票人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投票趋向，如此多方面综合在一起，才最终选出获奖影片。《奥斯卡大全》一书中写道：“历史和政治的因素一直对那些影片和表演能否获奖产生着重要影响。换言之，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比影片质量更能决定着能否获奖。”
的确如此，奥斯卡提名和获奖影片的风格总是受到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多数电影艺术家认为奥斯卡应该远离政治。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分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电影本身就是政治媒介。在奥斯卡奖角逐过程中，历史和政治因素总是会影响影片的类型和表现力。也就是说，在决定奥斯卡奖的归属问题上，社会环境、时代精神和主旨比影片自身的艺术含量更为重要。从奥斯卡奖诞生的第一年起，影片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就被纳入了评奖的考虑范畴。影片《西线无战事》得到了影评界和票房的双重胜利，并一举摘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桂冠。还有193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左拉传》，因其凸显的道德伦理和良好品味而广受追捧。一些政治运动也会波及电影业，美国电影史上遭受到较为严重政治迫害，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好莱坞进行审查，这就是震惊世人的“麦卡锡主义”。在如此的恐怖氛围下，好莱坞的创作几乎走上了一个极端——大凡和政治毫无关系的电影都受到了青睐。那几年的大多获奖影片都是逃避现实的轻松影片，而非政治题材的电影。1952年的最佳影片可谓是最好的注脚，马戏团探险剧《戏王之王》匪夷所思地压倒了西部心理片《正午》。后者失利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政治方面，而非其艺术价值。不少影评人认为《正午》影射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对外政策，而这明显地涉及到了50年代的政治。1982年的《甘地传》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奥斯卡奖项，因为甘地这个角色是如此令人鼓舞，他的反暴力的言论又是如此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大背景，评委们最终支持它胜出，而没有选择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外星人》和西德尼·鲁曼特的《大审判》。2001年的奥斯卡角逐中，评委会选择了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美丽心灵》。而另一部雄心勃勃，在技艺上大胆创新的影片《指环王》则与奖杯无缘。由此足见评委会成员更偏爱反映重要“问题的”“严肃”电影。奥斯卡的选择永远是安全的、主流的、非争议的电影，且具有被广泛接受的价值。
奥斯卡的文化趣味
对于奥斯卡，勒鲁瓦·约翰斯顿曾如此评价：“奥斯卡金像奖是电影界的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奥斯卡电影金像奖是世界电影界最高级别的奖项，是全球性的盛事。把奥斯卡视为一种文化标志是很普遍的事情。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中，奥斯卡已经成为了成功和成就的一个突出标志。观众可以从影片中大致看到美国电影、美国电视、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的缩影。不管怎么说，奥斯卡的这种职能对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贡献不小。奥斯卡奖项和奥斯卡颁奖典礼对于美国电影、美国的资本主义和美国的生活方式都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历经八十余载的发展和演变，奥斯卡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一种长期的仪式。如同宗教仪式一样，一再地肯定着美国主流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奥斯卡体现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美国价值观：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竞争、刻苦工作、职业成就和财富上的成功等。而每一届颁奖典礼都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潮流、道德观、幽默感、政治倾向——总而言之，就是时代精神。时至今日，奥斯卡颁奖典礼已成为一场顶级的电视秀，成为全球性的媒体事件。而奥斯卡晚会也早已成为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多年传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仪式。奥斯卡无论在好莱坞还是国际电影界的至高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科幻作品是一个很少获奥斯卡青睐的电影类型，学院的评委们一直对之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在奥斯卡的历史上可以找到不少先例。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2001年漫游太空》其摄人眼球的影像语言，深具开创性意义。但影片最终输给了卡罗尔·里德的《雾都孤儿》；1977年，当时《星球大战》绝对是一部极具突破性的影片，然而在最佳影片的角逐中，它还是败给了伍迪·艾伦的小制作《安妮·霍尔》；1982年，《外星人》重写了美国电影史上的票房纪录，却最终还是被名人传记片《甘地传》击败，与最佳影片失之交臂。
《阿凡达》将绝尘般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狂野的视觉表现力，引无数人竞折腰。‘全球25亿美元的票房纪录代表了它所拥有的广泛的观众基础和超高人气，而它本身对3D电影未来发展趋势的引领、对视觉特效技术的革新和开拓都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肯定。然而，电影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对于属于学院奖的奥斯卡来说，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文本内容和意义，而这恰恰是《阿凡达》所欠缺的。剧情上的一览无余和因大量使用C6I技术令真人表演的缺失确是其明显的弱势。相比之下，严肃正剧、反战题材，实力全面的《拆弹部队》胜出《阿凡达》也在情理之中。
光凭题材和类型并不能决定奖项的最终归属，《拆弹部队》本身的实力才是决胜的关键。《拆弹部队》并不是以出格求异求胜的，而是用平实简洁、严谨克制的方式，凭借着超强的掌控力以纪录片的手法演绎了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士兵的复杂心理与当下美国长期弥漫的反战-情绪不谋而合，使得影片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整部影片冷静克制，不动声色问，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苦难透过镜头扑面而来。影片以驻伊美军拆除炸弹为线索，通过粗粝但异常真实的画面宣示了反战主题。导演在场面调度和节奏的掌控力上是无可挑剔的。她以举重若轻的娴熟手法，对时代氛围的精准把握，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和明暗双方无声的对峙与较量，琐碎之下蕴藏波澜。这部沉甸甸的作品以洗尽铅华的写实画面，讲述了战争中的男人。告诉人们即使是地狱，也是需要英雄的事实。同时影片也反映了当地伊拉克民众贫苦而悲辛的生活。镜头里的街道充斥着破败气息，垃圾盈目。其间弥漫的凄凉、伤怀和绝望，无不深深地浸渗着艺术家真切的人道主义情思。创作者借助影像的力量，呈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由人性底线上进发出的精神火花。影片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既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残酷，而在这样的残酷中又未放弃坚守的理想与信仰。它提醒每个观者，这个世界固然残酷得超乎人们的想象，但仍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坚持和追寻。《拆弹部队》适时地展现了伊拉克战争之痛，所以，就影片的艺术水准和现实意义来说，确实较《阿凡达》更胜一筹。
创造历史
第8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早已落幕，过程虽乏善可陈，但我们依然清楚的记得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当最佳导演颁奖嘉宾芭芭拉·史翠珊看到最终获奖的名单时说：“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这一刻确实令人激动不已。凯瑟琳·比格罗的获奖创造的奥斯卡纪录不止一个，一是凭借《拆弹部队》这一低成本独立制作战胜了史上最卖座的影片《阿凡达》，成为20年来制作成本最低的金像奖影片；二是更以一位女性的身份荣升奥斯卡最佳导演之列。如此殊荣，在奥斯卡八十余载的发展进程中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回溯奥斯卡的历史，先前曾有三位女性获得过最佳导演的提名，她们分别是1976年的莲娜·未缪拉(《七美女》)、1993年的简·坎皮恩(《钢琴课》)和2003年的索菲亚·科波拉(《迷失东京》)，如今凯瑟琳·比格罗在获得提名之后，荣获最佳导演的桂冠着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2010年的奥斯卡，比想象中的更加热闹。在《阿凡达》引领了历史性的票房高潮之后，《拆弹部队》众望所归，高票当选，为这个传奇的年份画下了圆满的句号。奥斯卡适时地掌握了商业片与艺术片之间的平衡，而这也正是好莱坞电影能够全面、稳步发展的关键。纵观国内外的各大电影奖，能够如此精密地起到调控作用的，也只有奥斯卡了。真心希望未来的奥斯卡能够以更为宽宏的现代胸襟和风采面向世界，迎接更加璀璨的明天。为此，我们拭目以待。
两个人的“战争”
2009年算不上是好莱坞的大年，虽不乏佳片，但多数过于中庸。今年最佳影片的提名数量从五部扩充到十部。看似更加激烈，但强弱却很明显。这其中两部同样出色的影片以不同的身姿和声势，牵引着众人的视线。《阿凡达》和《拆弹部队》双雄并起，形成倚天屠龙的清晰格局。由此，这届奥斯卡几乎演化成了两个人的“战争”。“世界之王”詹姆斯·卡梅隆与前妻凯瑟琳·比格罗短兵相接，成为本届奥斯卡备受瞩目的焦点。而之前的奥斯卡提名，也颇有一波三折之感。正当世界影迷为《阿凡达》欢呼雀跃之时，一匹黑马斜刺杀出，这就是一直以低调示人的《拆弹部队》。该片在年末开始华丽大爆发，得到了影评人的特别优待。尤其是美国三大影评人协会：纽约影评人协会、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和全国影评人协会都把最佳影片奖不约而同地授予了它。十多年来三大影评人协会第一次为一部文艺影片达成一致，而之前也只有《好家伙》、《辛德勒的名单》和《洛城机密》得到过如此待遇。而奥斯卡的最终结果是，《拆弹部队》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和最佳音效剪辑等六项大奖。而《阿凡达》仅获得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视觉效果三项技术类奖项。真可谓“大制作获小奖，小制作获大奖。”分析其中缘由，才发现这跟奥斯卡的传统及社会现实、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等方面紧密相关，是这些因素平衡作用的结果。
电影学院的创设和“奥斯卡”的由来
建立一个电影学院的设想最初是路易斯·梅耶提出的，他是当时米高梅公司的总裁。其原始的推动力来自于1926年11月电影界的一次大联合9家主要的电影公司和5个电影协会签订了《电影制作工资基础合约》。但这个合约只涉及电影技术领域的工作者，导演、演员和剧作家都没包括在内。梅耶决定成立一个学院，集合电影界的各类精英，包括最优秀的电影台前和幕后的工作人员。他提议这个学院的成员应该是“对电影艺术或电影科技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1927年5月4日，学院正式成为一个合法组织，并取名为“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其宗旨是“推动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发展，促进电影界各领域间的互动合作，以期实现文化、教育、科技的进步”。学院奖评选采用年度制，每一届评选上一年度的作品和个人。奖下设若干分项奖，其划分之细，数量之多，居世界各电影奖之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四个演员奖项(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以及两个写作奖(最佳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等最主要的几个奖项。
奥斯卡奖是学院奖的同义词。最早使用“奥斯卡”这一别名是在1934年的颁奖晚宴上。对于它的由来至今颇有争议。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如此记载的，当时，曾经是图书管理员的电影学院执行秘书玛格丽特·赫里克这样描述她第一天上班的情景：那是1931年的某一天早晨，她在仔细端详了小金人之后，惊呼道：“啊!他看上去真像我的叔叔奥斯卡!”专栏作家西德尼·斯格尔斯当时也在场，他在随后的一篇报道里写到：“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工作人员深情地称呼他们的金像为奥斯卡。”这一别名不胫而走，并_直延续至今。奥斯卡与社会现实
纵观奥斯卡奖的历史，其犹如社会现实的渐近线，依时局面不断转变。每届评选既是对上年度美国电影业绩的总结，并预示来年电影发展的趋向，同时又显示出在社会现实和大众趣味影响下电影的类型、流派的演变及技术的进步。可以说，82届奥斯卡奖的历史实为美国电影八十余年发展的缩影。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美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正是美国电影的黄金阶段，’影片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例如《翼》、《壮志千秋》、《西线无战事》、《百老汇旋律》、《左拉传》等都相继荣获奥斯卡奖最佳影片。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好莱坞进入战时体制。《米尼佛夫人》、《卡萨布兰卡》等十分应时，对鼓舞当时的军心和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和非美活动猖獗，好莱坞不少导演回避现实，热衷拍摄歌舞片，产生了《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等。5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开始正视现实，揭露社会黑暗面。《在江边》和《马蒂》均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不仅给美国银幕带来了写实风格，也促进了非好莱坞体制电影的发展。之后美国经济复苏，这又刺激了好莱坞大拍繁华巨片。场面壮观、服饰华美的《琪琪》、《宾虚》、《窈窕淑女》、《西区故事》等相继夺魁。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美国社会矛盾加剧，以暴露黑暗现象影片如《午夜牛郎》、《法国贩毒网》、《教父》、《飞越疯人院》等社会片、警匪片均登上了奥斯卡的领奖台。这标志着美国电影的总体风格从浪漫主义演变为现实主义。进入80年代，美国家庭危机日趋严重，《克莱默夫妇》、《母女情深》等片切中时弊而获奖。此后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电影业日益繁荣，题材和类型更加多样化，传记片《莫扎特》、越战片《野战排》、西部片《与狼共舞》、惊悚片《沉默的羔羊》、二战片《辛德勒的名单》等相继获奖。90年代后期，适逢世纪之交，怀旧之风盛行，出现了褒扬美国价值观的《阿甘正传》等作品。而此时美国电影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豪华巨制《泰坦尼克号》横空出世，一举荣获九项奥斯卡奖。“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整个社会遭受到极大冲击。一方面美国国家战略进入到“反恐时期”，另一方面，美国大众也开始反思冷战以来美国的国家政策以及文化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近几年好莱坞电影创作风向的转变。不单单是简单的科技手段与视听效果的革新，还有更加深层的政治态度的调整。于是，我们看到了奥斯卡出现了新的风向标，回归现实，触及社会和人性黑暗面的影片也逐渐吸引人们的视线。奥斯卡从2004年起，相继把最佳影片授予了《百万美元宝贝》、《撞车》和《无间道风云》、《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影片。著名的电影史学家大卫·汤姆逊是如此分析的：“现在是血腥、严峻的时代，现实世界残酷至极。这就是为什么酷刑凌虐会以严肃的方式进入娱乐业的原因。这里包含着似乎能引起观众共鸣的真实感。”
奥斯卡的政治倾向
每一种电影奖，无论是世界11大A级电影节，抑或美 国众多的电影奖、影评奖和工会奖，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偏好和规则。特别像奥斯卡奖，历经八十余载，且有近六千人投票，其评选犹如一个庞大的工程，从报名、提名到揭晓，历时3个月，整个过程相当复杂，有宣传、推销和炒作。加上奥斯卡奖的近六千名投票人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投票趋向，如此多方面综合在一起，才最终选出获奖影片。《奥斯卡大全》一书中写道：“历史和政治的因素一直对那些影片和表演能否获奖产生着重要影响。换言之，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比影片质量更能决定着能否获奖。”
的确如此，奥斯卡提名和获奖影片的风格总是受到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多数电影艺术家认为奥斯卡应该远离政治。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分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电影本身就是政治媒介。在奥斯卡奖角逐过程中，历史和政治因素总是会影响影片的类型和表现力。也就是说，在决定奥斯卡奖的归属问题上，社会环境、时代精神和主旨比影片自身的艺术含量更为重要。从奥斯卡奖诞生的第一年起，影片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就被纳入了评奖的考虑范畴。影片《西线无战事》得到了影评界和票房的双重胜利，并一举摘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桂冠。还有193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左拉传》，因其凸显的道德伦理和良好品味而广受追捧。一些政治运动也会波及电影业，美国电影史上遭受到较为严重政治迫害，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好莱坞进行审查，这就是震惊世人的“麦卡锡主义”。在如此的恐怖氛围下，好莱坞的创作几乎走上了一个极端——大凡和政治毫无关系的电影都受到了青睐。那几年的大多获奖影片都是逃避现实的轻松影片，而非政治题材的电影。1952年的最佳影片可谓是最好的注脚，马戏团探险剧《戏王之王》匪夷所思地压倒了西部心理片《正午》。后者失利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政治方面，而非其艺术价值。不少影评人认为《正午》影射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对外政策，而这明显地涉及到了50年代的政治。1982年的《甘地传》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奥斯卡奖项，因为甘地这个角色是如此令人鼓舞，他的反暴力的言论又是如此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大背景，评委们最终支持它胜出，而没有选择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外星人》和西德尼·鲁曼特的《大审判》。2001年的奥斯卡角逐中，评委会选择了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美丽心灵》。而另一部雄心勃勃，在技艺上大胆创新的影片《指环王》则与奖杯无缘。由此足见评委会成员更偏爱反映重要“问题的”“严肃”电影。奥斯卡的选择永远是安全的、主流的、非争议的电影，且具有被广泛接受的价值。
奥斯卡的文化趣味
对于奥斯卡，勒鲁瓦·约翰斯顿曾如此评价：“奥斯卡金像奖是电影界的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奥斯卡电影金像奖是世界电影界最高级别的奖项，是全球性的盛事。把奥斯卡视为一种文化标志是很普遍的事情。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中，奥斯卡已经成为了成功和成就的一个突出标志。观众可以从影片中大致看到美国电影、美国电视、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的缩影。不管怎么说，奥斯卡的这种职能对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贡献不小。奥斯卡奖项和奥斯卡颁奖典礼对于美国电影、美国的资本主义和美国的生活方式都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历经八十余载的发展和演变，奥斯卡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一种长期的仪式。如同宗教仪式一样，一再地肯定着美国主流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奥斯卡体现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美国价值观：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竞争、刻苦工作、职业成就和财富上的成功等。而每一届颁奖典礼都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潮流、道德观、幽默感、政治倾向——总而言之，就是时代精神。时至今日，奥斯卡颁奖典礼已成为一场顶级的电视秀，成为全球性的媒体事件。而奥斯卡晚会也早已成为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多年传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仪式。奥斯卡无论在好莱坞还是国际电影界的至高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科幻作品是一个很少获奥斯卡青睐的电影类型，学院的评委们一直对之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在奥斯卡的历史上可以找到不少先例。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2001年漫游太空》其摄人眼球的影像语言，深具开创性意义。但影片最终输给了卡罗尔·里德的《雾都孤儿》；1977年，当时《星球大战》绝对是一部极具突破性的影片，然而在最佳影片的角逐中，它还是败给了伍迪·艾伦的小制作《安妮·霍尔》；1982年，《外星人》重写了美国电影史上的票房纪录，却最终还是被名人传记片《甘地传》击败，与最佳影片失之交臂。
《阿凡达》将绝尘般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狂野的视觉表现力，引无数人竞折腰。‘全球25亿美元的票房纪录代表了它所拥有的广泛的观众基础和超高人气，而它本身对3D电影未来发展趋势的引领、对视觉特效技术的革新和开拓都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肯定。然而，电影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对于属于学院奖的奥斯卡来说，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文本内容和意义，而这恰恰是《阿凡达》所欠缺的。剧情上的一览无余和因大量使用C6I技术令真人表演的缺失确是其明显的弱势。相比之下，严肃正剧、反战题材，实力全面的《拆弹部队》胜出《阿凡达》也在情理之中。
光凭题材和类型并不能决定奖项的最终归属，《拆弹部队》本身的实力才是决胜的关键。《拆弹部队》并不是以出格求异求胜的，而是用平实简洁、严谨克制的方式，凭借着超强的掌控力以纪录片的手法演绎了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士兵的复杂心理与当下美国长期弥漫的反战-情绪不谋而合，使得影片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整部影片冷静克制，不动声色问，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苦难透过镜头扑面而来。影片以驻伊美军拆除炸弹为线索，通过粗粝但异常真实的画面宣示了反战主题。导演在场面调度和节奏的掌控力上是无可挑剔的。她以举重若轻的娴熟手法，对时代氛围的精准把握，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和明暗双方无声的对峙与较量，琐碎之下蕴藏波澜。这部沉甸甸的作品以洗尽铅华的写实画面，讲述了战争中的男人。告诉人们即使是地狱，也是需要英雄的事实。同时影片也反映了当地伊拉克民众贫苦而悲辛的生活。镜头里的街道充斥着破败气息，垃圾盈目。其间弥漫的凄凉、伤怀和绝望，无不深深地浸渗着艺术家真切的人道主义情思。创作者借助影像的力量，呈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由人性底线上进发出的精神火花。影片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既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残酷，而在这样的残酷中又未放弃坚守的理想与信仰。它提醒每个观者，这个世界固然残酷得超乎人们的想象，但仍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坚持和追寻。《拆弹部队》适时地展现了伊拉克战争之痛，所以，就影片的艺术水准和现实意义来说，确实较《阿凡达》更胜一筹。
创造历史
第8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早已落幕，过程虽乏善可陈，但我们依然清楚的记得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当最佳导演颁奖嘉宾芭芭拉·史翠珊看到最终获奖的名单时说：“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这一刻确实令人激动不已。凯瑟琳·比格罗的获奖创造的奥斯卡纪录不止一个，一是凭借《拆弹部队》这一低成本独立制作战胜了史上最卖座的影片《阿凡达》，成为20年来制作成本最低的金像奖影片；二是更以一位女性的身份荣升奥斯卡最佳导演之列。如此殊荣，在奥斯卡八十余载的发展进程中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回溯奥斯卡的历史，先前曾有三位女性获得过最佳导演的提名，她们分别是1976年的莲娜·未缪拉(《七美女》)、1993年的简·坎皮恩(《钢琴课》)和2003年的索菲亚·科波拉(《迷失东京》)，如今凯瑟琳·比格罗在获得提名之后，荣获最佳导演的桂冠着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2010年的奥斯卡，比想象中的更加热闹。在《阿凡达》引领了历史性的票房高潮之后，《拆弹部队》众望所归，高票当选，为这个传奇的年份画下了圆满的句号。奥斯卡适时地掌握了商业片与艺术片之间的平衡，而这也正是好莱坞电影能够全面、稳步发展的关键。纵观国内外的各大电影奖，能够如此精密地起到调控作用的，也只有奥斯卡了。真心希望未来的奥斯卡能够以更为宽宏的现代胸襟和风采面向世界，迎接更加璀璨的明天。为此，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