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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眼中，欧洲国家没有实权的君主的存在令人费解，但王室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也能带来身份认同和自豪感。
4月29日晚上，阿姆斯特丹的王宫前聚集起大量身着橙色服饰的民众，他们带着帐篷或毯子在王宫前守夜。由于荷兰王室的名称“奥兰治”（The House of Orange）在荷兰语中与“橙色”同意，橙色因此成为荷兰王室的标志颜色。30日上午10时，以在位整整33年的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和长子亚历山大出现在王宫里。在议会两院议长、首相以及其他嘉宾的见证下，女王与亚历山大先后在诏书上签字，完成了王位移交，亚历山大随后在王宫相邻的教堂中宣誓成为国王。
当退位的贝娅特丽克丝与新任国王夫妇出现在皇宫的阳台上时，数万民众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将那里染成一片橙色的海洋。
阿姆斯特丹当天共涌入了近100万人，为确保安全，警方至少出动了1万名警察值守各处，并架设起了20多公里的安全隔离带。“这是种很复杂的感情，因为我喜欢荷兰王室，”荷兰人爱德华说。
当天也出现了一些抗议示威，共和团体鼓励支持者穿上白色的衣服或在窗户外挂上白床单，以冲淡“疯狂的橙色”。王位的更迭也引发了荷兰社会对君主制度的讨论，时至今日，多数拥有王室的欧洲国家，其君主都已没有实权，那么保留君主制的意义何在？民众又怎样看待他们的国王或王后？
王室成为“国家首席剪彩嘉宾”
33年前，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加冕之时，荷兰人迎来的是一场动荡。走上街头的人们并非要向新女王致敬，而是游行示威要求得到保障住房。他们高呼：“没有房子就不要加冕礼！”相比之下，刚刚举行的女王退位和新国王授权仪式上，抗议者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国王授权的庆祝活动规模反映出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向：多数荷兰人的确热爱他们的王室，相关的民意测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超过3/4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君主制；同时，王室已经不再拥有足够引起抗议和敌视的分量，王室成员的职责已经完全是礼仪性的，美国媒体戏称其为“国家首席剪彩嘉宾”。
“王室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这是荷兰的传统，”荷兰史学家科斯·豪伊森表示，“荷兰王室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连续与稳定。”
不只是奥兰治王室，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们——比利时、英国、丹麦、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哥、挪威、西班牙和瑞典，都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活力。在英国《每日电讯报》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大部分欧洲人表示愿意继续保留王室。80%的荷兰人支持王室的存在，几乎相同比例的英国人喜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但这项调查中也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只有不到1/4的英国人认为王室能够继续存在超过100年。这意味着许多欧洲人已经开始预想没有君主的未来，但自己并不希望亲历那种剧变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
虽然在现代社会，取消王室更多地依靠投票而非断头台，但它仍算得上一种革命，而欧洲人早就厌倦了革命。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只有重大危机迫使王室系统无法持续时，政治家才会想方设法推翻台上的君主，例如威廉皇帝被要求为德国在一战的失利负责而下台，意大利的萨伏伊王室则因为纵容墨索里尼而在全民公投后被推翻。
在共和国公民看来，无权君主的存在颇为令人费解。实际上，王室是国家统一的非政治意义符号，在理想状况下也能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荷兰的威廉敏娜王后在德国入侵后流亡海外，因鼓舞民众抵抗侵略者而被视作民族英雄。有时，当政府偏离了轨道，一国君主也能介入，最典型的事例便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独裁者弗朗哥离世后抵挡住法西斯主义的蔓延，让西班牙变成了民主国家。
在世俗层面上，王室也能为国家带来不菲的收入。英国王室就为大不列颠引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为了供养王室，每个英国纳税人平均每年只要交不到1美元的税金，而王室带来的旅游业收入远高于此。
君主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许多王室成员也很难说清楚自己给公众的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即便有时被讽刺为‘职业剪彩人’也是有意义的，”荷兰国王在一档电视访问中自嘲道。
有人批评说，在越来越多元化的欧洲，一个年长白人作为国家象征已经过时了。此外，一些政治学理论认为，国王或女王在位，无形中破坏了人们作为政府公民的身份感。
不可否认，仍在台上的欧洲君主们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适应性，他们放弃了权力而保住了皇位，还顺应时代的变化改变自身的形象。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王室成员一道，荷兰王室成员被称为“自行车上的君主”，他们摆脱了皇家仪仗队的奢侈景象，而选择骑自行车出门，给民众一种普通家庭的印象；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迎娶了阿根廷女性，这对夫妇经常出现在参观移民儿童学校的镜头中；英国的王室成员则为许多慈善项目尽心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向国民交出了保留其存在的重要理由。
国王比政客更适合当偶像来崇拜
经济萧条和政治丑闻让人们丧失了对政治家的信任，并无政治权力的王室成员也不能幸免。他们本来要承受更多的关注和审视，生活被记者的镜头窥探，账户开支也被公之于众。一旦行为不端，就会让国民感到失望，也让小报记者兴奋不已，最典型的莫过于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传奇故事。
比利时王室仍没有摆脱法比奥拉王后引发的巨大争议，这位前国王博杜安的遗孀曾想通过建立私人基金来逃避遗产税；2010年，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默认了一本书披露的他和一个乐队主唱的绯闻：“我没有时间读完这本书，只看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题目，我已经和家人、王后讨论过此事，我们会翻过这一页，因为那是老黄历。”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名声败落更为迅速。他的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深渊，这位国王先是对不断增加的失业者表达了同情，然后马上便前往博茨瓦纳进行了一次昂贵的私人猎象消遣。几乎同时，他的女婿和女儿先后卷入了涉嫌腐败和逃税的调查。
本月初，西班牙《国家报》的一份民意测验揭示了丑闻的累积效应：国王的支持指数第一次下降为负11分，超过一半的人不赞成他行使职责的方式。但也有43%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国王卡洛斯，不过大多是出于他昔日的功劳。
王室成员可以去为超市开张或轮船首航剪彩，但最重要的仍是做好自己：平稳、低调，不被桃色绯闻和贪腐丑闻缠身。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及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几十年来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形象，无形中使国家对公民拥有更高的凝聚力。
一些反对者认为，选举出的国家元首也能够担任同样的角色，但欧洲人对政客的信任下降速度远超过对王室成员。在西班牙，卡洛斯国王的子嗣仍受到国民的欢迎，尽管有33%的人表示不支持王子，但对政治家不满意的人高达93%。
那些曾得到过人们信任的机构——议会、警察、宗教领袖乃至银行，都或多或少沾染上了恶名。许多国家陷入的危机不仅在于经济，更在于身份认同。当荷兰的橙色人浪涌进阿姆斯特丹时，他们欢庆的不仅仅是新国王的诞生，更是去享受一个为自己的国民身份欢呼的机会。
虽然在现代社会，取消王室更多地依靠投票而非断头台，但它仍算得上一种革命，而欧洲人早就厌倦了革命。
4月29日晚上，阿姆斯特丹的王宫前聚集起大量身着橙色服饰的民众，他们带着帐篷或毯子在王宫前守夜。由于荷兰王室的名称“奥兰治”（The House of Orange）在荷兰语中与“橙色”同意，橙色因此成为荷兰王室的标志颜色。30日上午10时，以在位整整33年的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和长子亚历山大出现在王宫里。在议会两院议长、首相以及其他嘉宾的见证下，女王与亚历山大先后在诏书上签字，完成了王位移交，亚历山大随后在王宫相邻的教堂中宣誓成为国王。
当退位的贝娅特丽克丝与新任国王夫妇出现在皇宫的阳台上时，数万民众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将那里染成一片橙色的海洋。
阿姆斯特丹当天共涌入了近100万人，为确保安全，警方至少出动了1万名警察值守各处，并架设起了20多公里的安全隔离带。“这是种很复杂的感情，因为我喜欢荷兰王室，”荷兰人爱德华说。
当天也出现了一些抗议示威，共和团体鼓励支持者穿上白色的衣服或在窗户外挂上白床单，以冲淡“疯狂的橙色”。王位的更迭也引发了荷兰社会对君主制度的讨论，时至今日，多数拥有王室的欧洲国家，其君主都已没有实权，那么保留君主制的意义何在？民众又怎样看待他们的国王或王后？
王室成为“国家首席剪彩嘉宾”
33年前，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加冕之时，荷兰人迎来的是一场动荡。走上街头的人们并非要向新女王致敬，而是游行示威要求得到保障住房。他们高呼：“没有房子就不要加冕礼！”相比之下，刚刚举行的女王退位和新国王授权仪式上，抗议者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国王授权的庆祝活动规模反映出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向：多数荷兰人的确热爱他们的王室，相关的民意测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超过3/4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君主制；同时，王室已经不再拥有足够引起抗议和敌视的分量，王室成员的职责已经完全是礼仪性的，美国媒体戏称其为“国家首席剪彩嘉宾”。
“王室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这是荷兰的传统，”荷兰史学家科斯·豪伊森表示，“荷兰王室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连续与稳定。”
不只是奥兰治王室，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们——比利时、英国、丹麦、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哥、挪威、西班牙和瑞典，都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活力。在英国《每日电讯报》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大部分欧洲人表示愿意继续保留王室。80%的荷兰人支持王室的存在，几乎相同比例的英国人喜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但这项调查中也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只有不到1/4的英国人认为王室能够继续存在超过100年。这意味着许多欧洲人已经开始预想没有君主的未来，但自己并不希望亲历那种剧变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
虽然在现代社会，取消王室更多地依靠投票而非断头台，但它仍算得上一种革命，而欧洲人早就厌倦了革命。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只有重大危机迫使王室系统无法持续时，政治家才会想方设法推翻台上的君主，例如威廉皇帝被要求为德国在一战的失利负责而下台，意大利的萨伏伊王室则因为纵容墨索里尼而在全民公投后被推翻。
在共和国公民看来，无权君主的存在颇为令人费解。实际上，王室是国家统一的非政治意义符号，在理想状况下也能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荷兰的威廉敏娜王后在德国入侵后流亡海外，因鼓舞民众抵抗侵略者而被视作民族英雄。有时，当政府偏离了轨道，一国君主也能介入，最典型的事例便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独裁者弗朗哥离世后抵挡住法西斯主义的蔓延，让西班牙变成了民主国家。
在世俗层面上，王室也能为国家带来不菲的收入。英国王室就为大不列颠引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为了供养王室，每个英国纳税人平均每年只要交不到1美元的税金，而王室带来的旅游业收入远高于此。
君主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许多王室成员也很难说清楚自己给公众的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即便有时被讽刺为‘职业剪彩人’也是有意义的，”荷兰国王在一档电视访问中自嘲道。
有人批评说，在越来越多元化的欧洲，一个年长白人作为国家象征已经过时了。此外，一些政治学理论认为，国王或女王在位，无形中破坏了人们作为政府公民的身份感。
不可否认，仍在台上的欧洲君主们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适应性，他们放弃了权力而保住了皇位，还顺应时代的变化改变自身的形象。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王室成员一道，荷兰王室成员被称为“自行车上的君主”，他们摆脱了皇家仪仗队的奢侈景象，而选择骑自行车出门，给民众一种普通家庭的印象；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迎娶了阿根廷女性，这对夫妇经常出现在参观移民儿童学校的镜头中；英国的王室成员则为许多慈善项目尽心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向国民交出了保留其存在的重要理由。
国王比政客更适合当偶像来崇拜
经济萧条和政治丑闻让人们丧失了对政治家的信任，并无政治权力的王室成员也不能幸免。他们本来要承受更多的关注和审视，生活被记者的镜头窥探，账户开支也被公之于众。一旦行为不端，就会让国民感到失望，也让小报记者兴奋不已，最典型的莫过于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传奇故事。
比利时王室仍没有摆脱法比奥拉王后引发的巨大争议，这位前国王博杜安的遗孀曾想通过建立私人基金来逃避遗产税；2010年，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默认了一本书披露的他和一个乐队主唱的绯闻：“我没有时间读完这本书，只看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题目，我已经和家人、王后讨论过此事，我们会翻过这一页，因为那是老黄历。”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名声败落更为迅速。他的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深渊，这位国王先是对不断增加的失业者表达了同情，然后马上便前往博茨瓦纳进行了一次昂贵的私人猎象消遣。几乎同时，他的女婿和女儿先后卷入了涉嫌腐败和逃税的调查。
本月初，西班牙《国家报》的一份民意测验揭示了丑闻的累积效应：国王的支持指数第一次下降为负11分，超过一半的人不赞成他行使职责的方式。但也有43%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国王卡洛斯，不过大多是出于他昔日的功劳。
王室成员可以去为超市开张或轮船首航剪彩，但最重要的仍是做好自己：平稳、低调，不被桃色绯闻和贪腐丑闻缠身。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及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几十年来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形象，无形中使国家对公民拥有更高的凝聚力。
一些反对者认为，选举出的国家元首也能够担任同样的角色，但欧洲人对政客的信任下降速度远超过对王室成员。在西班牙，卡洛斯国王的子嗣仍受到国民的欢迎，尽管有33%的人表示不支持王子，但对政治家不满意的人高达93%。
那些曾得到过人们信任的机构——议会、警察、宗教领袖乃至银行，都或多或少沾染上了恶名。许多国家陷入的危机不仅在于经济，更在于身份认同。当荷兰的橙色人浪涌进阿姆斯特丹时，他们欢庆的不仅仅是新国王的诞生，更是去享受一个为自己的国民身份欢呼的机会。
虽然在现代社会，取消王室更多地依靠投票而非断头台，但它仍算得上一种革命，而欧洲人早就厌倦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