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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近年来，习近平同志两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
这些重要论述既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
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进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各国面临形势和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个体形式为主的谋士、幕僚的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决策者应对挑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团队形式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政策方案。各类智库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影响力日益扩大，决策层与智库的关系愈加紧密。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有关机构统计，到2013年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已达6826家。美国在二战前只有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库，到2013年智库的数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与其社会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决策咨询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由于社会治理体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多以政府体制外的社会性智库为主；而在东亚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在上世纪后期主动建立大量智库，形成了以“官办”智库为主的东亚特色。无论智库的属性如何，它们都在当代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提出政纲和各类法案、议案，通常会与智库进行深入讨论和反复论证，有时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里根执政期间完成了《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兰德公司对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为其赢得了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另外，西方国家的议员们在立法机构就各类公共政策发言或辩论，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库主张之间的交锋。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指导日本顺利度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以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为代表的数十家官办智库，为韩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出谋划策，作出了社会公认的贡献。
不难看出，智库的质量与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综合来讲，现代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政辅政。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以影响决策，并对有关行动方案和实施效果作出论证、评估，为政策实施向社会作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
二是启迪民智。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专家学者的角色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传播和普及。
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体和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智库借助其客观、公正的立场提出政策观点，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交流平台。
四是聚贤荐才。西方国家的智库充分发挥人才“旋转门”作用。政府经常在智库的研究人员中选拔高级官员，而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专长和影响力。官员在政府和智库之间的角色转换，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智库的联系，强化了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是时代要求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前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和调查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较为专业、完整的团队形式的智库。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等政策理论咨询研究机构。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目前我国比较活跃的各类智库有200多家（不包括高校智库），初步形成了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格局。
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各类智库认真履行职责，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有些智库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前所未有。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利益相关性、复杂性都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变革的新时代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最强音，历史赋予智库的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过去，我国智库应改革开放之运而生；当今，正是我国智库顺改革开放之势而为的大好时期。
与时代新要求相比，我国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一是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探索刚刚起步，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统性体现。二是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多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体系中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三是我国智库多以官方、半官方为主，智库本身难以平衡体制属性与政策研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四是智库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社会效益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效率有待提高。五是我国智库总体而言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质量和水平有限，尚不适应新时期决策的需要。 勇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弄潮儿
使我国智库真正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必须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创造有利于智库健康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各类智库要自强自立、有声有为，积极参与决策，正确影响决策。我国各类智库既要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充分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和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增强战略谋划能力和综合研判能力，不断提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更要充分认识我国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差异，建设新型智库必须符合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点，符合国情、党情、社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通过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力争为各级党政组织及各类经济实体的决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提升国家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职责定位。各类智库建立背景不同，功能和职责定位也应准确把握。
发展中心是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服务的体制内智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科学高效、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加强决策服务和专业能力建设，打造高层次的政策研究人才队伍；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对外交流平台，提升统筹利用国内外各类智库资源和专业人才的能力。为此，要准确把握职能定位，认真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
结合中央决策对智库需求的新特点，我们尝试开展“国家新型智库建设创新工程”建设，推进机构设置、科研机制、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改革，着力提升研究质量和水平。一是在做好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研究的同时，着力加强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二是加强政策研究的问题导向，着力提高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际应用价值。三是依托高水平的专家队伍，面向公众和国际社会解读国家重大公共政策，着力提高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和社会效果。四是发挥智库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优势，探索做好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改革方案、重大政策及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工作，着力提升评估的规范性、正确性和专业化水平。
勇于创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制度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上下足功夫。
一是建立高质量完成中央交办研究任务的保障体系。紧紧围绕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准确把握决策需求、快速组织开展研究、提高成果质量、加强政策建议的及时性和管用性等方面建立完整有力的服务保障程序。二是完善重大课题选题机制。在做好决策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问题导向和趋势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规划年度重点研究课题。三是建立灵活有效的科研组织机制。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根据课题需要组建跨部门、跨领域课题组，集中优势力量并有效整合国内外研究资源参与决策咨询研究。四是实行研究成果分类送审制度和质量把关制度。上报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要经过研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分管领导审改和主要领导审定三级质量把关。五是形成竞争导向的科研评估机制。提高科研组织、课题评审和业绩评价的透明度，强化竞争，提高评审标准和淘汰率，加大对优秀成果的激励力度。
不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能力建设。根据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相对独立的智库建设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四个方面能力建设。
一是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的能力。世界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智库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研究方法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及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苗头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前瞻性地作出战略谋划。二是提出科学可行政策建议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的正确程度与政策制定者的综合能力成正比，而智库政策咨询能力正是这一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智库的这一能力，其一要夯实学术理论根基；其二要提高自身政策水平；其三要深入社会实践；其四要实现前三者紧密结合、相互支撑。三是推动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能力。智库的作用，就是力求掌握充分的信息、数据，以令人信服的分析、推理和研究结论，把应对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政策建议提供给决策层，对政策设计的实现目标、实现动机、现实条件等作出透彻且合乎实际的阐述，积极推动有关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这也是智库决策影响力的直接表现。四是增强重大政策解读传播的能力。不仅要在国内提升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而且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对话，开展政策对外解读，广泛传播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增强在全球主流媒体和国际组织平台的话语权。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培养和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是关键。
智库作为思想库，其影响力的实质在于研究人员的影响力，在于人才团队的影响力。要营造既坚持原则又宽松活跃，小荷“尽”露尖尖角、人皆可成才的人才成长环境，进而增强智库的人才吸引力。倡导研究人员要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具有优良的精神品质；秉持“唯实求真、守正出新”的政策研究价值观，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科学严谨、客观务实的思想作风，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品质。还要继续坚持开门办智库，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吸收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著名专家担任顾问或课题组成员；更多与世界银行、壳牌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企业联合开展如《2030年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天然气发展战略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建立顾问委员会、各领域顶尖专家库、访问学者研究制度；进一步通过举办高层次论坛、组织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国内外各类智库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联系、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这些重要论述既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
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进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各国面临形势和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个体形式为主的谋士、幕僚的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决策者应对挑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团队形式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政策方案。各类智库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影响力日益扩大，决策层与智库的关系愈加紧密。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有关机构统计，到2013年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已达6826家。美国在二战前只有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库，到2013年智库的数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与其社会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决策咨询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由于社会治理体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多以政府体制外的社会性智库为主；而在东亚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在上世纪后期主动建立大量智库，形成了以“官办”智库为主的东亚特色。无论智库的属性如何，它们都在当代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提出政纲和各类法案、议案，通常会与智库进行深入讨论和反复论证，有时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里根执政期间完成了《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兰德公司对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为其赢得了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另外，西方国家的议员们在立法机构就各类公共政策发言或辩论，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库主张之间的交锋。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指导日本顺利度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以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为代表的数十家官办智库，为韩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出谋划策，作出了社会公认的贡献。
不难看出，智库的质量与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综合来讲，现代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政辅政。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以影响决策，并对有关行动方案和实施效果作出论证、评估，为政策实施向社会作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
二是启迪民智。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专家学者的角色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传播和普及。
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体和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智库借助其客观、公正的立场提出政策观点，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交流平台。
四是聚贤荐才。西方国家的智库充分发挥人才“旋转门”作用。政府经常在智库的研究人员中选拔高级官员，而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专长和影响力。官员在政府和智库之间的角色转换，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智库的联系，强化了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是时代要求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前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和调查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较为专业、完整的团队形式的智库。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等政策理论咨询研究机构。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目前我国比较活跃的各类智库有200多家（不包括高校智库），初步形成了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格局。
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各类智库认真履行职责，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有些智库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前所未有。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利益相关性、复杂性都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变革的新时代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最强音，历史赋予智库的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过去，我国智库应改革开放之运而生；当今，正是我国智库顺改革开放之势而为的大好时期。
与时代新要求相比，我国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一是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探索刚刚起步，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统性体现。二是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多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体系中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三是我国智库多以官方、半官方为主，智库本身难以平衡体制属性与政策研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四是智库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社会效益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效率有待提高。五是我国智库总体而言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质量和水平有限，尚不适应新时期决策的需要。 勇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弄潮儿
使我国智库真正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必须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创造有利于智库健康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各类智库要自强自立、有声有为，积极参与决策，正确影响决策。我国各类智库既要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充分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和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增强战略谋划能力和综合研判能力，不断提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更要充分认识我国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差异，建设新型智库必须符合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点，符合国情、党情、社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通过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力争为各级党政组织及各类经济实体的决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提升国家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职责定位。各类智库建立背景不同，功能和职责定位也应准确把握。
发展中心是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服务的体制内智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科学高效、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加强决策服务和专业能力建设，打造高层次的政策研究人才队伍；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对外交流平台，提升统筹利用国内外各类智库资源和专业人才的能力。为此，要准确把握职能定位，认真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
结合中央决策对智库需求的新特点，我们尝试开展“国家新型智库建设创新工程”建设，推进机构设置、科研机制、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改革，着力提升研究质量和水平。一是在做好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研究的同时，着力加强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二是加强政策研究的问题导向，着力提高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际应用价值。三是依托高水平的专家队伍，面向公众和国际社会解读国家重大公共政策，着力提高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和社会效果。四是发挥智库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优势，探索做好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改革方案、重大政策及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工作，着力提升评估的规范性、正确性和专业化水平。
勇于创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制度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上下足功夫。
一是建立高质量完成中央交办研究任务的保障体系。紧紧围绕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准确把握决策需求、快速组织开展研究、提高成果质量、加强政策建议的及时性和管用性等方面建立完整有力的服务保障程序。二是完善重大课题选题机制。在做好决策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问题导向和趋势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规划年度重点研究课题。三是建立灵活有效的科研组织机制。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根据课题需要组建跨部门、跨领域课题组，集中优势力量并有效整合国内外研究资源参与决策咨询研究。四是实行研究成果分类送审制度和质量把关制度。上报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要经过研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分管领导审改和主要领导审定三级质量把关。五是形成竞争导向的科研评估机制。提高科研组织、课题评审和业绩评价的透明度，强化竞争，提高评审标准和淘汰率，加大对优秀成果的激励力度。
不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能力建设。根据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相对独立的智库建设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四个方面能力建设。
一是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的能力。世界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智库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研究方法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及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苗头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前瞻性地作出战略谋划。二是提出科学可行政策建议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的正确程度与政策制定者的综合能力成正比，而智库政策咨询能力正是这一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智库的这一能力，其一要夯实学术理论根基；其二要提高自身政策水平；其三要深入社会实践；其四要实现前三者紧密结合、相互支撑。三是推动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能力。智库的作用，就是力求掌握充分的信息、数据，以令人信服的分析、推理和研究结论，把应对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政策建议提供给决策层，对政策设计的实现目标、实现动机、现实条件等作出透彻且合乎实际的阐述，积极推动有关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这也是智库决策影响力的直接表现。四是增强重大政策解读传播的能力。不仅要在国内提升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而且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对话，开展政策对外解读，广泛传播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增强在全球主流媒体和国际组织平台的话语权。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培养和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是关键。
智库作为思想库，其影响力的实质在于研究人员的影响力，在于人才团队的影响力。要营造既坚持原则又宽松活跃，小荷“尽”露尖尖角、人皆可成才的人才成长环境，进而增强智库的人才吸引力。倡导研究人员要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具有优良的精神品质；秉持“唯实求真、守正出新”的政策研究价值观，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科学严谨、客观务实的思想作风，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品质。还要继续坚持开门办智库，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吸收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著名专家担任顾问或课题组成员；更多与世界银行、壳牌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企业联合开展如《2030年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天然气发展战略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建立顾问委员会、各领域顶尖专家库、访问学者研究制度；进一步通过举办高层次论坛、组织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国内外各类智库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联系、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