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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东亚①单一货币的形成条件以及加入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分析。虽然目前东亚尚不具备组建单一货币区的条件，但从合作博弈的俱乐部理论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亚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有可能的。
关键词：东亚 单一货币 最优货币区 货币联盟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2-130-03
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美元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削弱，人民币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回想8年前，欧元诞生撼动了日元和英镑的地位，令世界货币的格局有所变化；次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欧元之父”Mundell即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变化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现在看来，欧元的问世是世界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典范，美元化在拉美的迅速扩展同样引人注目，而东亚货币虽已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而崛起，但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否会在人民币和日元逐渐走向均势中实现尚存悬念。东亚金融危机和欧元诞生曾经促使东亚各国政治家和学者考虑成立东亚单一货币，在1997金融危机过去多年后的今天，再次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一次带来了世界货币格局转变的契机，东亚单一货币的成立也应再次引起关注。
一、“最优货币区”基本理论
Mundell教授于1961年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所谓“最优货币区”，是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组成的一种货币联盟,区域内实行单一的共同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对内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对外则统一浮动,以求在总体上达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优效果,即对内稳定物价、控制失业,对外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Mundell认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并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
关于“最优货币区”形成的条件,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标准。（1）要素流动性标准。Mundell(1961)提出在价格、工资呈刚性的前提下,是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他认为如果两个地区之间生产要素流动性高，就能够无需通过汇率而通过要素的流动来消除经济冲击，这两个地区就适宜组成一个货币区实行单一货币；反之，若两个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性低，就不实行单一货币，须运用两地之间的货币汇率来消除经济冲击。（2）经济开放度标准。Mackinnon(1963)发挥了Mundell的理论,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外部世界价格同样稳定的前提下,那些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组成一个共同的货币区,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和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放型经济体。（3）产品多样化标准。继Mckinnon之后,Kenen(1969)又提出,当外国对进口品需求发生变化时,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将越能抵御外部冲击对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影响,因而也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单一货币区。Ingram（1962)还提出了金融一体化标准，他认为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就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而Haberler（1970）、Fleming（1971）、Tower 和Willett（1976）等经济学家也分别提出了以通货膨胀和政府一体化等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此外其他的标准还包括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价格与工资具有较大弹性，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政治文化历史的因素等。
不可否认,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共同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和格局的巨大变化,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例如Mundell认为生产要素流动性高，就可以无须通过汇率而通过要素流动来消除经济冲击,适宜实行单一货币。这一理论标准与后来的欧元的实践不相符,欧元区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是很高,单一货币反而成了促进要素流动性的手段,而不是结果。Mckinnon则只强调了贸易项目,却忽略了资本流动的影响；Kenen也仅着重考察了外部冲击对货币区的影响，都不够完善。而且，Mundell、Mckinnon和Kenen的理论都属于“单一标准情形”（single criterion cases,Hallwood and Macdonald，2000），同时套用在一个国家身上可能得出互相冲突的结果（Bayoumi（1994）和Melitz（1995）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东亚组成货币联盟的条件分析
1.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目前东亚这个条件基本不存在，东亚各国多处于经济的起飞与发展阶段，由于受工会力量的影响和稳定的考虑，工资与价格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刚性程度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而且目前东亚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颇多，有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至今还未开放，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甚至再度加强了对资本的管制。即使是资本项目早已开放的日本，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也做出了许多繁杂的限制。这与Mundell提出的要素流动性标准相去甚远。
2.经济开放度。东亚各国的经济特征和经济利益千差万别，在经济开放度方面，2001年货物和服务业出口占GDP比重比较高的如新加坡、马亚西亚等均超过了100%，分别为173.6%和116.3%；而较低的如印尼、中国分别为41.1%和25.8%，缅甸却不到5%。而且同EMU各成员国对联盟内部出口均占其总出口50%以上、相互依存度较高且比例相近的情况不同，东亚一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比较大，对美贸易额较大，而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的贸易额的比例总得说来不是很高,而且不同国家差别较大。但从2003年的数字来看，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的贸易额的比例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表明这些国家相互的贸易依存度有所提高。而2005年的数字显示，这些国家相互的贸易依存度略微下降，如表1所示。从历年的数字综合来看，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贸易额的比例经历了一段较快的提高后逐渐趋于平稳。
3.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如果外界冲击对货币区内各国的影响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各国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冲击是否是对称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有可能形成货币同盟。东亚各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计)参差不齐,呈明显的梯度态势。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与四小虎为第三层次,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第四层次,彼此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
4.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区内贸易量越大，共同货币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越大，因为降低了交易成本。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很高，尤其是我国香港特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他国家的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从东亚区内贸易这个标准来看，虽然与欧盟各国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近年来区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很快，东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5.政治文化因素。②东亚缺乏象欧盟那样长时期合作的基础，而且在宗教、历史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宗教上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菲律宾则是信仰天主教；在历史上，日本与中、韩等国由于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短期内也难以消除，这些都将增加货币区的运行成本。
三、货币联盟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各经济指标上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但实际上,东亚是否会形成单一货币区,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这样的区域融资安排给其成员带来的福利增进，是否大于其让渡部分金融管辖权的主权缺损。由自主发行货币到加入货币同盟是一次货币制度的重大变迁，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成本与收益的对比。
（一）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收益
1.有利于节省交易成本，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如果东亚实行共同货币或者使用一种东亚货币单位（ACU），那么将消除在地区内部贸易和其它经济往来中将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的成本，即货币的买卖差价。这是货币同盟产生的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收益。其它潜在的或间接的节省，包括货币兑换的手续费，因汇率风险的存在而阻碍的贸易机会之收益，以及为规避汇率风险而采取的措施所引发的成本等，如再加上成本节省刺激贸易与经济的“乘数效应”，则更为可观。随着近年来东亚内部贸易的不断发展,实行单一货币,必将为东亚各国节约大量的兑换和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2.有利于消除汇率波动,降低金融风险。货币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可以避免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从而有助于商品的流通和物价的稳定,也有利于资金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促进国际分工和投资机会的扩大。而且在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环境下,巨额国际资本的迅速流动使资本开放国家,尤其是那些开放型小国经济体的国际收支乃至整个经济都极易受到外部的巨大冲击。如果东亚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实行统一货币，那么区内各种货币已不复存在，也就不存在区内货币的兑换问题和汇率风险问题，可以从基本上消除区内贸易的汇率风险，减少区内货币与区外货币的汇率风险。汇率风险的消除可以便利和扩大区内贸易，而区内贸易的扩大又可以带动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最终带来东亚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提高。
3.降低官方储备，节省储备成本。由于东亚一些国家实行独立浮动，同时实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这就蕴含着极大的投机性风险。如果出现汇率的剧烈波动，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中央银行还将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维持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这是东亚各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小国（如泰国、菲律宾等）难以做到的。
从表2可以看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间，除中国和日本外，各经济体的外汇储备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在危机结束后，各自的外汇储备不仅增加，而且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相比1997年底，2006年底各国外汇储备平均有数倍的增长。除了正常的贸易需要之外，过多的外汇储备对于资金短缺的东亚各经济体是一种额外负担。所以，东亚许多经济体试图通过货币一体化来解除沉重的外汇储备的负担。如果东亚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维护汇率稳定和干预市场的责任可以由本地区的共同机制来承担，许多国家就可以大量减少本国的外汇储备。这样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有利于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福利水平。
4.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一般认为，国家货币的存在及由此产生的国家间商品价格歧视是目前妨碍市场一体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因此只有实行单一货币才能真正实现统一大市场所可能带来的全部好处,并促进联盟内部贸易的增长。货币之间的兑换成本会直接导致进口品价格的上升，国家货币的存在也使市场价格歧视成为可能，而不同货币间汇率的不确定性又会给购买者带来相当大的信息阻碍。 因此，若在东亚形成了统一的货币，消除了兑换货币的成本，就可以促进区内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
（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1.过渡性成本(即短期一次性成本)。短期性成本首先体现在单一货币引入给金融业和企业带来的直接性转换成本的增加。过渡期内新币的铸造、印制、储存和发行,旧币的回收、销毁,有关机器设备的转换,银行计算机网络的修改都将耗费大量的成本。并可能对商业银行的正常盈利性业务带来一些负面的冲击,造成金融业务利润的损失,并给部分未平仓业务和长期合约的转换带来不便。此外,公众、企业和政府对新的记账单位和新货币也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困难。
2.独立货币政策工具的放弃。当一国放弃了其本国货币，它也就放弃了一种经济政策工具，即它失去了执行本国货币政策的能力。换句话说，在一个完全的货币同盟中，本国中央银行或停止存在，或不再有实际权力。这意味着一国加入货币同盟将失去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灵活性，难以通过利率的升降、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和汇率的变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国内经济施加有效的调节，抵御外部冲击，因此容易导致产业和就业的巨大波动。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此，东亚的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必然需要采取一些适合于自己情况的货币政策。但是，在货币同盟内，货币区内部的固定汇率制要求各成员实行统一的或紧密协调的货币政策。有可能与国内经济发展政策不配合。因此，货币政策自主权不同程度的丧失是东亚各国推进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成本。
3.汇率工具的丧失。汇率工具传统上是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在货币区的成员国中出现有差别的贸易条件冲击时，损失情况可能更为严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于各经济体实物经济结构的失衡，造成累计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从而引发投资者失去信心导致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货币的大幅贬值，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经济体的出口，从而改善了贸易收支。因此，国际货币基金和一些国家对付亚洲金融危机、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杀手锏仍然是汇率工具。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东亚各国是否真正能够承受汇率工具的丧失是有疑问的。但如果推进货币一体化，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东亚各国不得不放弃汇率工具。
四、结论
从以上对东亚组建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及加入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东亚组成单一货币区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但从合作博弈的俱乐部理论来看,即建立俱乐部并成为其成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即为组建单一货币区而丧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享用俱乐部的设施则又是有收益的(单一货币带来的汇率稳定和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因此如果创建费用能够合理分担,收益也能够合理共享,那么尽管一些条件还未达到最优,俱乐部也是有可能出现的。随着东亚经济愈加一体化而使符合组建货币区条件的程度提高,如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率就高达19.3%,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动给各国的货币带来的冲击程度的加强,即独立发行货币的成本急剧加大,则东亚建立单一货币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注释：
①包含东南亚，下文相同。回顾过去，事实上真正触动亚洲国家进行货币合作意愿的事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次惨重的教训让东亚各国彻底明白抱团的重要性。这也是东亚较西亚、中亚、南亚更有货币合作意愿的原因。何况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经济交往、金融合作，东亚各国之间都有更为紧密的联系，无怪乎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如果可能的话）应当从东亚这一次区域开始。不管学者们就中国、日本和韩国应当在货币合作中扮演何种角色争论不休，这一点是基本无异议的。在货币合作方面，东亚地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已经产生了不是欧元区所能比拟的困难，因此更不适宜把与东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差别甚大的西亚、中亚和南亚纳入考虑。
②1997年金融危机，中国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对稳定危机中各国的信心起到重要的作用。经历过共渡患难，东亚各国对中国更加信任。危机过后，东亚各国努力开展东亚货币合作，中国积极回应和支持。即使合作进度未如理想，不管是由于美国的横加干涉，还是由于日本的政治意愿相左，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仍然会认同中国的积极表现，对中国的信任仍然会与日俱增。相比之下，东亚各国对日本深藏戒备。因为二战期间，大部分东亚国家或多或少受到日本的侵略。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恶劣态度深深伤害这些国家人民的感情，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倾向也引起各国的警惕。在东亚货币合作，不少人喜欢把中国、日本和欧洲货币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德国、法国相比，认为中日两国将在推动东亚货币合作起关键作用。但是，两国至今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中国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更遑论推动区内货币一体化了。但是假以时日，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相较而言，日本给各国的坏印象则和其国内右翼势力一样根深蒂固，很难改观。而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中日两国有较大利益竞争。当时机来临之际，东亚各国对中国信任与支持，就会在中国与日本的角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对东亚货币合作应有的态度是，要积极支持，但不宜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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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 陕西西安 710049）
（责编：纪毅）
关键词：东亚 单一货币 最优货币区 货币联盟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2-130-03
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美元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削弱，人民币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回想8年前，欧元诞生撼动了日元和英镑的地位，令世界货币的格局有所变化；次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欧元之父”Mundell即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变化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现在看来，欧元的问世是世界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典范，美元化在拉美的迅速扩展同样引人注目，而东亚货币虽已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而崛起，但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否会在人民币和日元逐渐走向均势中实现尚存悬念。东亚金融危机和欧元诞生曾经促使东亚各国政治家和学者考虑成立东亚单一货币，在1997金融危机过去多年后的今天，再次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一次带来了世界货币格局转变的契机，东亚单一货币的成立也应再次引起关注。
一、“最优货币区”基本理论
Mundell教授于1961年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所谓“最优货币区”，是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组成的一种货币联盟,区域内实行单一的共同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对内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对外则统一浮动,以求在总体上达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优效果,即对内稳定物价、控制失业,对外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Mundell认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并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
关于“最优货币区”形成的条件,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标准。（1）要素流动性标准。Mundell(1961)提出在价格、工资呈刚性的前提下,是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他认为如果两个地区之间生产要素流动性高，就能够无需通过汇率而通过要素的流动来消除经济冲击，这两个地区就适宜组成一个货币区实行单一货币；反之，若两个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性低，就不实行单一货币，须运用两地之间的货币汇率来消除经济冲击。（2）经济开放度标准。Mackinnon(1963)发挥了Mundell的理论,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外部世界价格同样稳定的前提下,那些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组成一个共同的货币区,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和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放型经济体。（3）产品多样化标准。继Mckinnon之后,Kenen(1969)又提出,当外国对进口品需求发生变化时,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将越能抵御外部冲击对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影响,因而也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单一货币区。Ingram（1962)还提出了金融一体化标准，他认为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就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而Haberler（1970）、Fleming（1971）、Tower 和Willett（1976）等经济学家也分别提出了以通货膨胀和政府一体化等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此外其他的标准还包括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价格与工资具有较大弹性，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政治文化历史的因素等。
不可否认,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共同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和格局的巨大变化,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例如Mundell认为生产要素流动性高，就可以无须通过汇率而通过要素流动来消除经济冲击,适宜实行单一货币。这一理论标准与后来的欧元的实践不相符,欧元区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是很高,单一货币反而成了促进要素流动性的手段,而不是结果。Mckinnon则只强调了贸易项目,却忽略了资本流动的影响；Kenen也仅着重考察了外部冲击对货币区的影响，都不够完善。而且，Mundell、Mckinnon和Kenen的理论都属于“单一标准情形”（single criterion cases,Hallwood and Macdonald，2000），同时套用在一个国家身上可能得出互相冲突的结果（Bayoumi（1994）和Melitz（1995）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东亚组成货币联盟的条件分析
1.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目前东亚这个条件基本不存在，东亚各国多处于经济的起飞与发展阶段，由于受工会力量的影响和稳定的考虑，工资与价格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刚性程度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而且目前东亚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颇多，有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至今还未开放，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甚至再度加强了对资本的管制。即使是资本项目早已开放的日本，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也做出了许多繁杂的限制。这与Mundell提出的要素流动性标准相去甚远。
2.经济开放度。东亚各国的经济特征和经济利益千差万别，在经济开放度方面，2001年货物和服务业出口占GDP比重比较高的如新加坡、马亚西亚等均超过了100%，分别为173.6%和116.3%；而较低的如印尼、中国分别为41.1%和25.8%，缅甸却不到5%。而且同EMU各成员国对联盟内部出口均占其总出口50%以上、相互依存度较高且比例相近的情况不同，东亚一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比较大，对美贸易额较大，而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的贸易额的比例总得说来不是很高,而且不同国家差别较大。但从2003年的数字来看，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的贸易额的比例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表明这些国家相互的贸易依存度有所提高。而2005年的数字显示，这些国家相互的贸易依存度略微下降，如表1所示。从历年的数字综合来看，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贸易额的比例经历了一段较快的提高后逐渐趋于平稳。
3.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如果外界冲击对货币区内各国的影响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各国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冲击是否是对称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有可能形成货币同盟。东亚各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计)参差不齐,呈明显的梯度态势。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与四小虎为第三层次,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第四层次,彼此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
4.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区内贸易量越大，共同货币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越大，因为降低了交易成本。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很高，尤其是我国香港特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他国家的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从东亚区内贸易这个标准来看，虽然与欧盟各国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近年来区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很快，东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5.政治文化因素。②东亚缺乏象欧盟那样长时期合作的基础，而且在宗教、历史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宗教上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菲律宾则是信仰天主教；在历史上，日本与中、韩等国由于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短期内也难以消除，这些都将增加货币区的运行成本。
三、货币联盟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各经济指标上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但实际上,东亚是否会形成单一货币区,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这样的区域融资安排给其成员带来的福利增进，是否大于其让渡部分金融管辖权的主权缺损。由自主发行货币到加入货币同盟是一次货币制度的重大变迁，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成本与收益的对比。
（一）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收益
1.有利于节省交易成本，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如果东亚实行共同货币或者使用一种东亚货币单位（ACU），那么将消除在地区内部贸易和其它经济往来中将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的成本，即货币的买卖差价。这是货币同盟产生的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收益。其它潜在的或间接的节省，包括货币兑换的手续费，因汇率风险的存在而阻碍的贸易机会之收益，以及为规避汇率风险而采取的措施所引发的成本等，如再加上成本节省刺激贸易与经济的“乘数效应”，则更为可观。随着近年来东亚内部贸易的不断发展,实行单一货币,必将为东亚各国节约大量的兑换和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2.有利于消除汇率波动,降低金融风险。货币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可以避免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从而有助于商品的流通和物价的稳定,也有利于资金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促进国际分工和投资机会的扩大。而且在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环境下,巨额国际资本的迅速流动使资本开放国家,尤其是那些开放型小国经济体的国际收支乃至整个经济都极易受到外部的巨大冲击。如果东亚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实行统一货币，那么区内各种货币已不复存在，也就不存在区内货币的兑换问题和汇率风险问题，可以从基本上消除区内贸易的汇率风险，减少区内货币与区外货币的汇率风险。汇率风险的消除可以便利和扩大区内贸易，而区内贸易的扩大又可以带动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最终带来东亚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提高。
3.降低官方储备，节省储备成本。由于东亚一些国家实行独立浮动，同时实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这就蕴含着极大的投机性风险。如果出现汇率的剧烈波动，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中央银行还将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维持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这是东亚各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小国（如泰国、菲律宾等）难以做到的。
从表2可以看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间，除中国和日本外，各经济体的外汇储备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在危机结束后，各自的外汇储备不仅增加，而且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相比1997年底，2006年底各国外汇储备平均有数倍的增长。除了正常的贸易需要之外，过多的外汇储备对于资金短缺的东亚各经济体是一种额外负担。所以，东亚许多经济体试图通过货币一体化来解除沉重的外汇储备的负担。如果东亚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维护汇率稳定和干预市场的责任可以由本地区的共同机制来承担，许多国家就可以大量减少本国的外汇储备。这样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有利于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福利水平。
4.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一般认为，国家货币的存在及由此产生的国家间商品价格歧视是目前妨碍市场一体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因此只有实行单一货币才能真正实现统一大市场所可能带来的全部好处,并促进联盟内部贸易的增长。货币之间的兑换成本会直接导致进口品价格的上升，国家货币的存在也使市场价格歧视成为可能，而不同货币间汇率的不确定性又会给购买者带来相当大的信息阻碍。 因此，若在东亚形成了统一的货币，消除了兑换货币的成本，就可以促进区内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
（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1.过渡性成本(即短期一次性成本)。短期性成本首先体现在单一货币引入给金融业和企业带来的直接性转换成本的增加。过渡期内新币的铸造、印制、储存和发行,旧币的回收、销毁,有关机器设备的转换,银行计算机网络的修改都将耗费大量的成本。并可能对商业银行的正常盈利性业务带来一些负面的冲击,造成金融业务利润的损失,并给部分未平仓业务和长期合约的转换带来不便。此外,公众、企业和政府对新的记账单位和新货币也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困难。
2.独立货币政策工具的放弃。当一国放弃了其本国货币，它也就放弃了一种经济政策工具，即它失去了执行本国货币政策的能力。换句话说，在一个完全的货币同盟中，本国中央银行或停止存在，或不再有实际权力。这意味着一国加入货币同盟将失去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灵活性，难以通过利率的升降、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和汇率的变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国内经济施加有效的调节，抵御外部冲击，因此容易导致产业和就业的巨大波动。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此，东亚的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必然需要采取一些适合于自己情况的货币政策。但是，在货币同盟内，货币区内部的固定汇率制要求各成员实行统一的或紧密协调的货币政策。有可能与国内经济发展政策不配合。因此，货币政策自主权不同程度的丧失是东亚各国推进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成本。
3.汇率工具的丧失。汇率工具传统上是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在货币区的成员国中出现有差别的贸易条件冲击时，损失情况可能更为严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于各经济体实物经济结构的失衡，造成累计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从而引发投资者失去信心导致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货币的大幅贬值，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经济体的出口，从而改善了贸易收支。因此，国际货币基金和一些国家对付亚洲金融危机、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杀手锏仍然是汇率工具。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东亚各国是否真正能够承受汇率工具的丧失是有疑问的。但如果推进货币一体化，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东亚各国不得不放弃汇率工具。
四、结论
从以上对东亚组建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及加入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东亚组成单一货币区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但从合作博弈的俱乐部理论来看,即建立俱乐部并成为其成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即为组建单一货币区而丧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享用俱乐部的设施则又是有收益的(单一货币带来的汇率稳定和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因此如果创建费用能够合理分担,收益也能够合理共享,那么尽管一些条件还未达到最优,俱乐部也是有可能出现的。随着东亚经济愈加一体化而使符合组建货币区条件的程度提高,如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率就高达19.3%,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动给各国的货币带来的冲击程度的加强,即独立发行货币的成本急剧加大,则东亚建立单一货币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注释：
①包含东南亚，下文相同。回顾过去，事实上真正触动亚洲国家进行货币合作意愿的事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次惨重的教训让东亚各国彻底明白抱团的重要性。这也是东亚较西亚、中亚、南亚更有货币合作意愿的原因。何况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经济交往、金融合作，东亚各国之间都有更为紧密的联系，无怪乎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如果可能的话）应当从东亚这一次区域开始。不管学者们就中国、日本和韩国应当在货币合作中扮演何种角色争论不休，这一点是基本无异议的。在货币合作方面，东亚地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已经产生了不是欧元区所能比拟的困难，因此更不适宜把与东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差别甚大的西亚、中亚和南亚纳入考虑。
②1997年金融危机，中国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对稳定危机中各国的信心起到重要的作用。经历过共渡患难，东亚各国对中国更加信任。危机过后，东亚各国努力开展东亚货币合作，中国积极回应和支持。即使合作进度未如理想，不管是由于美国的横加干涉，还是由于日本的政治意愿相左，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仍然会认同中国的积极表现，对中国的信任仍然会与日俱增。相比之下，东亚各国对日本深藏戒备。因为二战期间，大部分东亚国家或多或少受到日本的侵略。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恶劣态度深深伤害这些国家人民的感情，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倾向也引起各国的警惕。在东亚货币合作，不少人喜欢把中国、日本和欧洲货币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德国、法国相比，认为中日两国将在推动东亚货币合作起关键作用。但是，两国至今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中国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更遑论推动区内货币一体化了。但是假以时日，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相较而言，日本给各国的坏印象则和其国内右翼势力一样根深蒂固，很难改观。而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中日两国有较大利益竞争。当时机来临之际，东亚各国对中国信任与支持，就会在中国与日本的角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对东亚货币合作应有的态度是，要积极支持，但不宜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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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 陕西西安 7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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