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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人格，是在大学时代形成的。四年大学生活，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摇篮。
每个人在其一生当中，都有一个人格成熟期，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一生的精神人格，甚至形成了某种情结，比如“少共情结”“红卫兵情结”“知青情结”等。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在心理学上有没有根据，但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很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的精神人格，是在大学时代形成的。四年大学生活，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摇篮。
入学
许纪霖1978年在华东师大。
中学毕业以后，我曾经下过乡，但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辉煌年代。那已经是“文革”的后期。虽然还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但大家的心目中，已经在暗地怀疑是否好。革命的理想主义普遍退潮。中学生毕业是否下乡，是看你家里是否有兄弟姐妹在鄉下。因为我姐姐毕业后留在城里，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必须下乡。去的地方不远，仅一江之隔，属于上海郊区的南汇县东海农场——今天说起来，也算作浦东了。农场三年，基本是混日子。可以说，心灵底处，还是一张有待描画的白纸。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对我这样在农场待得无聊的人来说，等于提供了一个跳龙门的天赐良机。那时候，在农场的熟人见面，总是问“你高考了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我对自己考上大学真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可能是家庭遗传的因素，我从小喜欢读书，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也以读书为乐。中学四年，每次考试，门门100分。唯一的失手，是一次数学考试，漏点了一个小数点，考了个99.5分，让我难过了好几天。幸而数学老师给我面子，期末总分算我100分，勉强保住了金身。而来到农场，三年光阴，闲得无聊，正好读了不少闲书——这样的底子，还怕考不进大学？！
偏偏命运要捉弄我一回。发榜的时候，竟然没有我的名字！连公认比我差的同事，都一个个笑盈盈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怎么回事？我想不通。当时的成绩是保密的，直到后来我进了大学，才知道，实际上我考得并不差，4门科目，总分为349分，平均每门87分，其中数学还考了个满分。我的成绩，在当时属于高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录取呢？至今，这还是一个谜——那年头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刚刚开始，你无法解释好多个为什么。不像现在电脑排名，从高分到低分，绝对公平。
看着一个个幸运儿眉开眼笑地离开了农场，我简直觉得无法见人，只能灰溜溜地准备来年再考。真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大学补充录取通知书！原来，李春光先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大意是第一届高考考生质量实在太好，是否可以扩大招生。老人家大笔一挥“同意”，我就这样被扩招进来了！
唯一让我美中不足的是，录取我的是华东师大的政治教育系。这不是我所向往的志愿。说到志愿，还有段小故事。我在中学有一个十分要好的同学叫陈乃群，我俩中学四年，基本形影不离。在班级里，成绩也是双峰并峙，门门100分。私下里，我一直认为他比我聪明，我妈经常对我说：“你成绩好，是用功出来的，你看人家陈乃群，书也不怎么看，考试哪次比你差？”我俩那样要好，还有一个原因，乃志同道合，都写得一手好作文，立志当一个文学家。那个年头，文学家地位之崇高，其风头要远远压过今日的比尔·盖茨。比文学家更诱惑我们的，是当记者。于是，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俩共同约定：第一志愿填复旦新闻系、中文系，第二志愿填华东师大中文系，这一年，在上海考文科可以选择的高校只有这两所，我最后加了一个华东师大历史系，才将四个空格填满。
因为经过了太多的可怕的政治运动，许多人很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以后吃文字饭，觉得还是吃技术饭比较保险。陈乃群的母亲特地从湖北赶来，阻止儿子报考文科。他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抗不过母命，只好与我分道扬镳，进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后来读到博士毕业，移民美国，改行当了一名电脑软件设计师。前几年回国我们见面时，回忆起这段往事，都感叹不已。假如当年没有母亲的阻拦，凭他的聪明、敏感，焉知中国学界是否又将多一位重量级人物？人生无常，机遇如云，一个偶然，就为你定了终身。
我也是如此。一纸政治教育系的录取通知，早早粉碎了我的文学梦。怀着半是喜悦，半是遗憾的复杂心情，我来到华东师大报到。美丽的丽娃河，以她的恬静、妩媚和宽容向我张开了欢迎的怀抱，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我喜欢这个校园，喜欢这个充满了知性、灵感和诗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求知
1978年初春，还是一个对知识、大学和大学生充满崇敬的年代。学校发给我们的校徽白底红字，是中共书法家舒同题写的校名。在那一年，没有什么比戴一个校徽走在大街上更神气的了，所有的人都会投以羡慕的眼光——大学生！你的感觉，不比如今的高级白领，驾驶着一辆奔驰或宝马掠过街面要差，而且也许更好——今天的白领没有我们当年那份神圣的感觉。
我们77级是“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以后第一届大学生，这一届华东师大的学生，可谓精英荟萃，人才济济。当年的上海高考招生委员会主席是华东师大的校长、著名教育家刘佛年先生，据说，他当时借职务之便，在招生的时候，让师大比复旦早到半个小时，于是，上海文科考生第一名，一些当年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统统抢到了华东师大。我所在的政教系，本来在文科里面属于被瞧不起的系科，在我这一届，后来也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如经济学家陈琦伟，中国哲学史专家杨国荣，西方哲学史专家童世骏，国际问题专家、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冯绍雷，等等。
学校知道，这批新来的77级大学生，与以前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不一样，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于是调集、配备了最好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在我们系，当初有几个著名的大学者，一个是哲学家冯契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另外一个是国际金融专家陈彪如先生，陈琪伟后来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当了他的学术助手。还有一个，现在提起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基督教研究权威徐怀启先生。他是中国老一代学者中，很少几个精通拉丁文的。前不久，我刚刚看到他的学生赵复三先生写的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在我们刚刚入学的第一学期，系里有意地安排这几位老先生每周六下午给我们开讲座。可惜的是，当时我还太年轻，心浮气躁，全然掂不出大师的分量，他们讲了些什么，竟然如今一点也记不得了。像徐怀启老先生。记忆之中依稀残存的，只是一个穿着中式棉袄的老人，消瘦，疲惫，不苛言笑，时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陌生的英文和拉丁文，让我们感觉敬畏。课讲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学生提问。过了一两年，就听说老先生去世了。他离开人世之前，想必很寂寞。 至于其他老师，特别是年轻一点的，据说特别怕我们这批77级的大学生。我至今记得他们在讲台上那种胆怯、不自在的神情。我的同学当中，有些人很有些身份和阅历，有当过公社书记、兵团党委常委、街道主任的，不仅是党员，而且还是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自然有点自命不凡。有一位姓薛的老师，教我们中共党史，他在上课时总是很喜欢说“我们党如何如何”。一位学生老党员就在底下，轻蔑地嘲笑他：“我们党？哼，你还不是党员呢！”
这些老三届同学，毕竟是红卫兵出身，常常会在课堂上发挥当年的战斗队余勇。有一次，课上到一半，不知为什么问题，突然老师与同学争了起来，乱成一团。一个从云南西双版纳来的同学，跳到讲台跟前，神情激动地挥舞着拳头，很是慷慨激昂的样子，让我这个晚生的小子，领教了一番当年红卫兵的风采。
我所在的班级，大多是老三届，不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最年长的是我们的班长，1946年生人，入学那年已经32岁。而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19岁。班长就经常开玩笑，对那个小同学说：“我生都能生出你来！”40多个同学当中，我排行倒数第七，属于小字辈人物，没有什么人在意，倒也落了个轻松。
不过，在班级里我的成绩始终不是最优秀的。考试在任何年代都是死记硬背，班级里就有几个这方面的高手，永远可得高分。我偏偏头生反骨，任何问题喜欢多想一点点，喜欢标新立异。碰到开明的老师，会鼓励我一番，但有些比较死板的老师，就不愿给我高分了。好在我也不在意。大学四年，真正在课堂上，倒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我做学问，一直无“家法”可言，属于“野路子”那一类，这个毛病，就是大学时代种下的祸根。
那么，我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言以蔽之，图书馆。课堂里面的东西还是那样的陈旧，真正吸引我们的，是外面知识界出现的各种新思潮和新理论。华东师大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下课以后，只要有空，我就往图书馆钻，特别是期刊阅览室，那些解放我们封闭心灵的新思潮和启蒙文章，最早都是出现在诸如《读书》《未定稿》这样的刊物上。
当年的大学图书馆哪像现在这样门可罗雀，其热门程度，只有牛市里的证券交易所可比。晚上6点半开门，5点半就要等在门口去抢座位。不仅抢座位，还要抢杂志。大门一开，就直扑事先瞄好的目标，晚一步就势必落入他人之手！我记得，金观涛、刘青峰关于中国超稳定系统的文章，就是以这样的百米速度抢来的。它当时发表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杂志《贵阳师专学报》上。那杂志差不多已经被人翻烂了，但依然被学生们反反复复抢着传阅。
除了图书馆，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书店了。书店坐落在河东大礼堂附近的角落里，门面很小，只有一个开间。我们常常利用课间15分钟的休息，去看看有何新书。教室在河西，要来回跑步才赶得上。即使这样，也乐此不疲：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新书，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实在比如今股市中的新股还紧俏，你晚到一步，就会遗憾终生！
那真是一个知识饥渴的年代。在我身体发育的时候，正好碰上三年自然灾害，而当我精神发育的当口，又是知识饥渴的时代！我们这一代学者，在学问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多问题意识，少学理基础，多少是大学时代落下的病根。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就感慨万千，在课堂上多少次为我的学生现身说法，羡慕他们如今的读书条件多么好，谆谆教导他们千万珍惜，多去图书馆，多读点书——但我的学生在台下望着情绪激动的我，每每露出迷惘的表情，好像是在听一段史前史的古老传说。
激情
我的大学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我一入大学，就被这样火热的气氛包围了。
70年代末，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一切有待拨乱反正。大学生的思想特别活跃，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政治的讨论和辩论。我刚才提到，77级大学生的主流是老三届，正是他们把当年红卫兵的意气风发也带入了大学。我记得，刚刚入学不久，系里一批最活跃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就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问题自发地举行讨论会。这样的讨论会，通常放在晚上，在教室里举行。时间还没有到，已经是人满为患。参加辩论的，不仅有本系的，还有来自历史系、数学系等外系的同学。争到要紧处，那唇枪舌剑，比起如今做作的大专辩论赛来，不知精彩多少倍！那時的大学生比的不仅是技巧，更重要的是思想、信念和人格。我那时还很嫩，全然没有发言的资格，也不知说什么，只感觉个个都是高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些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回忆过去的一幕幕，依然犹如昨日之事。前年班级同学聚会，当年一班朝朝暮暮日夜相处的同学，经历了数十年社会的变革，也已经分化得厉害：有位居部门领导的大人物，也有依然一介布衣的中学老师;有名誉全国的专家学者，也有批一张条价值百万的公司老总;有坐私人专车来的，也有骑自行车来的。说起来有趣，不管你今天在社会上混得如何，只要这班人重新聚在一起，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彼此叫绰号的，嬉笑打骂的，顿时减去了几十岁！
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充满了各种戏剧、冲突和激情。它塑造了我的青春、我的灵魂，还有我的思想。我的记忆无法拒绝它们，只能写出来让大家分享，作为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历史见证。
每个人在其一生当中，都有一个人格成熟期，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一生的精神人格，甚至形成了某种情结，比如“少共情结”“红卫兵情结”“知青情结”等。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在心理学上有没有根据，但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很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的精神人格，是在大学时代形成的。四年大学生活，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摇篮。
入学
中学毕业以后，我曾经下过乡，但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辉煌年代。那已经是“文革”的后期。虽然还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但大家的心目中，已经在暗地怀疑是否好。革命的理想主义普遍退潮。中学生毕业是否下乡，是看你家里是否有兄弟姐妹在鄉下。因为我姐姐毕业后留在城里，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必须下乡。去的地方不远，仅一江之隔，属于上海郊区的南汇县东海农场——今天说起来，也算作浦东了。农场三年，基本是混日子。可以说，心灵底处，还是一张有待描画的白纸。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对我这样在农场待得无聊的人来说，等于提供了一个跳龙门的天赐良机。那时候，在农场的熟人见面，总是问“你高考了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我对自己考上大学真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可能是家庭遗传的因素，我从小喜欢读书，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也以读书为乐。中学四年，每次考试，门门100分。唯一的失手，是一次数学考试，漏点了一个小数点，考了个99.5分，让我难过了好几天。幸而数学老师给我面子，期末总分算我100分，勉强保住了金身。而来到农场，三年光阴，闲得无聊，正好读了不少闲书——这样的底子，还怕考不进大学？！
偏偏命运要捉弄我一回。发榜的时候，竟然没有我的名字！连公认比我差的同事，都一个个笑盈盈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怎么回事？我想不通。当时的成绩是保密的，直到后来我进了大学，才知道，实际上我考得并不差，4门科目，总分为349分，平均每门87分，其中数学还考了个满分。我的成绩，在当时属于高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录取呢？至今，这还是一个谜——那年头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刚刚开始，你无法解释好多个为什么。不像现在电脑排名，从高分到低分，绝对公平。
看着一个个幸运儿眉开眼笑地离开了农场，我简直觉得无法见人，只能灰溜溜地准备来年再考。真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大学补充录取通知书！原来，李春光先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大意是第一届高考考生质量实在太好，是否可以扩大招生。老人家大笔一挥“同意”，我就这样被扩招进来了！
唯一让我美中不足的是，录取我的是华东师大的政治教育系。这不是我所向往的志愿。说到志愿，还有段小故事。我在中学有一个十分要好的同学叫陈乃群，我俩中学四年，基本形影不离。在班级里，成绩也是双峰并峙，门门100分。私下里，我一直认为他比我聪明，我妈经常对我说：“你成绩好，是用功出来的，你看人家陈乃群，书也不怎么看，考试哪次比你差？”我俩那样要好，还有一个原因，乃志同道合，都写得一手好作文，立志当一个文学家。那个年头，文学家地位之崇高，其风头要远远压过今日的比尔·盖茨。比文学家更诱惑我们的，是当记者。于是，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俩共同约定：第一志愿填复旦新闻系、中文系，第二志愿填华东师大中文系，这一年，在上海考文科可以选择的高校只有这两所，我最后加了一个华东师大历史系，才将四个空格填满。
因为经过了太多的可怕的政治运动，许多人很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以后吃文字饭，觉得还是吃技术饭比较保险。陈乃群的母亲特地从湖北赶来，阻止儿子报考文科。他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抗不过母命，只好与我分道扬镳，进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后来读到博士毕业，移民美国，改行当了一名电脑软件设计师。前几年回国我们见面时，回忆起这段往事，都感叹不已。假如当年没有母亲的阻拦，凭他的聪明、敏感，焉知中国学界是否又将多一位重量级人物？人生无常，机遇如云，一个偶然，就为你定了终身。
我也是如此。一纸政治教育系的录取通知，早早粉碎了我的文学梦。怀着半是喜悦，半是遗憾的复杂心情，我来到华东师大报到。美丽的丽娃河，以她的恬静、妩媚和宽容向我张开了欢迎的怀抱，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我喜欢这个校园，喜欢这个充满了知性、灵感和诗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求知
1978年初春，还是一个对知识、大学和大学生充满崇敬的年代。学校发给我们的校徽白底红字，是中共书法家舒同题写的校名。在那一年，没有什么比戴一个校徽走在大街上更神气的了，所有的人都会投以羡慕的眼光——大学生！你的感觉，不比如今的高级白领，驾驶着一辆奔驰或宝马掠过街面要差，而且也许更好——今天的白领没有我们当年那份神圣的感觉。
我们77级是“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以后第一届大学生，这一届华东师大的学生，可谓精英荟萃，人才济济。当年的上海高考招生委员会主席是华东师大的校长、著名教育家刘佛年先生，据说，他当时借职务之便，在招生的时候，让师大比复旦早到半个小时，于是，上海文科考生第一名，一些当年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统统抢到了华东师大。我所在的政教系，本来在文科里面属于被瞧不起的系科，在我这一届，后来也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如经济学家陈琦伟，中国哲学史专家杨国荣，西方哲学史专家童世骏，国际问题专家、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冯绍雷，等等。
学校知道，这批新来的77级大学生，与以前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不一样，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于是调集、配备了最好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在我们系，当初有几个著名的大学者，一个是哲学家冯契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另外一个是国际金融专家陈彪如先生，陈琪伟后来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当了他的学术助手。还有一个，现在提起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基督教研究权威徐怀启先生。他是中国老一代学者中，很少几个精通拉丁文的。前不久，我刚刚看到他的学生赵复三先生写的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在我们刚刚入学的第一学期，系里有意地安排这几位老先生每周六下午给我们开讲座。可惜的是，当时我还太年轻，心浮气躁，全然掂不出大师的分量，他们讲了些什么，竟然如今一点也记不得了。像徐怀启老先生。记忆之中依稀残存的，只是一个穿着中式棉袄的老人，消瘦，疲惫，不苛言笑，时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陌生的英文和拉丁文，让我们感觉敬畏。课讲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学生提问。过了一两年，就听说老先生去世了。他离开人世之前，想必很寂寞。 至于其他老师，特别是年轻一点的，据说特别怕我们这批77级的大学生。我至今记得他们在讲台上那种胆怯、不自在的神情。我的同学当中，有些人很有些身份和阅历，有当过公社书记、兵团党委常委、街道主任的，不仅是党员，而且还是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自然有点自命不凡。有一位姓薛的老师，教我们中共党史，他在上课时总是很喜欢说“我们党如何如何”。一位学生老党员就在底下，轻蔑地嘲笑他：“我们党？哼，你还不是党员呢！”
这些老三届同学，毕竟是红卫兵出身，常常会在课堂上发挥当年的战斗队余勇。有一次，课上到一半，不知为什么问题，突然老师与同学争了起来，乱成一团。一个从云南西双版纳来的同学，跳到讲台跟前，神情激动地挥舞着拳头，很是慷慨激昂的样子，让我这个晚生的小子，领教了一番当年红卫兵的风采。
我所在的班级，大多是老三届，不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最年长的是我们的班长，1946年生人，入学那年已经32岁。而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19岁。班长就经常开玩笑，对那个小同学说：“我生都能生出你来！”40多个同学当中，我排行倒数第七，属于小字辈人物，没有什么人在意，倒也落了个轻松。
不过，在班级里我的成绩始终不是最优秀的。考试在任何年代都是死记硬背，班级里就有几个这方面的高手，永远可得高分。我偏偏头生反骨，任何问题喜欢多想一点点，喜欢标新立异。碰到开明的老师，会鼓励我一番，但有些比较死板的老师，就不愿给我高分了。好在我也不在意。大学四年，真正在课堂上，倒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我做学问，一直无“家法”可言，属于“野路子”那一类，这个毛病，就是大学时代种下的祸根。
那么，我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言以蔽之，图书馆。课堂里面的东西还是那样的陈旧，真正吸引我们的，是外面知识界出现的各种新思潮和新理论。华东师大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下课以后，只要有空，我就往图书馆钻，特别是期刊阅览室，那些解放我们封闭心灵的新思潮和启蒙文章，最早都是出现在诸如《读书》《未定稿》这样的刊物上。
当年的大学图书馆哪像现在这样门可罗雀，其热门程度，只有牛市里的证券交易所可比。晚上6点半开门，5点半就要等在门口去抢座位。不仅抢座位，还要抢杂志。大门一开，就直扑事先瞄好的目标，晚一步就势必落入他人之手！我记得，金观涛、刘青峰关于中国超稳定系统的文章，就是以这样的百米速度抢来的。它当时发表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杂志《贵阳师专学报》上。那杂志差不多已经被人翻烂了，但依然被学生们反反复复抢着传阅。
除了图书馆，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书店了。书店坐落在河东大礼堂附近的角落里，门面很小，只有一个开间。我们常常利用课间15分钟的休息，去看看有何新书。教室在河西，要来回跑步才赶得上。即使这样，也乐此不疲：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新书，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实在比如今股市中的新股还紧俏，你晚到一步，就会遗憾终生！
那真是一个知识饥渴的年代。在我身体发育的时候，正好碰上三年自然灾害，而当我精神发育的当口，又是知识饥渴的时代！我们这一代学者，在学问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多问题意识，少学理基础，多少是大学时代落下的病根。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就感慨万千，在课堂上多少次为我的学生现身说法，羡慕他们如今的读书条件多么好，谆谆教导他们千万珍惜，多去图书馆，多读点书——但我的学生在台下望着情绪激动的我，每每露出迷惘的表情，好像是在听一段史前史的古老传说。
激情
我的大学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我一入大学，就被这样火热的气氛包围了。
70年代末，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一切有待拨乱反正。大学生的思想特别活跃，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政治的讨论和辩论。我刚才提到，77级大学生的主流是老三届，正是他们把当年红卫兵的意气风发也带入了大学。我记得，刚刚入学不久，系里一批最活跃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就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问题自发地举行讨论会。这样的讨论会，通常放在晚上，在教室里举行。时间还没有到，已经是人满为患。参加辩论的，不仅有本系的，还有来自历史系、数学系等外系的同学。争到要紧处，那唇枪舌剑，比起如今做作的大专辩论赛来，不知精彩多少倍！那時的大学生比的不仅是技巧，更重要的是思想、信念和人格。我那时还很嫩，全然没有发言的资格，也不知说什么，只感觉个个都是高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些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回忆过去的一幕幕，依然犹如昨日之事。前年班级同学聚会，当年一班朝朝暮暮日夜相处的同学，经历了数十年社会的变革，也已经分化得厉害：有位居部门领导的大人物，也有依然一介布衣的中学老师;有名誉全国的专家学者，也有批一张条价值百万的公司老总;有坐私人专车来的，也有骑自行车来的。说起来有趣，不管你今天在社会上混得如何，只要这班人重新聚在一起，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彼此叫绰号的，嬉笑打骂的，顿时减去了几十岁！
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充满了各种戏剧、冲突和激情。它塑造了我的青春、我的灵魂，还有我的思想。我的记忆无法拒绝它们，只能写出来让大家分享，作为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