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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些城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养成了一地市民独特的性格，当人们说“纽约客”的时候，不仅仅是指一本杂志，也包括纽约人的普遍性格，同样，在中国，北京上海成都等少数城市，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市民性格。这其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一个城市的独特文化。
纽约与纽约客
纽约市是美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中心，其GDP于2013年超越东京，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按照我们的观念，纽约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纽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92年，这一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欧洲各国殖民者纷纷涌来建立殖民贸易点，这里逐渐形成自由港，这就是纽约的前身。1524年，意大利人乔瓦尼·达韦拉扎诺来到河口地区，成为第一个历史记载的造访纽约的欧洲人。达韦拉扎诺是一名来自佛罗伦萨的探险者，效忠于法国。他乘着太子妃号进入了今日的纽约港区，宣布此地为法国所有，并将之命名为新昂古莱姆。
1602年，荷兰派遣亨利·哈德逊前往北美洲找寻新乐土。1609年，哈德逊抵达纽约湾并沿着河流北上，隔年他带着北美洲的土产和毛皮回到荷兰，许多荷兰商人对这片拥有丰富资源的土地，产生了高度的兴趣并定居于此，荷兰人并以“新尼德兰”（New Nederland）命名。后来著名的哈德逊河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1664年，英国舰队开到这里，荷兰人自知无力与之抗争，新尼德兰总督彼得·斯特伊维桑特投降，将新阿姆斯特丹拱手相让。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这片地方交给他的弟弟管辖，于是，国王的弟弟便将自己的领地从英国的约克郡迁到新阿姆斯特丹，并将地名改为“纽约”（New York），即“新约克”，其名字来自于英国的约克郡，并在其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以示区别，后来汉语音译“纽约”便因此而得名。
这就是纽约的前身，它的发展和与其它传统城市都不一样：它是天生的多元文化汇集之地。现在，纽约拥有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截至2014年，纽约市大约有849万人，居住在789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而纽约大都市圈则有2000万人左右。虽然英语是通用的语言，但是纽约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方言达到了800种，可以说地球上主要的语言，在这里都有使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肤色各异、语言也不同的人，当他们说“我是纽约人”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是什么把这个城市的居民凝聚到一起？
21世纪初期，有不少作家认为，纽约失去了它的灵魂，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个城市是否曾经有过灵魂？也许是因为纽约一直是靠着甩掉过去面貌、拆除旧街坊、打造新城市而不断发展起来的，所以大都经历过一场场露骨的经济利益之争。但更多的人，却只是耸耸肩，坦然地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所有大城市都忙着抹去她们粗陋不堪、瓦砾尘土漫天飞扬的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亮闪闪的未来图景。提起纽约，标志性的所在是曼哈顿，而曼哈顿的特点就是永远的朝前看和朝钱看，经历了9·11重创的纽约人，开始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哪些东西是可以留下来的？随着纽约双子星座的重建完工，人民从那场灾难中恢复过来，纽约的经济重新焕发活力，这种公众的焦虑也得以缓解。
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很难寻找到稳定的东西，但是，这并不等于这座城市没有灵魂。何为纽约人？我们可以从一份同名杂志中寻求答案，那就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这份杂志已经有90年的历史（创刊于1925年），它已经发展成为纽约社会的一个必要部分。想进入大都会社会圈子，你就必须读一读《纽约客》。《纽约客》中的故事和评论为人们的聊天设定了主题和议程，《纽约客》写什么，人们就谈论什么。可以说，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灵魂的，就是这本杂志了。
在最初创办的时候，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和他的妻子简·格兰特（Jane Grant）是想办一份有深度的幽默刊物，以区别于当时其它幽默杂志的庸俗格调。罗斯一直主持杂志的编辑工作，直到1951年去世。自创办起，《纽约客》就一直以其独特的大都会文化的成熟风格而自豪。这本杂志的风格，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大都市的风格：在紧张激烈的都市生活节奏中，最重要的是幽默。可以说，都市性和幽默性，是纽约人之所以成为纽约人的根本。
北京与北京人儿
尽管1929年，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远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证明在25万年以前这块土地上就有早期人类，但是当人们说“北京人”的时候，却没有那么久远。北京在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的首都，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她也是既有连续性又距离当今时代最近的。北京和北京人的独特性就在这里：连续的政治中心，让北京人热爱政治，如果你对比北京和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就会发现，北京人对政治故事和典故的熟悉程度，是多么惊人。
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朝代是清朝，在北京，住着大量旗人。所谓旗人，就是八旗子弟的另一种称呼。清军入关后，按照地理方位，把北京城分为八旗，方便管理。八旗兵以满洲八旗为基干，采取世袭兵制，在年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旗人无需经营即可坐领清廷饷银米粮，加重了百姓负担。旗人从此在闲事上花尽心思，于是，食君禄，唱快书，养靛颏儿，提笼架鸟，种花弄草，养鸽子斗蟋蟀，听书唱曲，泡茶馆捧名角儿……等等，围绕着吃喝玩乐、排遣闲暇、忙活得有型儿有派儿。
清代，北京的汉人越来越多，但是都住在外城，随着八旗制度的衰落，汉人逐渐进到内城，与旗人杂居。辛亥革命的爆发提前把旗人拉进了新时代。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很生动地展示出旗人生活的状况——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潦倒”。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将当日的旗人生计状况略分为四类：贵官派指那些享受《优待条例》的亲贵宗室，这批人虽有积产，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经事，“众家丁分肥”，预计“将来不至穷死不止”；谋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强，能经营和自立者，“此派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渐可与其他各族同化；劳动派以汉军旗人居多数，普通以人力车为谋饭之计，困顿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则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贫者。 非常有意思的是，旗人虽然衰落，但是旗人的生活方式，却被汉族给继承了下来，这一点就成为了老北京的典范。冯小刚的电影《老炮儿》，就为我们展示了所谓“老北京人”生活的派头：可能很穷，但是仍然有派，讲义气，讲规矩。老北京，即使在穿衣打扮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北京作为首都，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们对衣着打扮都相当重视。清朝入关后，过去的宽袍、大袖和蓄发的传统装束被逐渐改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北京人的穿着打扮。即使是穿鞋，也很讲究，老北京布鞋的用料以布料为主，透气、休闲、舒适，早期老北京布鞋以工艺绣花为主，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使用多种工艺相辅相成的布鞋。
中国有七大古都之说，但不管是西安还是南京，开封还是洛阳，“首都文化”都没有沿袭下来，在北京之前，距离当下最近的首都是南京（明初和民初），但为时很短，没有形成独特的文化，更重要的是，随后就中断了。只有北京，形成了首都气质，这种历史独特性，让北京人变得与众不同。如今，在北京城，你很难找到纯粹的旗人了，但那种“老北京”味道，却脱离了旗人这个独特的群体，而一个人在北京住上几十年，也就会慢慢习得这种北京味。
海派是什么派
和京派相比，海派是中国都市文化的另外一极。
“海派”一词的出现，一般认为与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有关。海上画派的前源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后随着上海商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卖画为生。海上画派之名因此得来。其名声最卓著者为“四任”，以善花鸟、人物、肖像、山水的任熊为首，包括任薰、任伯年、任预。此外还有赵之谦、吴昌硕、虚谷等知名画家。后来，又有海派京剧的崛起，再后来，上海文坛的兴起又将海派文化推上新高峰。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6年的十五年中，中国新创文学期刊达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上海独占其中22种，而当时的北京一家小说杂志都没有。
这是一种独特的繁荣。从正统文化来看，上海的繁华只是离经叛道，左宗棠便称“海上”为“江浙无赖文人之末路”。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海派文化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最重要也是最繁华的文化阵地。它的主体，根植于江南地区传统的吴越文化，并且融入了开埠以后来自西方的欧美文化，而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专属上海的独特文化。海派文化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9年以前，上海甚至是远东地区的文化艺术中心。
海派文化的核心，一是都市化，二是“现代性”，这和这个城市的历史有很大关系。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道光二十五年上海县洋泾浜以北一带划为洋人居留地，后形成英租界。道光二十八年以虹口一带被划为美租界。道光二十九年以上海县城以北、英租界以南一带为法租界。同治二年（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改称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此后，租界更被多次扩大。
放到世界城市的角度来考察，可以说，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它一开始就是“现代”的，它是欧洲列强向外扩张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上海和纽约是同一类型的城市，它的特点就是“朝前和朝钱”，和它附近的苏州、杭州相比，上海称不上历史悠久。作家王安忆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开头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但是上海一百多年的历史，却一直是活的、动态的，最终，它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20世纪30年代，上海在世界都市中就已排名靠前）。
和北京人比起来，上海人的特点就显得非常鲜明：上海人很爱排队，秩序非常好；上海人很热爱外语，爱外国人；上海人似乎更爱钱，显得很精明。这些特点，都是由这个城市的历史决定的：在城市形成之初，这里的人们就与外国人打交道，尽管上海周围曾经也是农田，但是这个城市却并不是从农业发展而来，上海人从一开始就遵从商业规则，爱财、遵守契约、守时，这都是在商业社会养成的习惯。
成都人成都范儿
在中国，能以城市名来命名一个人群的城市并不多，比如，说河南人，大家会有一个印象，但是说郑州人，这个印象就模糊了。因为郑州作为一个城市，并没有特别鲜明的特色。除了北京人、上海人之外，能以省会城市命名的地方人，恐怕就是成都人了。互联网时代，成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外地人对成都的评价总结起来是这样的：生活节奏慢，注重享受，热爱生活，安逸或闲适，是这个城市和人的特点。
成都似乎是一个容易发生爱情的地方。早在两千多年前，男女婚恋必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背景下，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在邛崃邂逅相逢，“抚琴一曲，喜遇知音，一见钟情，深夜私奔”。两人跑到成都城里来，开了个小酒馆，夫唱妇随，“相如庸保，文君当垆”。成都人看上去很爱花钱，北宋时，成都人发明和印刷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当时成都的一条街道命名为“交子街”，至今仍然存在。成都人很爱喝茶，中国饮茶，源于四川，而四川最早进行茶叶贸易的是成都的新津地区。唐宋时期，成都是全国茶叶生产的主要地区，也是茶叶贸易的集散中心。
最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传统社会，成都人的生活一直比较富足，不像北方大部分地区那样总有窘迫的年代。早在2300多年以前的秦代，李冰父子就修建了名垂千古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当时领先，造福百代，至今管用，世界唯一。由于都江堰的灌溉，让成都人讨生活变得容易了。在北方种一棵树，要浇很多次水，而在成都，只要把它埋在土里就行了。
成都作为一个城市，其特点就是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有比较好的连续性。它一直是一个中心，但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或许正是这一点，让成都很少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相反，在历代大的朝代更替中，比如汉唐宋，这些辉煌朝代政权灭亡时，成都都扮演了一个吸纳的角色，知识精英和财力，从中原政权不断转移过来，造就了这个城市包容的品格。
城市个性到底是由什么塑造的
到了说出小结论的时候了，决定一个城市性格的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二、三十年高速发展的经济，也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正是这些软实力，最终决定着一个城市的走向。
现在的世界，被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很多国家都完成了城市化。城市到处都是，城市无比坚固，再也不用担心一场火灾会毁掉整座城市的建筑了。城市成为人类居住的最基本的空间，在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居民发现，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并没有什么特色。换一个城市居住，大多数人会无缝接轨，甚至不需要适应期。
但是，总有些城市显得不同。这些城市的人，到了外地，会表现出不适，独特的饮食口味告诉他们，自己身上从先人那里继承了某种基因。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基因就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在个人身上，它看起来并不明显，但却起着决定作用：你会到哪里生活，住在哪里？你一开口，就暴露了城市的历史。
纽约与纽约客
纽约市是美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中心，其GDP于2013年超越东京，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按照我们的观念，纽约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纽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92年，这一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欧洲各国殖民者纷纷涌来建立殖民贸易点，这里逐渐形成自由港，这就是纽约的前身。1524年，意大利人乔瓦尼·达韦拉扎诺来到河口地区，成为第一个历史记载的造访纽约的欧洲人。达韦拉扎诺是一名来自佛罗伦萨的探险者，效忠于法国。他乘着太子妃号进入了今日的纽约港区，宣布此地为法国所有，并将之命名为新昂古莱姆。
1602年，荷兰派遣亨利·哈德逊前往北美洲找寻新乐土。1609年，哈德逊抵达纽约湾并沿着河流北上，隔年他带着北美洲的土产和毛皮回到荷兰，许多荷兰商人对这片拥有丰富资源的土地，产生了高度的兴趣并定居于此，荷兰人并以“新尼德兰”（New Nederland）命名。后来著名的哈德逊河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1664年，英国舰队开到这里，荷兰人自知无力与之抗争，新尼德兰总督彼得·斯特伊维桑特投降，将新阿姆斯特丹拱手相让。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这片地方交给他的弟弟管辖，于是，国王的弟弟便将自己的领地从英国的约克郡迁到新阿姆斯特丹，并将地名改为“纽约”（New York），即“新约克”，其名字来自于英国的约克郡，并在其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以示区别，后来汉语音译“纽约”便因此而得名。
这就是纽约的前身，它的发展和与其它传统城市都不一样：它是天生的多元文化汇集之地。现在，纽约拥有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截至2014年，纽约市大约有849万人，居住在789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而纽约大都市圈则有2000万人左右。虽然英语是通用的语言，但是纽约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方言达到了800种，可以说地球上主要的语言，在这里都有使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肤色各异、语言也不同的人，当他们说“我是纽约人”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是什么把这个城市的居民凝聚到一起？
21世纪初期，有不少作家认为，纽约失去了它的灵魂，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个城市是否曾经有过灵魂？也许是因为纽约一直是靠着甩掉过去面貌、拆除旧街坊、打造新城市而不断发展起来的，所以大都经历过一场场露骨的经济利益之争。但更多的人，却只是耸耸肩，坦然地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所有大城市都忙着抹去她们粗陋不堪、瓦砾尘土漫天飞扬的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亮闪闪的未来图景。提起纽约，标志性的所在是曼哈顿，而曼哈顿的特点就是永远的朝前看和朝钱看，经历了9·11重创的纽约人，开始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哪些东西是可以留下来的？随着纽约双子星座的重建完工，人民从那场灾难中恢复过来，纽约的经济重新焕发活力，这种公众的焦虑也得以缓解。
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很难寻找到稳定的东西，但是，这并不等于这座城市没有灵魂。何为纽约人？我们可以从一份同名杂志中寻求答案，那就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这份杂志已经有90年的历史（创刊于1925年），它已经发展成为纽约社会的一个必要部分。想进入大都会社会圈子，你就必须读一读《纽约客》。《纽约客》中的故事和评论为人们的聊天设定了主题和议程，《纽约客》写什么，人们就谈论什么。可以说，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灵魂的，就是这本杂志了。
在最初创办的时候，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和他的妻子简·格兰特（Jane Grant）是想办一份有深度的幽默刊物，以区别于当时其它幽默杂志的庸俗格调。罗斯一直主持杂志的编辑工作，直到1951年去世。自创办起，《纽约客》就一直以其独特的大都会文化的成熟风格而自豪。这本杂志的风格，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大都市的风格：在紧张激烈的都市生活节奏中，最重要的是幽默。可以说，都市性和幽默性，是纽约人之所以成为纽约人的根本。
北京与北京人儿
尽管1929年，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远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证明在25万年以前这块土地上就有早期人类，但是当人们说“北京人”的时候，却没有那么久远。北京在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的首都，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她也是既有连续性又距离当今时代最近的。北京和北京人的独特性就在这里：连续的政治中心，让北京人热爱政治，如果你对比北京和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就会发现，北京人对政治故事和典故的熟悉程度，是多么惊人。
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朝代是清朝，在北京，住着大量旗人。所谓旗人，就是八旗子弟的另一种称呼。清军入关后，按照地理方位，把北京城分为八旗，方便管理。八旗兵以满洲八旗为基干，采取世袭兵制，在年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旗人无需经营即可坐领清廷饷银米粮，加重了百姓负担。旗人从此在闲事上花尽心思，于是，食君禄，唱快书，养靛颏儿，提笼架鸟，种花弄草，养鸽子斗蟋蟀，听书唱曲，泡茶馆捧名角儿……等等，围绕着吃喝玩乐、排遣闲暇、忙活得有型儿有派儿。
清代，北京的汉人越来越多，但是都住在外城，随着八旗制度的衰落，汉人逐渐进到内城，与旗人杂居。辛亥革命的爆发提前把旗人拉进了新时代。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很生动地展示出旗人生活的状况——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潦倒”。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将当日的旗人生计状况略分为四类：贵官派指那些享受《优待条例》的亲贵宗室，这批人虽有积产，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经事，“众家丁分肥”，预计“将来不至穷死不止”；谋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强，能经营和自立者，“此派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渐可与其他各族同化；劳动派以汉军旗人居多数，普通以人力车为谋饭之计，困顿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则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贫者。 非常有意思的是，旗人虽然衰落，但是旗人的生活方式，却被汉族给继承了下来，这一点就成为了老北京的典范。冯小刚的电影《老炮儿》，就为我们展示了所谓“老北京人”生活的派头：可能很穷，但是仍然有派，讲义气，讲规矩。老北京，即使在穿衣打扮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北京作为首都，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们对衣着打扮都相当重视。清朝入关后，过去的宽袍、大袖和蓄发的传统装束被逐渐改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北京人的穿着打扮。即使是穿鞋，也很讲究，老北京布鞋的用料以布料为主，透气、休闲、舒适，早期老北京布鞋以工艺绣花为主，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使用多种工艺相辅相成的布鞋。
中国有七大古都之说，但不管是西安还是南京，开封还是洛阳，“首都文化”都没有沿袭下来，在北京之前，距离当下最近的首都是南京（明初和民初），但为时很短，没有形成独特的文化，更重要的是，随后就中断了。只有北京，形成了首都气质，这种历史独特性，让北京人变得与众不同。如今，在北京城，你很难找到纯粹的旗人了，但那种“老北京”味道，却脱离了旗人这个独特的群体，而一个人在北京住上几十年，也就会慢慢习得这种北京味。
海派是什么派
和京派相比，海派是中国都市文化的另外一极。
“海派”一词的出现，一般认为与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有关。海上画派的前源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后随着上海商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卖画为生。海上画派之名因此得来。其名声最卓著者为“四任”，以善花鸟、人物、肖像、山水的任熊为首，包括任薰、任伯年、任预。此外还有赵之谦、吴昌硕、虚谷等知名画家。后来，又有海派京剧的崛起，再后来，上海文坛的兴起又将海派文化推上新高峰。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6年的十五年中，中国新创文学期刊达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上海独占其中22种，而当时的北京一家小说杂志都没有。
这是一种独特的繁荣。从正统文化来看，上海的繁华只是离经叛道，左宗棠便称“海上”为“江浙无赖文人之末路”。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海派文化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最重要也是最繁华的文化阵地。它的主体，根植于江南地区传统的吴越文化，并且融入了开埠以后来自西方的欧美文化，而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专属上海的独特文化。海派文化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9年以前，上海甚至是远东地区的文化艺术中心。
海派文化的核心，一是都市化，二是“现代性”，这和这个城市的历史有很大关系。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道光二十五年上海县洋泾浜以北一带划为洋人居留地，后形成英租界。道光二十八年以虹口一带被划为美租界。道光二十九年以上海县城以北、英租界以南一带为法租界。同治二年（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改称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此后，租界更被多次扩大。
放到世界城市的角度来考察，可以说，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它一开始就是“现代”的，它是欧洲列强向外扩张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上海和纽约是同一类型的城市，它的特点就是“朝前和朝钱”，和它附近的苏州、杭州相比，上海称不上历史悠久。作家王安忆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开头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但是上海一百多年的历史，却一直是活的、动态的，最终，它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20世纪30年代，上海在世界都市中就已排名靠前）。
和北京人比起来，上海人的特点就显得非常鲜明：上海人很爱排队，秩序非常好；上海人很热爱外语，爱外国人；上海人似乎更爱钱，显得很精明。这些特点，都是由这个城市的历史决定的：在城市形成之初，这里的人们就与外国人打交道，尽管上海周围曾经也是农田，但是这个城市却并不是从农业发展而来，上海人从一开始就遵从商业规则，爱财、遵守契约、守时，这都是在商业社会养成的习惯。
成都人成都范儿
在中国，能以城市名来命名一个人群的城市并不多，比如，说河南人，大家会有一个印象，但是说郑州人，这个印象就模糊了。因为郑州作为一个城市，并没有特别鲜明的特色。除了北京人、上海人之外，能以省会城市命名的地方人，恐怕就是成都人了。互联网时代，成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外地人对成都的评价总结起来是这样的：生活节奏慢，注重享受，热爱生活，安逸或闲适，是这个城市和人的特点。
成都似乎是一个容易发生爱情的地方。早在两千多年前，男女婚恋必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背景下，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在邛崃邂逅相逢，“抚琴一曲，喜遇知音，一见钟情，深夜私奔”。两人跑到成都城里来，开了个小酒馆，夫唱妇随，“相如庸保，文君当垆”。成都人看上去很爱花钱，北宋时，成都人发明和印刷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当时成都的一条街道命名为“交子街”，至今仍然存在。成都人很爱喝茶，中国饮茶，源于四川，而四川最早进行茶叶贸易的是成都的新津地区。唐宋时期，成都是全国茶叶生产的主要地区，也是茶叶贸易的集散中心。
最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传统社会，成都人的生活一直比较富足，不像北方大部分地区那样总有窘迫的年代。早在2300多年以前的秦代，李冰父子就修建了名垂千古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当时领先，造福百代，至今管用，世界唯一。由于都江堰的灌溉，让成都人讨生活变得容易了。在北方种一棵树，要浇很多次水，而在成都，只要把它埋在土里就行了。
成都作为一个城市，其特点就是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有比较好的连续性。它一直是一个中心，但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或许正是这一点，让成都很少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相反，在历代大的朝代更替中，比如汉唐宋，这些辉煌朝代政权灭亡时，成都都扮演了一个吸纳的角色，知识精英和财力，从中原政权不断转移过来，造就了这个城市包容的品格。
城市个性到底是由什么塑造的
到了说出小结论的时候了，决定一个城市性格的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二、三十年高速发展的经济，也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正是这些软实力，最终决定着一个城市的走向。
现在的世界，被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很多国家都完成了城市化。城市到处都是，城市无比坚固，再也不用担心一场火灾会毁掉整座城市的建筑了。城市成为人类居住的最基本的空间，在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居民发现，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并没有什么特色。换一个城市居住，大多数人会无缝接轨，甚至不需要适应期。
但是，总有些城市显得不同。这些城市的人，到了外地，会表现出不适，独特的饮食口味告诉他们，自己身上从先人那里继承了某种基因。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基因就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在个人身上，它看起来并不明显，但却起着决定作用：你会到哪里生活，住在哪里？你一开口，就暴露了城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