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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蔡邕《笔论》一文有言：“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这段话突出强调了一个词“如对至尊”。所谓“如对至尊”，就是要求学书者写字的时候心无杂念、认真对待。
对于这一点明末董其昌也有认识，他说：“晋唐人结字，须一一录出，时常参取，此最关要。吾乡陆俨山先生作书，虽率尔应酬，皆不苟且。常曰：‘即此便是写字时，须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着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皆率意苟完，此最是病。今后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未有精神不在传远而悻能不朽者也。”
董其昌在这段话中提到了他的同乡前辈陆深，说陆先生作字，即便是赠予朋友的应酬作品，在写的时候也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从不作笔墨游戏，并且强调他很佩服陆先生的作风。陆先生认为，只有像他那样一丝不苟作的字，才是真正的作字，强调必须时时用尊敬的态度去对待写字。董其昌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对待写字，白己没有陆先生那么严肃，作书常常有所分别，对于“闲窗游戏”一类的作品他还是能认真对待的，唯独在写“应酬”一类的作品时就不能认真对待了，常常“率意苟完”。在陆先生眼里“率意苟完”不是真正的作字，如果站在陆先生的角度看，董其吕这一类“率意苟完”的应酬之作肯定是不耐看的，所以董其昌在文中反思“此最是病”。病在何處，病在不能以敬心作字。董其吕在后文表示，以后要是再写书法，便要想到作字之人对待书法应当肃穆庄重，再也不会应付了事了。董其昌说的“须用敬也”与蔡邕的“如对至尊”意思相近，都是在强调作字要恭敬、郑重，不能信手涂抹。
在这段话伊始，董其昌说，平时要注意多多搜集晋唐人的字，并一一摘录出来，在白己书写的时候以资参考，多去体会古人结字的高妙处，并说“此最关要”。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米芾“集古字”的独特学书方法，可见在董其昌的观念里，“如对至尊”的作字态度又是和“集古字”的习字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只有像米芾那样踏踏实实，用集古字这样的笨办法去好好学习古人书迹，才是真正的“如对至尊”，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字练好。
但是，诚如董其昌所言，练字要有“用敬”的态度，却又不能一味用敬，用敬的过程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到后面若要有所创新，还需要一个“肆意”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人古出新”。比如在《画禅室随笔》中，董其昌就记载了和他之前“用敬”完全相反的言论，从这些言论里就可以看到他肆意的全过程。
董其昌写道：“余性好书，而嫩矜庄，鲜写至成篇者。然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语耳。偶以册置案头，遂时为作各体，且多录古人雅致语，觉向来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书名，故书中虽有淡意，此亦白知之。若前人作书不苟且，亦不免为名使耳。”意思是说，我内心是十分喜欢书法的，但就是不喜欢“如对至尊”般写字，所以没什么完整的作品，虽然每天都写字，但都是随便写写，没有什么作品意识。偶尔会写点册页，随兴书写各种书体，大多写一些古人的雅语，感觉这是一种很随意的练字方式，并非“如对至尊”的方式。然而我并不想做什么书法家，所以我的字里面有一种“淡”的味道，我很清楚这和我随意书写的习惯有关。其实前人“如对至尊”般辛苦作字，或多或少是被书名劳役了。
在这里，他强调自己这样虽然在法度上可能会有所欠缺，但是他淡泊名利，不想为了一个虚“名”而强迫自己一味矜持、板板正正地写字，所以他的书法里面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淡”的感觉。
说自己不好书名，纯属口是心非。董其昌在书法上是很有追求的，他说：“吾书无所不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意思是说，我学书很广博，最得意的是自己的小楷书，但平时懒得写，只是以行草书示人，而且都不是我在“如对至尊”的状态下写的，大多是些应酬之作。若论我的那些得心应手的称意之作，即使没有学到晋宋人书法的风流态，与唐人相比一点也不差。
但是，在董其昌的观念里，“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跷，而尽态极妍矣。”意思是说晋宋人书法好就好在风流自在，不是说他们的书法不讲求法度，但他们书法的妙处不是法。到唐代，大家都去学习晋人的法度，只是求得了晋宋人法度的妍美，而无风流的态度可言。他认为，“赵吴兴大近唐人，苏长公天骨俊逸，是晋宋间规格也。学书者能辩此，方可执笔临摹。否则纸成堆、笔成塚，终落狐禅耳”。赵孟頫比较重视法度，其书法整体也显得比较妍美，跟唐人的路数比较接近；苏东坡的书法天骨俊逸，才是晋宋风流一路的书法。学习书法的人必须先明确这一点，然后才能去执笔临摹。否则，即便下尽苦功，最后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终究是野路子。
由此可见，董其昌一直在给自己的书法找出路，始终在书法史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想探索出一种能够超出古人法度、在精神层面与古人相通的新面貌，最终探索到的就是“淡”，就是他书写的“肆意”。
众所周知，人古出新是书画等传统艺术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即艺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如何才能入古出新呢？董其昌的书学路径，从早期的“用敬”到晚期的“肆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后世评价董其吕书法大都以为“淡”是其主要特色，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他“肆意”的功夫做得好，但其实也是由于他前期“用敬”的功夫做得好。一味“用敬”可能会成为“书奴”，而一味“肆意”只能是“野狐禅”。
对于这一点明末董其昌也有认识，他说：“晋唐人结字，须一一录出，时常参取，此最关要。吾乡陆俨山先生作书，虽率尔应酬，皆不苟且。常曰：‘即此便是写字时，须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着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皆率意苟完，此最是病。今后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未有精神不在传远而悻能不朽者也。”
董其昌在这段话中提到了他的同乡前辈陆深，说陆先生作字，即便是赠予朋友的应酬作品，在写的时候也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从不作笔墨游戏，并且强调他很佩服陆先生的作风。陆先生认为，只有像他那样一丝不苟作的字，才是真正的作字，强调必须时时用尊敬的态度去对待写字。董其昌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对待写字，白己没有陆先生那么严肃，作书常常有所分别，对于“闲窗游戏”一类的作品他还是能认真对待的，唯独在写“应酬”一类的作品时就不能认真对待了，常常“率意苟完”。在陆先生眼里“率意苟完”不是真正的作字，如果站在陆先生的角度看，董其吕这一类“率意苟完”的应酬之作肯定是不耐看的，所以董其昌在文中反思“此最是病”。病在何處，病在不能以敬心作字。董其吕在后文表示，以后要是再写书法，便要想到作字之人对待书法应当肃穆庄重，再也不会应付了事了。董其昌说的“须用敬也”与蔡邕的“如对至尊”意思相近，都是在强调作字要恭敬、郑重，不能信手涂抹。
在这段话伊始，董其昌说，平时要注意多多搜集晋唐人的字，并一一摘录出来，在白己书写的时候以资参考，多去体会古人结字的高妙处，并说“此最关要”。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米芾“集古字”的独特学书方法，可见在董其昌的观念里，“如对至尊”的作字态度又是和“集古字”的习字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只有像米芾那样踏踏实实，用集古字这样的笨办法去好好学习古人书迹，才是真正的“如对至尊”，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字练好。
但是，诚如董其昌所言，练字要有“用敬”的态度，却又不能一味用敬，用敬的过程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到后面若要有所创新，还需要一个“肆意”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人古出新”。比如在《画禅室随笔》中，董其昌就记载了和他之前“用敬”完全相反的言论，从这些言论里就可以看到他肆意的全过程。
董其昌写道：“余性好书，而嫩矜庄，鲜写至成篇者。然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语耳。偶以册置案头，遂时为作各体，且多录古人雅致语，觉向来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书名，故书中虽有淡意，此亦白知之。若前人作书不苟且，亦不免为名使耳。”意思是说，我内心是十分喜欢书法的，但就是不喜欢“如对至尊”般写字，所以没什么完整的作品，虽然每天都写字，但都是随便写写，没有什么作品意识。偶尔会写点册页，随兴书写各种书体，大多写一些古人的雅语，感觉这是一种很随意的练字方式，并非“如对至尊”的方式。然而我并不想做什么书法家，所以我的字里面有一种“淡”的味道，我很清楚这和我随意书写的习惯有关。其实前人“如对至尊”般辛苦作字，或多或少是被书名劳役了。
在这里，他强调自己这样虽然在法度上可能会有所欠缺，但是他淡泊名利，不想为了一个虚“名”而强迫自己一味矜持、板板正正地写字，所以他的书法里面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淡”的感觉。
说自己不好书名，纯属口是心非。董其昌在书法上是很有追求的，他说：“吾书无所不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意思是说，我学书很广博，最得意的是自己的小楷书，但平时懒得写，只是以行草书示人，而且都不是我在“如对至尊”的状态下写的，大多是些应酬之作。若论我的那些得心应手的称意之作，即使没有学到晋宋人书法的风流态，与唐人相比一点也不差。
但是，在董其昌的观念里，“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跷，而尽态极妍矣。”意思是说晋宋人书法好就好在风流自在，不是说他们的书法不讲求法度，但他们书法的妙处不是法。到唐代，大家都去学习晋人的法度，只是求得了晋宋人法度的妍美，而无风流的态度可言。他认为，“赵吴兴大近唐人，苏长公天骨俊逸，是晋宋间规格也。学书者能辩此，方可执笔临摹。否则纸成堆、笔成塚，终落狐禅耳”。赵孟頫比较重视法度，其书法整体也显得比较妍美，跟唐人的路数比较接近；苏东坡的书法天骨俊逸，才是晋宋风流一路的书法。学习书法的人必须先明确这一点，然后才能去执笔临摹。否则，即便下尽苦功，最后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终究是野路子。
由此可见，董其昌一直在给自己的书法找出路，始终在书法史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想探索出一种能够超出古人法度、在精神层面与古人相通的新面貌，最终探索到的就是“淡”，就是他书写的“肆意”。
众所周知，人古出新是书画等传统艺术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即艺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如何才能入古出新呢？董其昌的书学路径，从早期的“用敬”到晚期的“肆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后世评价董其吕书法大都以为“淡”是其主要特色，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他“肆意”的功夫做得好，但其实也是由于他前期“用敬”的功夫做得好。一味“用敬”可能会成为“书奴”，而一味“肆意”只能是“野狐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