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兴起买了陈舜臣的《花叶死亡之日》一书读来消遣，才注意到这位日本华裔推理小说大师已于今年年初去世。
　　 陈舜臣让我这样的中国读者留下较深印象，不仅因为他确实是编造曲折情节的高手，也在于他的作品每每以批判日本侵略战争作为基调。他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花叶死亡之日》（一译《枯草之根》）便涉及日军侵略东南亚的历史，书中人物之一、成功的南洋华人企业家席有仁曾经是抗日团体干部，为躲避日军的搜捕不得不藏身陋室一年多。另一关键人物李东昌在二战前是梦想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有志青年，但因为日军侵华战争，他所掌控的银行损失惨重，抗战胜利后，又因官僚腐败而彻底破产。读者在阅读这一消遣作品时，能顺便获知二战时日本所犯的罪恶，通俗文学由此也就有了教化的意义。
　　 一位作家能有如此的政治立场或许不奇怪，不过，他在上世纪的日本获得了巨大成功，大约还是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共识。《花叶死亡之日》在1961年获得江户川乱步奖，此后，他又先后获得直木文学奖、推理作家协会奖，成为第一个同时获得日本文坛三大奖项的“三冠王”，而为他博得如此殊荣的另外两部作品同样剑指日本的侵略罪恶。
　　 《青玉狮子香炉》是1969年第80届直木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故宫文物的流失、清点以及南迁为背景，演绎一个痴梦故事。自始至终，小说都在揭露日美诸国古董商、收藏家趁着民国乱世攫取中国文物，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自私的中国小市民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仅仅为了满足一己的欲念，就变成了与外来投机者里应外合的蛀虫。
　　 1970年，陈舜臣凭《玉岭的叹息》以及另一作品《孔雀之路》摘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其中《玉岭的叹息》直接讴歌中国人民英勇无畏、足智多谋的游击战，作者将女主人公映翔以及卧龙司令等形象塑造得光彩照人，让读者像书中人物、日本美术史家入江一样，自发地产生“对强韧东西的感动”。
　　 同样明确的是，《玉岭的叹息》对汉奸予以毫不留情的唾弃。书中，投靠日寇的谢世育固然没有完全丧失人性，他爱着映翔，想和她一起逃走，但作者并没有因此就原谅他的猥琐与卑鄙。今天一些为汉奸翻案的高才有个奇妙的思路，那就是认为唯有懦弱、自私才是人性，任何勇敢无畏、坚强不屈的表现都是反人性。但是《玉岭的叹息》却昭示，英勇与坚强一样是人性，一如《青玉狮子香炉》里的自私与懦弱是人性一样，前者并不比后者更虚假。
　　 如此的三部作品连获大奖，想来，当时的日本社会不仅陶醉于它们的文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中的理念。那个时代，日本对于战争造成的灾难记忆犹新，所以多少能够认识二战时犯下的罪恶，也能够承认亚洲人民抗日斗争的正义性。但糟糕的是，而今，无论日本、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从中年人到青少年都不再有对那场战祸的切身体验，于是认识居然混乱起来，陈舜臣创作黄金时期关于二战的一些基本共识，在今天反而遭到遗忘，甚至遭到蓄意的否定。
　　 我记得，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的马普尔小姐探案系列电视剧中，有一集也涉及到日本侵华，也是毫不留情地否定日本侵略者，否定投靠日本的溥仪。剧中，一位英国情报官为反对日军侵华而努力，但他的弟弟却因与嫂子通奸而出卖了哥哥，这一“人性”的行为同样遭到了唾弃。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肯相信历史书，不肯相信正面教育，那么，可以让他们看一看这类优秀的通俗作品，看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又心智正常的人们究竟怎样评价那个时代，让他们知道，日本侵略的罪恶，并非中国人的一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