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黄山。他不许封山，不时有游客前来合影。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笑着问：“小平同志，我从没跟你正经照过相，要不来一张？”于是，两人就在迎客松下合了影。白發老人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那年63岁。近40年后，万里长子万伯翱向《环球人物》记者详细讲述了这一幕，并且说：“毛毛（邓小平女儿邓榕）对我讲，‘那时候，我爸爸到黄山当然是去支持你爸爸的’。”
　　那时候，是万里主政安徽两年后，距离他被调回中央、把安徽农村改革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还有半年。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是为回响。
　　原中房集团董事长、曾任万里秘书的孟晓苏认为：“改革从安徽开始，就是从万里同志开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万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闯将。”

敢闯

　　历史曾有另一种可能。“‘四人帮’被打倒后，我们听说的是，他要被调到湖北省去当第一书记。临走前，他拜访了即将复出的小平。小平让他再等等，认为去安徽比湖北合适。”万伯翱沉吟了片刻，“考虑的可能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吧。”

　　万里（1916年—2015年）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万里第一次引起邓小平的注意，是在1946年。当时邓小平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而万里是冀鲁豫6个地委书记中的一个，并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两人是上下级关系，交往却不多。直到全面内战爆发，邓小平注意到，有些地方必需品的供应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调查后发现，原来是万里在协助动员当地百姓。邓小平自此对万里有了务实、能干的印象，两人亦成了一生的亲密战友。
　　出于尊敬，万里在赴任前去看望邓小平;基于信任，邓小平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派万里去安徽这个“老大难”的地方。安徽自古便是农业大省，也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即便“四人帮”被粉碎，当时安徽的主要领导人仍制造“安徽特殊”论，抵制揭批“四人帮”，导致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在邓小平的助推下，万里走上了极难也极关键的位子——197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在任命下发的当天，万里带着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离开北京。
　　很多年后，万里曾说自己有过两把“尚方宝剑”，一把是1975年整顿铁路时的中央9号文件，一把是解决安徽问题时的“中央发电”和“中央领导关于解决安徽省问题的指示”。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尚方宝剑”固然重要，持剑之人的雷厉风行、披荆斩棘更不可少。
　　初到安徽，上有“文革”流毒四溢，下有基层情况不明。万里先是拨乱反正，调走“文革”中“支左”地方的军队干部，解决遗留问题。紧接着，他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与顾卓新、赵守一、袁振等人组成了新的省委常委会。
　　更迫切的是，万里想了解安徽人民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从皖南到皖东再到淮北，在地图上走出了一条蜿蜒几千里的线路。
　　孟晓苏在1983年来到万里身边，一待8年。那时万里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农业，每年仍会花大量时间下乡调研，而孟晓苏经常随行。在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时，他依然十分怀念：“万里同志从来轻车简从，不愿提前打招呼，也不愿跟着地方安排好的路线走。有时下面干部安排了，他非要比原定路线再多走几步，于是看到了真实情况。他要真正地接触到人民群众，听到真心话。那时他在农村开座谈会，一个屋子满满当当都是人，农民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蹲在地上，还有人站在桌子上。万里同志用朴实的话来问，农民群众敞开心扉回答，有啥说啥，百无禁忌。”
　　这样的热烈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初在安徽，他遇村停车，徒步进庄，所见都是草屋茅棚。万里走进农家，黑漆漆的，一家人盖着一床破被，无人下床，因为凑不齐一身完整的衣裤。锅里是不知道用什么做成的黑糊糊的一团。他尝了一口，难以下咽。这户人家面对意外来客，既不好奇，也不害怕，只是一脸麻木。
　　万里还在路途中遇到过一名年轻的农民，问他有什么要求。农民掀起衣服，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农民又拍了拍肚皮：“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老爷子说起时眼泪直掉。解放这么多年了，咱们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他觉得很对不起老百姓。这份内疚使他迫切地想改变农村的面貌。”父亲的眼泪深深印在了万伯翱的记忆里。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省委六条”。这份文件尊重农民自主权，突破了禁区。文件下发后，干部在台上宣讲“省委六条”，人们在台下听。台上念完了，台下就喊“再念一遍！”这文件和过去的官样文章完全不一样。念到关键的地方，比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台下又喊“念慢点儿！”有记者问来听宣讲的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老汉笑着说：“我都高兴！”

敢干

　　1978年夏，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几乎与此同时，万里也在安徽寻找他的真理标准。当时，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秋种岌岌可危，直接危及第二年的夏收。 　　万里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省委经过讨论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借”实际上就是“包”，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基础。
　　肥西县山南公社由万里亲自选定，成为包产到户试点。而在其东北部的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犯法坐牢的风险立下契约，分田、分农具，包干到户。山南公社在第二年产量大增，小岗村的农户也摆脱了长期出外讨饭的命运，迎来了农业大丰收。实践给出了自己的历史答案。万里说：“我们的实际行动就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口头表态是个形式，重要的是实际行动。”
　　但春风吹过，仍有料峭至。新下发的中央文件规定“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又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批判包產到组，人心动荡起来。
　　万里几次来到山南，与群众交流。他问山南公社干部：“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干部答：“是有点怕！”万里坚定地答：“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县委要强行收回包产田，农民硬是不交。万里得知后作了指示：山南包产到户试点是省委决定，如果有什么错误由省委领导，首先是我来承担。小岗村也被批“开倒车”。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有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
　　万里不是不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再次被打倒，但历史会给我平反！’”万伯翱感慨道，“家里人当然担心。他如果被打倒，我那时的军装就得脱。但他很坚定。明明有办法能让人吃上饭、穿上衣，为什么不干？”孟晓苏也心有戚戚：“万里同志用两年半的时间，干出了天大的事。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未断，迫切地想为他们改变现状，于是可以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敢做敢干。这是改革者的担当。”
　　1980年1月，万里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就农村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发表意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敢改

　　“万里在安徽时遭遇的反对并不是最激烈的。”孟晓苏说。
　　“那是什么时候？”记者问。
　　“1980年2月后，他调回了中央，很快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孟晓苏答。
　　据万伯翱回忆，在安徽工作的万里回京开会时，都会拜访邓小平。万里自己也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
　　万里被调回中央主管农业工作，显然是邓小平想让安徽的星星之火形成改革的燎原之势。选定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经过了深思熟虑。1984年，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时说：“我们制定了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翻两番在城市来说是不困难的，但对占80%人口的农村来说就是很大一个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决定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根据。果然，3年就见效。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也给我们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万里与邓小平的合作可谓轻车熟路。早在1950年，邓小平担任西南局书记时，万里就被点为西南地区工业部副部长、部长，负责发展当地的工业生产;到了1975年四届人大上，邓小平复出，并把铁路系统当作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又是万里，被放在了铁道部部长的关键位置，仅用半年时间就让全国火车装载和安全正点率大幅上升。

　　这是两人又一次合作，但开局不顺利。1980年4月，安徽省委在芜湖市铁山宾馆召开南三区地市委书记碰头会。“如果户比组、比队优越，那社会主义怎么干呢？”“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社会主义就不灵了？包产到户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限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搞的。”……会议上的发言汇成了一个腔调：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不符合中央精神，不能再搞了。这样的争论在芜湖会议的前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发生。
　　紧要关头，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万里后来感慨道：“总之，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
　　邓小平这篇《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稳住了动荡的局面，为万里扫除了后顾之忧。
　　1981年3月11日，万里来到农业部，对农业部前段时间的工作，特别对某些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建议农口领导到农村去看看，“我们有些人挣了工资，吃饱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认识很难统一”。这次批评，成为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转折点。
　　大批的领导干部走进农村，走入人民群众之间，切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布了指导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第一个1号文件只是因为年底前来不及发了，就放到了次年年初。结果发出来后才知道，农民和基层干部有一个认识，说1号就是天字第一号，说明中央特别重视农业工作。最后我们就适应了农民的理解，此后都是年初发文件，一直到1986年，共发了五个1号文件。”孟晓苏参与了最后三个1号文件的相关工作。在他看来，1号文件是在研究了农民、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后，中央据此及时地调整政策。“第一个1号文件发出时，还实行的是1978年宪法，还在要求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按照万里同志的说法，我们是用红头文件去鼓励和规范农民生产发展，最终我们改变了法律。”1985年，人民公社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孟晓苏曾对万里说：“是您发明了农村承包制。”万里摇摇头：“哪是我发明的？那是农民群众发明的，我不过支持了农民。”这份支持背后，是勇气，亦是魄力。当历史大潮奔涌至此，他勇敢地打开了这道闸，于是改革的大潮再不回返。
　　2002年春节，万里最后一次去广东。此行，他只见了3个人。一位是病重的“老伙计”习仲勋，一位是“老相识”任仲夷，最后一位在深圳莲花山上。万伯翱扶着85岁的父亲沿阶而上，来到了邓这里办公，晚上蚊子扑面而来，他伸手一抓就能抓住。晚年的谷牧，几乎每年都到特区走一走、看一看。“特别是深圳，他每年都要来，来了就住在迎宾馆。”刘会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父亲一直怀念那段建设特区的日子。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曾用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话给汕头题字，以“奇崛”与“艰辛”寓意开放之路的曲折。这也是他和邓小平等人一起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