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郭沫若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都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1927年日本一家大型刊物《满蒙》在五月份出版的一期上刊载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并作了如下介绍：
　　假如要指出现代中国新文坛的优秀作家的话，当然要推鲁迅和郭沫若二人，这是谁都不会有异议的。周氏是透过冰冷的透彻的眼光，沉静、深刻地吟味着人生的作家。郭氏则是燃烧着正义的热情，从革命出发，对人生给以犀利的批判，并且大胆地加以描写。这样不同的两个作家，却可以称之为现代中国文学界的双璧。
　　周恩来同志这样评价两位作家：“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鲁迅和郭沫若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中，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自幼受到会稽大地的文化熏陶，比鲁迅小11岁的郭沫若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从小领略巴山蜀水的钟灵神秀。两个人早年都得益于母亲的教养，早期的婚姻悲剧也相似。都留学日本，最初都曾立志学医，主医学救国之路，后来都“弃医从文”。早期他们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郭沫若说过：我和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很早就开始认识鲁迅。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郭沫若曾专门著文表示祝贺。鲁迅也很赏识郭沫若的才华。1927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创造社(以郭沫若为核心组织的文学社团)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当然，两个人的性格秉赋有很大差别，电影响到各自对待事物的不同看法。特别是对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的分歧。使他们彼此进行过几次论争。
　　1928年1月15日，有一种名为《文化批判》的杂志，以极“左”的面目对鲁迅进行了围攻，郭沫若也卷进了这个围圈，他用尖刻的语言称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一位不得意的法西斯蒂”，1931年7月20日，鲁迅演讲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对郭沫若等人和创造社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鲁迅先生虽偶尔讥讽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但他“决不日夜记个人的恩怨”。后来，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仁准备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领衔为特约撰稿人，鲁迅立即欣然同意。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沫若看了这段话，深为感动地说：“我这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不久，鲁迅逝世，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立即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出《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并表示要忠实地继承鲁迅的事业，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这也表现了郭沫若宽阔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