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完《往事与随想》，完成了我此生的最大心愿，已心力交瘁。在交稿之前，我还想谈谈我翻译《往事与随想》的缘起、经过，以及巴金先生与我的相识和对我的提携。
　　《家庭的戏剧》是《往事与随想》第五卷的一部分，巴老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了。我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逐字逐句地仔细研读。读时，我做了笔记，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似是误译，有的似乎欠妥。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目的只是供巴老在翻译全书、校订旧译时聊作参考。
　　出乎我的意料，我很快就收到了巴老的回信。打开一看，我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信中写道：有些错误，他是“照英译本译的”，有些则是“我弄错了，不能怪英译者”。接着，巴老又诚恳地说：“我接受您的意见，将重译《家庭戏剧》时，一定参考您的意见修改译文。”
　　巴老虚怀若谷，倾听我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还不见得全对。巴老的人品、文品，由此可见一斑。这位蜚声中外的老作家，居然让我这个比他小27岁、当时尚无像样的译作问世的小资料员，替他校订他翻译的《往事与随想》这样一部皇皇巨著。
　　他在信中问我：
　　“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您愿意不愿意，有没有时间替我校一遍《往事与深思》的新译文……倘使您愿意校阅它，我就把底稿寄上。”(以上均见1978年3月25日巴金先生给我的信。)
　　对此，我很感动，内心很惶悚，同时也感到十分荣幸和幸福，诚惶诚恐地接受了巴老交给我的这一光荣任务。我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对照原文，逐字逐句地校读巴老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即原书的一、二两卷)。巴老看了我的校改，很满意。他给我写信道：
　　“您的意见很好。我这十几天在校改《往事……》，您的意见我已看到第六章，百分之九十我都采纳了。我觉得您不仅相当熟悉这部书，而且您的确是‘肯花时间，肯下工夫’。您的意见对我有大的帮助。”(见1978年7月30日巴金先生给我的信。)
　　类似的话，巴老在以后给我的信中，在《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后记中，以及在《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代跋》中，又多次提到，并向我表示感谢。这使我备感羞愧和汗颜。
　　1978年9月1日，巴老校完《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全稿，交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二天，巴老写信给我，谈了许多事，其中还谈到：“第三、四卷(即《往事与随想》第二册——笔者)还是要请你校对……”(见1978年9月2日巴金先生给我的信。)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巴老的这一盛情邀请。
　　1979年10月，《往事与随想》(一)中译本问世。巴老亲笔题词，送给了我一本样书。此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还让出版社付给我他的稿费的两成，作为校订费。我一再辞让，他坚持要给，后来还是给了。
　　1987年或者1988年，我在报上看到，巴老公开宣布：《往事与随想》，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翻译下去了”。这时我才萌生重译或续译《往事与随想》的念头。
　　巴老在1978年3月27日给我的信中说：“我翻译这部书，也感到吃力，是边译边学习，翻译也是为了学习。”巴老尚且如此虚怀若谷，后学如我，能不颤栗觳觫，诚惶诚恐，把我一生最后一件大事做好，以慰先生在天之灵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