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饱受没钱的苦
　　
　　1980年7月，我出生在川北华云山下双风镇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那里的土地资源简直可以用一句“山穷水尽”来形容，到处是荒山秃岭，连可以开垦的土地都少得可怜。我在家是独女，曾经有过一个姐姐，因为得了肺炎没钱医治，4岁的时候就死了。我的父母都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人，除了种地，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连斗大的字也不认识几个。爷爷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一个瘫痪，一个患肺气肿，终日卧病在床。我们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做许多活了，比如挑粪、提水、扶犁、种地……甚至还养过鸡、喂过羊、挖过草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全部费用都是自己干活挣来的。我的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们通事理明大义，深受无知的苦，懂得知识对现代年轻人的重要，所以非常支持我的学习。即使家里再贫穷也尽量让我吃饱穿暖。
　　1995年冬天，爷爷的病更重了，转成了肺癌。父亲为了给他治病，四处借钱，一下子花去了1万多元，可还是没有使爷爷康复，家里却又因此欠下了一笔巨债。那1万多元钱对于我的父母来说，简直不亚于一万多座永远也不翻不完的大山。转年，我初中毕业了，并且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县里惟一的一所重点高中。父母抹着酸楚的老泪对我说：“孩子，我们就是扒祖房、卖血，也要支持你读书！”我也哭了。我能报答父母的，只有加倍努力地学习。
　　1998年，我考取了北京这所名牌大学的经济管理系。这下子，整个镇都轰动了！因为我是我们镇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个女孩子。人们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用镇长的话说：“杨盈丽当永载镇志！”年迈的父亲真的偷偷去卖了血，还卖了那头爷爷病重时也没舍得卖的老黄牛。那头牛可真是老了，瘦得像几根木棍支撑的旧帆布。是它凑足了我的学费。奶奶告诉我，送牛走的那一天，父亲流下了眼泪。
　　上大学的那天，镇干部和乡亲们都来送行，有的只是塞给我两个鸡蛋……我就这样满怀着几代农民的重托来到了北京。
　　
　　想不到女孩子挣钱那么容易
　　
　　刚进大学的那些日子，我什么也不去想，只顾埋头学习，以此来报答我的父母和父老乡亲。我的成绩一下子成了全系几百名同学中的佼佼者，还获得了为数不算太多的一笔奖学金。然而，我必须承认，大学时代是一个年轻人走进残酷的现实生活前最后一个无忧无虑的港湾。校园里到处充满了跳荡的激情和绚丽的诱惑，大家根本无法抵御。而当出落得俏丽婀娜、亭亭玉立的我穿着碎花布衣、千层底布鞋出现在那些时髦、阔气的俊男靓女面前时，我感到了自惭形秽。
　　我不愿意享受特困生的优待，我不怕吃苦，自己从小就是个苦孩子，所以，我向系里提交了勤工俭学的申请，他们很快为我联系了一个差事，负责管理图书馆或是打扫宿舍楼道。半年以后，我开始自己负担自己的各种费用。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尊重我的人格，甚至从来不把穿过的衣服给我。我们是绝对平等的。每当有人向我请教学习方面的问题，我总是悉心讲解。因而，我也常感到自豪。
　　一段时间里，我知道我必须缩短自己和同学们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文化修养和行为素质上的更加重要。我虽然不再向家里伸手要钱，但父母年纪大了，加之父亲的肺病已初露端倪，家中少了我这样一张嘴，生活依然相当困苦。同时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城市里长大的同学，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熏陶，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早熟与爽朗。这才是城乡之间真正的差别。
　　我在疯狂地汲取各种知识的同时，也在尽量加大和同学其它方面的接触。我想改变自己是个乡下人的事实，我承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刻意地模仿别人，模仿他们对任何事物表现出来的不屑一顾和淡然。我开始需要钱了。父亲的肺病已经加重。
　　我们宿舍里有个叫肖苹的女孩，上海人，思想开放得很，常常对我说，你这么漂亮，应该趁着年轻赶快捞钱。她本人也是那么做的。肖苹也很漂亮，约会的男同学不少，可她一个也看不上，说他们太嫩，也没钱，光知道送花和写情书管什么用？肖苹一般下午下课了就出去，很晚才回来，周末还不回来。每次她回来总会买许多零食给大家。所以尽管同学们都鄙视她，但依然喜欢她的东西。
　　肖苹有一次问我：“你需要钱吗？学坏呀！你没听说女人一变坏就有钱吗？其实女孩挣钱是很容易的，傍个大款，就能潇潇洒洒地享受了，还没耽误挣钱。”我知道她不是开玩笑，可她的那些话在我听来是非常刺耳。
　　有一次我突然问她：“如果你爱人知道你不是处女了怎么办？”她显然没有想到我会问她这样非常弱智的问题，不禁愣了一下说：“如果他要是真心爱我就不会在乎那个。”
　　下午下了课，肖苹冷不丁对我说：“你看你，不结婚就不结婚吧，还在乎那个干吗？”
　　开始，我只是不想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可是时间一长，我竟然认同了这种“活法”。我觉得只要自己能够好好地把持，一切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怎样才能把持得很好呢？我不知道。
　　促使我真正决心“下海”的是在大二的下学期。那时，父亲上山砍柴摔断了腰椎和髋骨，急需一大笔住院费和手术费，不然就会终身残废。表妹写信来让我想办法，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一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乡去，而是按照肖苹的介绍到海淀区的一家歌舞厅去打工。起初我是去做服务员的，那里都叫招待小姐。其实也就是端端盘子什么的，当然工资不多。我和那里的人熟悉了以后，他们都建议我陪客人唱歌，说那样的小费收入十分可观。我从侧面观察了一阵，觉得做陪唱并不违背我当初的原则，也就同意了。过去很多人都说我长得漂亮，我一直以为那是客气话。做了陪唱小姐不久，我才从客人们的眼中真正体会到了女孩子漂亮的价值。简直不费吹灰之力，钱就挣到手了。


　　肖苹说得没错，现在就是个漂亮女孩挣钱的好时机，只需要简单的一个笑两声嗲。当然还得让客人占点不便宜，比如搂一下亲一下什么的，甚至还要听任他们的酒话、以及似醉非醉之间的种种小动作。这种地方是肮脏的，反正毕业之后我会回家乡去的，那时我一定会忘掉这里的一切，而现在，我只是要挣钱。
　　表妹又来信了，说当初我母亲因为父亲病重而慌不择路拿祖屋做抵押向人借了高利贷。现在人家催债上门，威胁要卖房子，父亲简直要急死了。
　　我急了，是父亲卖血支持我上的大学，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欺负。我主动找到了歌厅的领班孙姐，问她有没有迅速挣钱的好方法。孙姐大笑了起来，说我不是太傻就是在装傻，还说这年月没有比女孩子挣钱更容易的事了。为了病中还饱受人格侮辱的老父亲，我再也顾不上自己了。那些所谓的廉耻和贞操，在金钱的面前是那样地苍白无力和不堪一击。
　　那一次，孙姐给我介绍了个有钱的老头，50多岁的年纪，看着人还挺和气的。孙姐告诉他我还是个处女，让他怜惜些。那个老男人舔了舔厚厚的嘴唇，笑了。老男人假惺惺地说你要真是第一次的话我会很温柔的，而且如果见了红我还会好好赏你。这么赤裸裸的交易我还很不适应，在那天之前起码在肉体上我还是纯洁的。
　　那天就是我堕落的开始……早上醒来，我竟然发现身边睡着3个老头！就是他们夺走了我的初夜。我的初夜换得了5000元钱。
　　女人其实就像一只水桶，第一次装了脏水和以后装数次脏水根本没有差别。
　　我将那些钱全部寄回家乡，终于把父亲从死亡的悬崖边拉了回来。
　　我变得和肖苹一样了，趁着青春年少，抓紧一切时机挣钱。
　　我接连不断地寄钱引起了父母的不安。但他们毕竟是单纯的，只是来信说家里的高利贷利息已经还上了，让我安心学习，不要太拼命地工作。
　　我也不想让学校和同学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掩饰自己，我先是换了一家肖苹不认识的夜总会，而且在学校里依旧是那几身简朴的衣服，吃的还是最便宜的饭菜。特别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没有下降。每晚出去坐台，就对同学和都是说是去做家教。在大家眼里，我始终是个踏实上进的好学生，在肖苹面前我仍然是最初那个想吃山芋又怕烫的“土妞儿”。
　　有钱真是快活，尽管只能在身心疲惫之后躺在床上偷偷想银行存折上飞快增长的阿拉伯数字。后来学校发动全体师生支持“希望工程”，别人都是大把地掏，我只是象征性地捐出了5元钱。
　　事后，我独自去了一趟香饵胡同的“希望工程”捐助中心，联系了3个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每月保证给每个孩子寄去100元。
　　这件事至今谁也不知道。我也从来不打算让任何人知道。这是我心中惟一的秘密。
　　看到那些孩子寄来的照片和他们充满感激的信，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是好人吧？那些孩子说的。他们说是我使他们得以继续学习，才有希望彻底摆脱家乡贫困的面貌。
　　就让我彻底堕落吧！让那些用我的肉体换取的肮脏钱最后做一点好事。
　　
　　没想到，最爱的人竟然是豺狼
　　
　　去年9月，我在“BLACK绅士”夜总会做公关部经理，认识了一个年近40、个子不高、相貌平平的上海男子。做完那个事之后，这位名叫庄森的老板塞给我1000元小费。
　　过了几天，庄森请我去陪他谈一个合同，让我装成他的助理。在谈判桌上，其貌不扬的庄森简直判若两人，只见他口若悬河滴水不漏地寸土必争，讲起自己创办的公司来更是滔滔不绝。我和他的对手一样深深被他的口才和无懈可击的气势折服了。晚饭后他请我参观了他的办公室，里面的陈设其实很简单，摆满了许多深奥的书。
　　我们静静地对视了一阵，庄森取出一个精美的红宝石戒指戴到我的手上，然后动情地说：“盈丽，嫁给我！”我全身好像触了电一般颤抖了起来。
　　庄森是上海市一家洁具厂的副厂长，在北京负责一家销售公司，业绩相当不错。接触多了，我对庄森有了较好的印象。虽然他说自己是国家处级干部，又经营主管着那样一家大规模的公司，可人还是相当朴实的，平时没有顾客的时候，他也是吃职工餐，这一点让我很赞赏。庄森和别的男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好像相当了解我的心思，劝我弃恶从善，离开那种受人蹂躏的生活，和他在一起共同做一番事业。我虽然感到可笑，但还是被他所感动。
　　从此，我们俩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庄森对我的确很体贴，送给我一些珠宝首饰，还有许多高级服装。当然，我们后来上床纯粹是出于感情了。
　　庄森的那种要求很强烈，而且很有几分嫉妒心，总是不让我再答理别的男人。可我还是很需要钱的。我父亲的肺病越来越厉害，按照我家的“惯例”，男人到了50岁左右，就要转成肺癌了。而且我母亲右眼严重失明，甚至已经危及到了左眼，必须马上手术。所以，我私下里还是靠过去的一些老关系出台。最初夺去我贞操的几个老头子仍然是我的常客。
　　今年年初，庄森因为股票被“套牢”，资金周转困难，找我借了3万元钱。我当时没有任何犹豫就给他了，也没有让他写什么借条之类的东西。
　　这件事发生不久，我竟然发现他老婆带着10岁的孩子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这对成天梦想着和他结婚过蹋实日子的我来说简直不啻于五雷轰顶。
　　庄森到这时终于露出了他原始的豺狼本性，他一脸无赖地说：“我就是图个白玩儿！·”我威胁要去告他，他并不害怕，反问事情如果败露了看你怎么做人。我没了办法，央求他把那3万元钱还给我就行了。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啊！那个禽兽不如的家伙居然没有人性地说：“钱？谁能证明我向你借钱了？”
　　我万般无奈，向一个常到我们夜总会来玩、自称是海淀黑道扛把子的大个子张名说了。张名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但为人还是比较仗义的。他听了我的叙述，拍案而起，声称一定要为我讨回公道。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计划，打算敲诈庄森10万元钱。
　　今年1月16日晚上，我在电话里使尽媚术，骗庄森出来过夜。刚开始他还在犹豫，可还是抵挡不住我的诱惑上钩了。我在饭店的洗水间里给张名打了手机。20分钟之后，他带了三个小流氓破门而入。庄森是个聪明人，面对着闪光灯，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故作镇静地让对方开价。几个小流氓要揍他，庄森一摆手，冷冷地说：“除非你们现在就把我宰了，否则要是动我一根汗毛，一分钱你们也别想拿到！”庄森陆续拿出了2万多元钱，我和张名对半分了。张名说对付这种外强中干的人他有的是办法，他要把庄森变成他的银行。然而我付出的代价也是很重的，从此张名找我就再没有付过钱，而且还得随叫随到。但我没有想到，我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补记：很快，杨盈丽因卖淫和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逮捕的消息传到了学校，校园里一片震惊。
　　但最为惊讶的还要算是熟悉她的老师和同学了，他们不能相信这是好学生杨盈丽的所作所为。从大学生到三陪小姐到罪犯，她自导自演的人生悲剧就这样匆匆落下了帷幕。在看守所里，杨盈丽将继续吞咽着自酿的苦酒，反省着自己的过去。
　　（《现代女报》2001年3月9日 谢纯万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