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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将军”汤晓丹导演的太太蓝为洁老师曾担任《巴山夜雨》《城南旧事》《苦恼人的笑》《南昌起义》《廖仲恺》等多部获奖影片的剪接，有“南方第一剪”之美誉，我和她可以说是忘年交。这个86岁的老太太精力充沛、快人快语、活蹦乱跳，浑身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在我心目中，她活到百岁该不成问题。想不到，春节前的某日，她晕倒在家，被上门看望她的朋友送进医院。我曾去上海同仁医院探视，觉得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不料竟于2014年2月21日上午8时39分突然走了。看来急性子的她连死亡方式都是火急火燎的，以最迅捷的脚步去天堂与汤老相会了……
蓝老太太是四川重庆人，“小辣椒”这样的称呼用在她身上再合适不过。提起她的大名，圈内人有的摇头，有的点头；有的说“汤晓丹脾气老好，这个蓝为洁哪能……”，潜台词由你去想吧；有的则朝她竖大拇指，赞她是个真实的人，从不会虚情假意那一套。冯小刚在筹拍《集结号》时曾来上海，专程到医院拜访汤老，说要借鉴汤老拍摄《南征北战》中的战争场面，蓝老太太就永远说冯小刚好。崔永元每次来上海见她，都要送上薄礼，她就夸小崔对老影人特别有感情，处处愿意帮小崔。“白桦真有才华，可惜饱受折磨……”“白穆这人不会拍马屁，很了不起……”“很多人骂郭敬明的《小时代》，我倒是能接受……”对人对事，她有自己的一杆秤，不论名人、领导还是平民百姓，对她有一丁点好，她会念你一辈子，逢人便赞；但凡有一丝不快，她也会记你一辈子，骂得你狗血喷头、一无是处。所以，很多人怕她，总想用些小恩小惠堵住她的嘴，开会时怕她乱放炮，把不该说的捅出来；也有不少人爱她，感动于她出头打抱不平时的高声嚷嚷。“夏瑜哎，我17岁就进了电影厂，什么人没见过？所以好人坏人我一看便知……我没读过啥书，如果从政，我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撒切尔啊，呵呵呵……”有时候，尽管她的话有点偏激，但仔细想想竟也不无道理。蓝老太太，看上去小小巧巧的身躯，却称得上“女汉子”一个啊！
蓝老太太是汤家的外交部长、后勤部长和教育部长，汤晓丹全身心扑在电影创作上，家里的事就全仰仗她了。
1960年代初汤晓丹创作《红日》的时候，和副导演汤化达带着助理导演、场记在编剧瞿白音家里商量修改剧本，常常从早上谈到深更半夜，肚子饿了只能吃瞿家自己腌制的红辣椒，辣得肠胃吃不消。蓝老太太听汤老回家一说，便主动提出，“来我家吧，我准备点心。”一帮人便移师到汤家，平时节衣缩食的蓝为洁咬咬牙，每天准备好咖啡，还在离他们家不远的“老大房”买来蛋糕等西点，做到每天的宵夜都不同。当然，两个儿子也各有一份，她却自动放弃，只有闻闻香味的份，为的是抠下一点点钱。十天半个月下来，那几位主创吃得开心，两个儿子也乐在其中，花去的开销却是不小的一笔。后来“文革”开始，当时的参与者之一居然写了一张大字报，称这些《红日》的摄制组成员“享受资产阶级生活，半夜里还要吃奶油蛋糕、喝咖啡”。脾气火爆的蓝老太太气坏了，心想，这人怎么会如此昧着良心说瞎话！好多年以后，蓝老太太见到那人还是气不打一处来，想叫他把当年吃的东西吐出来！后来发现，那人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立时便动了恻隐之心，转而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大字报”阴影顿时消除，心里亮起一片灿烂阳光。
汤晓丹在山东拍《红日》外景时，在上海徐汇区淮海中路第二小学读书的汤沐黎在体育课上运动时不慎骨折，上夹板后腿部胀痛难熬，蓝老太太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含着眼泪给他读《王若飞在狱中》，可就是不把这事告诉汤老。汤晓丹回上海后问，为啥不写信告诉他？小儿子汤沐海说：“妈妈说的，家里的事不能对你说，你晓得了要悄悄哭的！”
“文革”中，汤沐黎在牛奶公司劳动，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油画《针刺麻醉》，卫生局给了一间房让他临时作为画室。那间房子明亮宽敞，但四周的架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里面装着浸在福尔马林液里的人体器官，似乎是标本室。屋子中间搁架铁床，铺着席子，就是沐黎睡觉的地方，床那边一个支架上还挂着一具精致完整的人体骷髅。每逢阳光射入，满目白骨森森。蓝老太太每从干校回家，就烧点“鱼香肉丝”，步行几十公里送去给儿子补身体。她克制着心中的恐惧，抓紧时间帮儿子打扫一番。沐黎喊“妈妈，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蓝老太太强忍泪水，告诉他“我在家吃过了，还有一大碗呢，回去再吃”。这是只有母亲才会顺口编出的谎言，沐黎信以为真，把蓝老太太仅花5角钱买来的肉丝津津有味地吃个精光。回家路上，蓝老太太再也控制不住，边走边哭，越哭越伤心。她不明白自己到底作了什么孽，要牵连到儿子遭如此大殃。
《针刺麻醉》这幅画很成功，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后还要运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汤晓丹渴望去美展欣赏儿子的力作，却又怕自己的“牛鬼”身份影响儿子的前途，蓝老太太的火爆脾气立刻发作：“怕什么，大不了在展览馆门口把我们都枪毙了，这也痛快，免得活着受气！”硬是把汤晓丹推到展厅里。
1970年代末，汤晓丹接到创作《傲蕾·一兰》的重要任务，但当时他因面瘫造成发音不清晰，右眼泪囊失控，一边说话一边泪眼模糊。厂方决定先由摄影、美工和制片主任去黑龙江看外景，汤晓丹急了，含含糊糊地说：“看外景导演不去不行，我可以去。”蓝老太太忍不住了，发火道：“你不要把病假单藏在口袋里，拿出来交给他们，带给厂领导，请他们张大眼睛看看医生是怎么说的！”
汤晓丹要去黑龙江看外景的决定也遭到两个儿子的反对，他只能耐心地劝……那天晚上，汤家召开了家庭会议。汤沐黎摆事实讲道理，劝说父亲打消看外景的念头：“我看你们厂领导这次决定先由别人去看，以后你再去复看，是想得比较周全的，也很科学，这样既赢得治病的时间，又不耽误创作。”汤沐海比较激动，说：“爸，你想想，你这个样子，去了瘫倒在冰天雪地里，不但对身体不利，对工作也没好处，反而拖了别人的后腿。如果这么一来病情更严重了，你根本完不成导演任务。所以我劝你别去，一门心思治好病再说！”
汤晓丹知道两个儿子是真心为他好，也很感动，但他决定带病去黑龙江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他拍拍两个儿子的肩，说：“我在路上当心就是……”两个儿子哭得更伤心了，他们是真担心父亲这次去会酿成恶果，汤晓丹再也忍不住了，那只正常的眼睛也流下泪来。 见汤晓丹还是“一意孤行”，蓝老太太出场了。她满含着怒气和怨气叫起来：“你不要自作多情，死了活该！你忘了被打倒的时候，有人为你说过半句好话吗？老实说，你当初没有被打死，这次出去拖死，人们还是会说‘活该’！”
蓝为洁想起几位闺中密友曾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过：“快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他是你们家的一棵大树啊，他要是倒了，最实际的问题是你家的房租都交不出……”于是，蓝为洁和两个儿子一起，继续轮番对汤晓丹进行劝说，“软硬兼施”。
汤晓丹也改变了方式，儿子劝他时，他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儿子还以为他被说动了，火力一点点减弱，直至熄灭。到了夜里，等两个儿子都睡着了，汤晓丹展开了枕边攻势，对老伴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应该互相了解。300多年前的黑龙江是什么样子，达斡尔族是什么样子，其他诸如赫哲族、鄂温克族等等是什么样子，我全不知道。他们当时的生活习惯、生活用品，打仗用的兵器是什么样的，我心中无数。敌人的凶残、打仗的地形……都得实地找资料查看。我不去，没有感性知识，得不到视觉形象，我是无法搞导演工作的。再说，今天我有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是用生命换来的，中国导演有的是，可是许多人没有了今天，你只要想想史东山、郑君里、顾而已……你就不会再阻拦我了。造反派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至今还有一块陈旧性心肌梗死的病根留在心脏上，那是我命大，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个病灶出了漏子……说到底，我这个人即使要死，也不会死在家里……黑龙江我是一定要去的……”说着说着，汤晓丹呜咽起来。蓝老太太被丈夫对事业的执着动了心，再也想不出用什么理由劝阻他。
见妻子不发声音，汤晓丹知道自己成功了。他知道，汤家的事，只要她不反对，两个儿子决不会再说个“不”字。
果然，蓝老太太第二天把汤晓丹的一番心里话传播了一遍，两个儿子也就彻底偃旗息鼓了，他们也被父亲这种甘愿为艺术牺牲一切的精神而感动，并潜移默化地变成了日后他们自己对待艺术和人生的态度。
汤晓丹歪着半边脸全副精力扑进工作中，8月初，他带着十几个主创人员，开始第一次远征黑龙江。
蓝老太太和两个儿子在家里日夜担心，因为北方寒冷的气候肯定对面瘫的康复不利，但打听不到关于他们一行人的任何消息。一个多月后，汤晓丹胜利凯旋，奇妙的是，经过这次异常艰苦的黑龙江之行，他的面瘫反而有所好转。当蓝为洁见到他的脸原本一边长一边短的差距居然大大缩小，兴奋之情无法言表，两个儿子更是高兴得抱着父亲团团转。
蓝老太太的剪辑技术，一半跟汤老学，一半乃是在实践中自学而成，写作则完完全全是她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爬出来的。退休后，除了继续照顾汤老和关心两个艺术家儿子，她几乎把剩余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写作上。
因为汤老解放前在重庆国民政府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谋职，“文革”中饱受摧残，被诬为“国军少将”云云，享受不到“离休”的待遇，退休工资寥寥。每当说起这事，蓝老太太就义愤填膺，满腔怒火地讨伐制度如此不公，“汤老如果真是国军少将倒好了，到了现在（指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又吃香啦！”所以实事求是论蓝老太太的写作目的，一是她确实对影坛往事感兴趣，又以汤氏一门出了三杰而自豪，一心想把他们的成长经历公诸于众，其次也实实在在想赚点稿费，贴补家用。蓝老太太极不愿意花两个儿子在国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所以就勤奋写作，一心一意靠自己的能力提高生活水准。
199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上影画报》准备连载汤晓丹导演的传奇一生，总标题为《血泪凝成的小色块》。每个月，蓝老太太都会按时把文稿送来，从不延误。后来才知道，这些署名“汤晓丹”的文字其实都是她根据汤老的日记整理写就的，字迹却鲜有女性特征，率性恣肆、狂放不羁。其实，那时候她已在《文汇电影时报》上开“影人圈”专栏，经常发表随笔，初露写作才能。多年后，她曾多次向我提到《文汇电影时报》以及当时的主编史中兴、常务副主编罗君等人的大名，一再表示，如果没有他们的“慧眼识才”，她就不会有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她由衷地感谢他们，深深地感激这份报纸，让她退休后从上影的“一把刀”成功转型为传记、专栏“一支笔”，颇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之意。
2003年的一天，蓝老太太来找我，说她的画家儿子汤沐黎不仅擅长画油画，还喜欢写诗词，上海教育出版社为他出了一本诗词配绘画作品的集子《汤沐黎诗词画选》，问我能不能在《上影画报》上宣传一下。我当时已是主编，况且杂志上正好有介绍新书的栏目，便一口答应开此“后门”，而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来白桦、过传忠等名人以及《解放日报》朝花版的编辑，谈论这本与众不同的诗画集。蓝老太太非常高兴，认为我帮了大忙，其实我是顺水人情，举手之劳。
从此，她就认为我是一个靠谱的“好人”，我和汤家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起来。于是，凡是她要出版新书，都来找我帮忙：她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写《汤沐海：我把生命献给音乐》，请我设计封面和版面。出版社一般都由自己的美编设计书封和内页，奈何蓝老太太执意，只好同意由我为之，而且很快通过了设计方案。蓝老太太便又多了夸我的素材，“人家是什么人呐，我推荐的人会有错？！”此书出版后，汤沐海也甚为佩服，夸母亲说：“想不到妈妈连音乐类的书也敢写！”
后来蓝老太太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写《汤晓丹的银色旅情》，别出心裁地分为两大块，而且先写“后半生·甘为孺子牛”，再论“前半生·冷对千夫指”，又指名要我帮她做整套的装帧设计。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拗不过老太太，顺了她意。蓝老太太得意，我也得意，尽管这本书出版时遗漏了设计者的署名，我依然觉得能为汤老及蓝老太太做点事情而欣慰。
大概在2009年，蓝老太太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谈妥出版三本一套系列画传的计划，分别为《我的导演丈夫汤晓丹》《我的画家儿子汤沐黎》和《我的音乐家儿子汤沐海》。后来，在商定画传的体例等事宜时，蓝老太太和出版社方面产生分歧，她想全部以图片来编辑，而出版社坚持每本书要有一个传，否则只能算是画册而不是画传。蓝老太太不乐意了，甚至想半途而废。我觉得，这事黄了太可惜，便成了他们双方的润滑剂，一面对出版社承诺，文字由我来把关，先由蓝老太太写个初稿，我再帮她润色加工；一面耐心劝说蓝老太太，对她解释，出版社的意见还是有道理的。于是，经过几个来回，这套书终于在2010年初问世，而我成为事实上的美术编辑加责任编辑。
自此之后，蓝老太太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套书要不是你的坚持肯定出不来了！”她把我视为最了解他们汤家的人，只要牵涉到与汤家有关的文化项目，她都要拉我参与，甚至竭力向上海文联推荐，让我和她一起撰写“海上谈艺录”中的一本评传：《影像为语长乐翁·汤晓丹》，我简直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甚为自豪。
2011年12月19日，首届中华艺文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礼堂隆重举行，长期住在华东医院特护病房的102岁汤晓丹导演荣获终身成就奖，天天前去探望的蓝老太太陪着他从电视上看到，大儿子汤沐黎代为受奖并发表获奖感言的一幕，激动非凡。
汤老走后，蓝老太太秉承“厚养薄葬”的宗旨，坚持要在华东医院狭窄的太平间里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吩咐我去设计、布置现场。后经俞卓伟院长决定，在太平间外面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一座帐篷，亲朋好友们与汤老告别的场面既朴素又庄严。
随后，蓝老太太依然笔耕不止，三天两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她还有更大的计划：写一本关于她和朋友们的书，还要把汤老的日记集结出版。不料，她来不及了，可能的话，我辈愿意代为效劳……
蓝老太太是四川重庆人，“小辣椒”这样的称呼用在她身上再合适不过。提起她的大名，圈内人有的摇头，有的点头；有的说“汤晓丹脾气老好，这个蓝为洁哪能……”，潜台词由你去想吧；有的则朝她竖大拇指，赞她是个真实的人，从不会虚情假意那一套。冯小刚在筹拍《集结号》时曾来上海，专程到医院拜访汤老，说要借鉴汤老拍摄《南征北战》中的战争场面，蓝老太太就永远说冯小刚好。崔永元每次来上海见她，都要送上薄礼，她就夸小崔对老影人特别有感情，处处愿意帮小崔。“白桦真有才华，可惜饱受折磨……”“白穆这人不会拍马屁，很了不起……”“很多人骂郭敬明的《小时代》，我倒是能接受……”对人对事，她有自己的一杆秤，不论名人、领导还是平民百姓，对她有一丁点好，她会念你一辈子，逢人便赞；但凡有一丝不快，她也会记你一辈子，骂得你狗血喷头、一无是处。所以，很多人怕她，总想用些小恩小惠堵住她的嘴，开会时怕她乱放炮，把不该说的捅出来；也有不少人爱她，感动于她出头打抱不平时的高声嚷嚷。“夏瑜哎，我17岁就进了电影厂，什么人没见过？所以好人坏人我一看便知……我没读过啥书，如果从政，我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撒切尔啊，呵呵呵……”有时候，尽管她的话有点偏激，但仔细想想竟也不无道理。蓝老太太，看上去小小巧巧的身躯，却称得上“女汉子”一个啊！
蓝老太太是汤家的外交部长、后勤部长和教育部长，汤晓丹全身心扑在电影创作上，家里的事就全仰仗她了。
1960年代初汤晓丹创作《红日》的时候，和副导演汤化达带着助理导演、场记在编剧瞿白音家里商量修改剧本，常常从早上谈到深更半夜，肚子饿了只能吃瞿家自己腌制的红辣椒，辣得肠胃吃不消。蓝老太太听汤老回家一说，便主动提出，“来我家吧，我准备点心。”一帮人便移师到汤家，平时节衣缩食的蓝为洁咬咬牙，每天准备好咖啡，还在离他们家不远的“老大房”买来蛋糕等西点，做到每天的宵夜都不同。当然，两个儿子也各有一份，她却自动放弃，只有闻闻香味的份，为的是抠下一点点钱。十天半个月下来，那几位主创吃得开心，两个儿子也乐在其中，花去的开销却是不小的一笔。后来“文革”开始，当时的参与者之一居然写了一张大字报，称这些《红日》的摄制组成员“享受资产阶级生活，半夜里还要吃奶油蛋糕、喝咖啡”。脾气火爆的蓝老太太气坏了，心想，这人怎么会如此昧着良心说瞎话！好多年以后，蓝老太太见到那人还是气不打一处来，想叫他把当年吃的东西吐出来！后来发现，那人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立时便动了恻隐之心，转而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大字报”阴影顿时消除，心里亮起一片灿烂阳光。
汤晓丹在山东拍《红日》外景时，在上海徐汇区淮海中路第二小学读书的汤沐黎在体育课上运动时不慎骨折，上夹板后腿部胀痛难熬，蓝老太太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含着眼泪给他读《王若飞在狱中》，可就是不把这事告诉汤老。汤晓丹回上海后问，为啥不写信告诉他？小儿子汤沐海说：“妈妈说的，家里的事不能对你说，你晓得了要悄悄哭的！”
“文革”中，汤沐黎在牛奶公司劳动，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油画《针刺麻醉》，卫生局给了一间房让他临时作为画室。那间房子明亮宽敞，但四周的架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里面装着浸在福尔马林液里的人体器官，似乎是标本室。屋子中间搁架铁床，铺着席子，就是沐黎睡觉的地方，床那边一个支架上还挂着一具精致完整的人体骷髅。每逢阳光射入，满目白骨森森。蓝老太太每从干校回家，就烧点“鱼香肉丝”，步行几十公里送去给儿子补身体。她克制着心中的恐惧，抓紧时间帮儿子打扫一番。沐黎喊“妈妈，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蓝老太太强忍泪水，告诉他“我在家吃过了，还有一大碗呢，回去再吃”。这是只有母亲才会顺口编出的谎言，沐黎信以为真，把蓝老太太仅花5角钱买来的肉丝津津有味地吃个精光。回家路上，蓝老太太再也控制不住，边走边哭，越哭越伤心。她不明白自己到底作了什么孽，要牵连到儿子遭如此大殃。
《针刺麻醉》这幅画很成功，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后还要运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汤晓丹渴望去美展欣赏儿子的力作，却又怕自己的“牛鬼”身份影响儿子的前途，蓝老太太的火爆脾气立刻发作：“怕什么，大不了在展览馆门口把我们都枪毙了，这也痛快，免得活着受气！”硬是把汤晓丹推到展厅里。
1970年代末，汤晓丹接到创作《傲蕾·一兰》的重要任务，但当时他因面瘫造成发音不清晰，右眼泪囊失控，一边说话一边泪眼模糊。厂方决定先由摄影、美工和制片主任去黑龙江看外景，汤晓丹急了，含含糊糊地说：“看外景导演不去不行，我可以去。”蓝老太太忍不住了，发火道：“你不要把病假单藏在口袋里，拿出来交给他们，带给厂领导，请他们张大眼睛看看医生是怎么说的！”
汤晓丹要去黑龙江看外景的决定也遭到两个儿子的反对，他只能耐心地劝……那天晚上，汤家召开了家庭会议。汤沐黎摆事实讲道理，劝说父亲打消看外景的念头：“我看你们厂领导这次决定先由别人去看，以后你再去复看，是想得比较周全的，也很科学，这样既赢得治病的时间，又不耽误创作。”汤沐海比较激动，说：“爸，你想想，你这个样子，去了瘫倒在冰天雪地里，不但对身体不利，对工作也没好处，反而拖了别人的后腿。如果这么一来病情更严重了，你根本完不成导演任务。所以我劝你别去，一门心思治好病再说！”
汤晓丹知道两个儿子是真心为他好，也很感动，但他决定带病去黑龙江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他拍拍两个儿子的肩，说：“我在路上当心就是……”两个儿子哭得更伤心了，他们是真担心父亲这次去会酿成恶果，汤晓丹再也忍不住了，那只正常的眼睛也流下泪来。 见汤晓丹还是“一意孤行”，蓝老太太出场了。她满含着怒气和怨气叫起来：“你不要自作多情，死了活该！你忘了被打倒的时候，有人为你说过半句好话吗？老实说，你当初没有被打死，这次出去拖死，人们还是会说‘活该’！”
蓝为洁想起几位闺中密友曾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过：“快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他是你们家的一棵大树啊，他要是倒了，最实际的问题是你家的房租都交不出……”于是，蓝为洁和两个儿子一起，继续轮番对汤晓丹进行劝说，“软硬兼施”。
汤晓丹也改变了方式，儿子劝他时，他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儿子还以为他被说动了，火力一点点减弱，直至熄灭。到了夜里，等两个儿子都睡着了，汤晓丹展开了枕边攻势，对老伴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应该互相了解。300多年前的黑龙江是什么样子，达斡尔族是什么样子，其他诸如赫哲族、鄂温克族等等是什么样子，我全不知道。他们当时的生活习惯、生活用品，打仗用的兵器是什么样的，我心中无数。敌人的凶残、打仗的地形……都得实地找资料查看。我不去，没有感性知识，得不到视觉形象，我是无法搞导演工作的。再说，今天我有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是用生命换来的，中国导演有的是，可是许多人没有了今天，你只要想想史东山、郑君里、顾而已……你就不会再阻拦我了。造反派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至今还有一块陈旧性心肌梗死的病根留在心脏上，那是我命大，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个病灶出了漏子……说到底，我这个人即使要死，也不会死在家里……黑龙江我是一定要去的……”说着说着，汤晓丹呜咽起来。蓝老太太被丈夫对事业的执着动了心，再也想不出用什么理由劝阻他。
见妻子不发声音，汤晓丹知道自己成功了。他知道，汤家的事，只要她不反对，两个儿子决不会再说个“不”字。
果然，蓝老太太第二天把汤晓丹的一番心里话传播了一遍，两个儿子也就彻底偃旗息鼓了，他们也被父亲这种甘愿为艺术牺牲一切的精神而感动，并潜移默化地变成了日后他们自己对待艺术和人生的态度。
汤晓丹歪着半边脸全副精力扑进工作中，8月初，他带着十几个主创人员，开始第一次远征黑龙江。
蓝老太太和两个儿子在家里日夜担心，因为北方寒冷的气候肯定对面瘫的康复不利，但打听不到关于他们一行人的任何消息。一个多月后，汤晓丹胜利凯旋，奇妙的是，经过这次异常艰苦的黑龙江之行，他的面瘫反而有所好转。当蓝为洁见到他的脸原本一边长一边短的差距居然大大缩小，兴奋之情无法言表，两个儿子更是高兴得抱着父亲团团转。
蓝老太太的剪辑技术，一半跟汤老学，一半乃是在实践中自学而成，写作则完完全全是她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爬出来的。退休后，除了继续照顾汤老和关心两个艺术家儿子，她几乎把剩余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写作上。
因为汤老解放前在重庆国民政府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谋职，“文革”中饱受摧残，被诬为“国军少将”云云，享受不到“离休”的待遇，退休工资寥寥。每当说起这事，蓝老太太就义愤填膺，满腔怒火地讨伐制度如此不公，“汤老如果真是国军少将倒好了，到了现在（指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又吃香啦！”所以实事求是论蓝老太太的写作目的，一是她确实对影坛往事感兴趣，又以汤氏一门出了三杰而自豪，一心想把他们的成长经历公诸于众，其次也实实在在想赚点稿费，贴补家用。蓝老太太极不愿意花两个儿子在国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所以就勤奋写作，一心一意靠自己的能力提高生活水准。
199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上影画报》准备连载汤晓丹导演的传奇一生，总标题为《血泪凝成的小色块》。每个月，蓝老太太都会按时把文稿送来，从不延误。后来才知道，这些署名“汤晓丹”的文字其实都是她根据汤老的日记整理写就的，字迹却鲜有女性特征，率性恣肆、狂放不羁。其实，那时候她已在《文汇电影时报》上开“影人圈”专栏，经常发表随笔，初露写作才能。多年后，她曾多次向我提到《文汇电影时报》以及当时的主编史中兴、常务副主编罗君等人的大名，一再表示，如果没有他们的“慧眼识才”，她就不会有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她由衷地感谢他们，深深地感激这份报纸，让她退休后从上影的“一把刀”成功转型为传记、专栏“一支笔”，颇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之意。
2003年的一天，蓝老太太来找我，说她的画家儿子汤沐黎不仅擅长画油画，还喜欢写诗词，上海教育出版社为他出了一本诗词配绘画作品的集子《汤沐黎诗词画选》，问我能不能在《上影画报》上宣传一下。我当时已是主编，况且杂志上正好有介绍新书的栏目，便一口答应开此“后门”，而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来白桦、过传忠等名人以及《解放日报》朝花版的编辑，谈论这本与众不同的诗画集。蓝老太太非常高兴，认为我帮了大忙，其实我是顺水人情，举手之劳。
从此，她就认为我是一个靠谱的“好人”，我和汤家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起来。于是，凡是她要出版新书，都来找我帮忙：她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写《汤沐海：我把生命献给音乐》，请我设计封面和版面。出版社一般都由自己的美编设计书封和内页，奈何蓝老太太执意，只好同意由我为之，而且很快通过了设计方案。蓝老太太便又多了夸我的素材，“人家是什么人呐，我推荐的人会有错？！”此书出版后，汤沐海也甚为佩服，夸母亲说：“想不到妈妈连音乐类的书也敢写！”
后来蓝老太太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写《汤晓丹的银色旅情》，别出心裁地分为两大块，而且先写“后半生·甘为孺子牛”，再论“前半生·冷对千夫指”，又指名要我帮她做整套的装帧设计。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拗不过老太太，顺了她意。蓝老太太得意，我也得意，尽管这本书出版时遗漏了设计者的署名，我依然觉得能为汤老及蓝老太太做点事情而欣慰。
大概在2009年，蓝老太太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谈妥出版三本一套系列画传的计划，分别为《我的导演丈夫汤晓丹》《我的画家儿子汤沐黎》和《我的音乐家儿子汤沐海》。后来，在商定画传的体例等事宜时，蓝老太太和出版社方面产生分歧，她想全部以图片来编辑，而出版社坚持每本书要有一个传，否则只能算是画册而不是画传。蓝老太太不乐意了，甚至想半途而废。我觉得，这事黄了太可惜，便成了他们双方的润滑剂，一面对出版社承诺，文字由我来把关，先由蓝老太太写个初稿，我再帮她润色加工；一面耐心劝说蓝老太太，对她解释，出版社的意见还是有道理的。于是，经过几个来回，这套书终于在2010年初问世，而我成为事实上的美术编辑加责任编辑。
自此之后，蓝老太太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套书要不是你的坚持肯定出不来了！”她把我视为最了解他们汤家的人，只要牵涉到与汤家有关的文化项目，她都要拉我参与，甚至竭力向上海文联推荐，让我和她一起撰写“海上谈艺录”中的一本评传：《影像为语长乐翁·汤晓丹》，我简直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甚为自豪。
2011年12月19日，首届中华艺文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礼堂隆重举行，长期住在华东医院特护病房的102岁汤晓丹导演荣获终身成就奖，天天前去探望的蓝老太太陪着他从电视上看到，大儿子汤沐黎代为受奖并发表获奖感言的一幕，激动非凡。
汤老走后，蓝老太太秉承“厚养薄葬”的宗旨，坚持要在华东医院狭窄的太平间里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吩咐我去设计、布置现场。后经俞卓伟院长决定，在太平间外面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一座帐篷，亲朋好友们与汤老告别的场面既朴素又庄严。
随后，蓝老太太依然笔耕不止，三天两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她还有更大的计划：写一本关于她和朋友们的书，还要把汤老的日记集结出版。不料，她来不及了，可能的话，我辈愿意代为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