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之间”的集体经济
　　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集体经济大体可以分为农村集体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从它的起源上也可以看到集体经济城乡双线发展的特点。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在城镇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实行公私合营，以及在城市进一步加快对“私”的改造，城镇集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进入新时代以来，由于普遍套用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城镇集体企业也以“二国营”之称广受诟病。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源于同一时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层级递进，在农村逐渐形成了所有权平等基础上的集中管理、共同劳动、按劳分配的生产模式。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公社制度的全面展开宣示着“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统一体的产生，这也在一个更纵深的层面上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超越于经济形态本身的意义，使其天然地具备了更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色彩。
　　从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我国的集体经济产生于针对私有经济的改造之中，它自始即是作为一种将“私有”引向“公有”的接引桥梁而存在。但是，这种介乎公私之间的理论定位却让集体经济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出现了显著的“定位模糊”。这种“非私、但也不那么公”的理论安排使得集体经济在公私分明的二元经济形势之下显得尴尬——既得不到国有经济的政策优势，也不能完全发挥私有经济的市场优势。定位上的模糊也导致了实践中的混乱，人们对新时期下何为集体经济始终无法清晰界定，这种混淆也进一步影响到了其他经济形态，比如“合作经济”的发展。
　　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区别长时间得不到准确的区分。如果我们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来界定集体经济的话，那么合作经济则更主要的仅以“劳动联合”为其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已经向人们论证过合作农场中工人的积极性高于个人农场，这也解释了劳动联合的意义。而我们之所以不应该混淆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因为一旦我们给劳动联合捆绑上了资本联合，就或多或少会出现产权的模糊，并进一步导致管理上的集中化和分配上的平均化，之后便容易产生我们常听闻的“大锅饭”与“生产积极性”的问题，甚至产生“黑皮的养白皮的”现象（其中，“黑皮的”指那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在阳光下劳作的人；而“白皮的”指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可分配到口粮的人）。这其实也是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的背景。
　　但是，即使人们对这样的集体模式有着诸多指摘，改革开放中农村生产中的“去集体化”并没有影响华西村以其最集体的方式取得了最市场的成功，这样经济上的辉煌也使其成为市场经济浪潮中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案例。
　　模式还是现象
　　华西村在经济上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毋庸赘言，全村500亿级的GDP总量，数十家涵盖农业、制造业、钢铁、旅游、金融、仓储等诸多经济领域的村办企业以及广为宣传的金塔、金牛和别墅群等，无不清晰地昭示着一个经济奇迹式的“超级村”的实力与自信。
　　然而，华西村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富裕，更在于它所宣称的富裕起来的路径，以及这种路径浓重的集体主义色彩。人们最惊讶的并不是这个江南村庄的富饶程度，而是它与这种路径看似不协调的结合。于是我们只能不断地去解释作为一个案例的华西村，希求着能在它成功的背后找到某种本质的勾连。但无论人们对它的探索和认知是何种层面上的，我们都必须接受的是，它的富裕已经、正在而且也很有可能将会反反复复地验证它所宣称的路径。
　　无论是华西村自身还是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华西村参观者，还是更多的华西村的关注者，在华西村炫目的成绩之后都会有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即华西村为什么能成功，以及这种成功究竟是一种模式，还是一种现象？
　　关于华西村的成功，华西人早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归结起来也就是对包括集体经济的“集体主义”的坚守。具体来说，则是在经营机制上采取“集体控股，个人参股”，在分配方式上遵循“多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华西村在分配上的选择是最让外人感兴趣的，他们提出了“三个足”的总结，即“国家一头依法交足；集体一头积累留足；农民一头生活富足”。正是这种分配方式保证了巨大的集体积累，而非将所得利润各自分红了事。但同时，在发展资本得到积累之后创生的利润总量也实际上保证村民生活的富足。对于他们所坚持的集体管理、共同富裕的道路，华西人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最富者与外面的私营老板比不算富，我们的普通村民与周围的甚至全国的农民比却是富农。”
　　华西村肯定有着自己的成功经验，但是这样的经济成功到底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抑或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在华西村外依然众口不一。但是面对外来的参观学习者，一手缔造华西村的吴仁宝却不喜欢谈论“华西模式”，他常说的是，“最好不要讲模式，我最怕模式”。
　　到不了的“香格里拉”
　　我们无从探究吴仁宝为什么不愿意谈论“模式”，但是，华西村的成功有着太多无可复制的因素，以至于这样的“无可复制”不适宜称之为某种“模式”。
　　华西村这种“集体经济”的成功可能在于集体时它更市场，而市场时它更集体。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上下都在猛掀“农业学大寨”的热浪之时，华西村就偷偷办起了小磨坊和小五金厂，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农村在“包产到户”的时候，华西村却尽量多的在坚持集体经济的运作模式。或者可以这样说，华西村巧妙地运用了时代的时间差，在改革开放前期就抓住时机完成了集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华西村，“一个会议赚了一个亿”的例子广为人知，吴仁宝通过对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时局的判断，通过囤积原材料，掘得了一大桶金。这样的先知先觉有具体时代背景的因素，而并不是某种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同时，正因为“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效应，早早到来的各项成就带来了各项荣誉，而不断取得的荣誉又为进一步取得的更大成就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即使是从政治架构上来说，在全国大部分村都只设有村支部的情况下，华西村在1989年6月设立村党委，下设有11个党支部。各方面政府和政策对于特殊典型的特殊支持也不是一个可以复制的因素。
　　另外，华西村的繁荣还有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奉献。虽然他们有着较好的工资待遇和生活保障，但和直接参与集体分配的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们仍有区别。也就是说，华西村里有着一批数倍乃至数十倍于村民的打工者，他们和村民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从事劳动，不同的是，打工者参与的是企业式的分配，而村民们的分配则是集体式的。
　　当然，吴仁宝个人的作用也无法复制。吴仁宝的角色是政治生活中的书记，经济组织中的高管和家族社会中的族长的“三位一体”，这或许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克里斯玛”（charisma）式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制度和反模式的，他不可能是一种普适的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偶发的现象。
　　我们更愿意将华西村这样的现象描绘成集体经济的“香格里拉”，这是一处在詹姆斯·希尔顿的著名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世外桃源。这里是世人“心中的日月”，美丽、安详、富饶，人们衣食无忧、生活康乐，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哲学，并且每一个人都信之不悖。这种哲学贯穿于整个村庄的社会生活、经济行为和政治宗教选择。但是，华西村的不可复制性使它只能是一处到不了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只能被偏离航线的迫降飞机偶然发现，如果你循着前人对它的详细描述再去寻找，却往往徒劳无功。
　　小说的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在香格里拉的领袖大喇嘛佩劳尔特去世之后香格里拉变成了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在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走后，华西村会有着怎样的发展。在吴仁宝去世一个多月后，华西村继任的书记吴协恩提出华西村的“传统工业将逐渐转向现代服务业”，要大力发展华西村的旅游业，将华西建成中国另一个具有江南特色的“香格里拉”。
　　无论是作为旅游景区的“香格里拉”，还是作为集体经济的“香格里拉”，华西村都面临着“后吴仁宝时代”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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