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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日本安保相关法案开始被提交国会审议;7月16日，众议院强行表决通过并提交参议院;9月19日，参议院亦强行通过，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最后障碍被扫清。期间，来自日本政客、学者、学生等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各地抗议游行此起彼伏。在这次安保法案斗争中，几十年来一直被世间视为“不问政事”的学生们，突然崛起成为斗争运动的急先锋，备受日本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新旧学生安保斗争有别
1960年和1970年为了阻止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和续签，日本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安保斗争运动，而学生团体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力量。此次的学生安保法案斗争则与前两次有明显不同，颇为值得关注。
2015年9月19日凌晨，日本年轻人团体“SEALDs”在国会议事堂前彻夜进行反安保集会，手持话筒的是其核心成员奥田爱基。
第一，具体政治目标不同。1960年，作为支撑日本战后体制之重要支柱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将到期，时任首相岸信介与美国政府达成默契，企图修改原有条约，签订《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在新条约中日本不再单方面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而是要与驻日美军共担防卫任务。因为新条约增加了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加之“日美密约”赋予驻日美军犯罪免责特权也使日本国民大为反感，在日本社会党、共产党领导下，日本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安保斗争，以图阻止新安保条约的签订。十年后的1970年，按照新安保条约规定，条约十年到期后将自动延长。为阻止新安保条约期满延长，避免日本被卷入激战正酣的越南战争，日本各派革新力量再次掀起了斗争，呼吁“粉碎70年安保”。两次安保斗争的目的都是阻止日美之间签订或延续安保条约，斗争运动本身具有较强的反政府和反美的色彩。而此次安保法案斗争并不是直接针对安保条约，而是意欲阻止日本国会通过《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等安保相关法案，进而阻止安倍自民党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进一步修改宪法的计划，斗争的矛头并没有直接指向美国。
第二，政党色彩不同。前两次安保斗争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和政党色彩。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苏联共产党对日本的安保斗争也曾给予过重要支持。而无论是1960年的学生左翼团体也好，还是1970年的新左翼学生团体也罢，都无疑与日本社会党、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日本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对抗也渐趋淡化。此次安保法案斗争中的学生团体或许想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也在刻意淡化自己的政党性。就如“SEALDs”（全称为“Student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意为“为了自由和民主的学生紧急行动”。因定期组织学生在国会前抗议而名声大噪，被视为此次安保法案斗争的急先锋）在自身的行动宣言中所说：“我们为了守卫日本自由民主主义的传统，欲超越一直以来的政治框架，集结自由主义力量。归根结底，希望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直面、思考这个问题，并行动起来。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才能成为守卫日本自由和民主主义之盾。”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也正是基于此认为，此次安保斗争“与1960年的安保斗争不同，不是组织而是每个个人站了起来”。当然，也有人质疑“SEALDs”与在野党关系密切，指出他们的宣传车等设备来自日本共产党。社会党似乎也在拉拢“SEALDs”，该党推荐“SEALDs”的核心成员明治学院大学大四学生奥田爱基作为公诉人参加9月15日召开的参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关于安保相关法案的中央公听会。
第三，行动模式不同。在前两次安保斗争中，学生团体的行动偏于激进。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学生团体是运动的急先锋。当年6月15日在国会议事堂门前，参加抗议的学生遭到黑社会、右翼团体和警察的殴打，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在混乱中牺牲。愤怒的学生们与警察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许多学生被打死打伤。此外，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甚至曾经策划过冲入国会的方案。作为1970年安保斗争的“前哨战”，从1968年开始，日本全国主要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几乎都被设上路障，学生们高喊着“粉碎70年安保”，用石头和燃烧瓶与警察对抗。而与之相对，2015年的学生斗争被称为“安静的示威”，学生们企图以“非革命”的示威游行来影响选举和投票，从而改变日本社会，创造更好的未来。
第四，组织模式不同。“SEALDs”充分利用推特、脸书等现代科技传播工具来宣传其政治理念，组织会员行动。“SEALDs”的成员主要都是通过网络报名召集进来的。有时候成员们会聚在一起商量事宜，平时则通过社交网络群组讨论问题，做出各项决策。就如奥田爱基所说：“大家说现在的年轻人是只会玩手机、打电动的笨蛋”，“但正因为我们懂得科技工具，才能通过网络社群传递理念，号召这么多人出来”。此外，“SEALDs”主张政治与时尚可以并存。示威游行中许多学生身着时尚服饰，尽显现代气息和多元个性。示威游行中打出的标语口号也颇为生活化，如“NO！WAR！！不要让日本国民蒙羞”、“国民之敌——自民党”、“我们不要去参战”、“死神总理”等等。
从“不问政事”到发出强大声音
1970年安保斗争失败以后四十多年来，日本社会没有再出现过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年轻人的政治意识弱化。虽然他们大多掌握了较高的政治知识，但其中大部分人却怀疑“舆论”和“选举中的投票”对政治所起的作用。据统计，在日本20～24岁年轻人中表示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的占了八成以上。那么，什么原因使学生团体在2015年的安保法案斗争中突然崛起呢？
第一，日本的和平主义观念仍然颇有影响。通常认为在1970年代安保斗争失败以后，日本保守力量实现了对革新力量的反攻，从此以后日本社会渐趋保守化。然而，保守主义与和平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和平主义观念在日本社会仍然颇有影响。即使在参议院通过安保相关法案后，民众中反对派仍占主流。朝日新闻社9月19～20日所做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赞成”安保相关法案的占30%，“反对”的占51%。在共同通信社9月19～20日所做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中，当问及“您认为安保法成立后，自卫队有卷入战争的危险吗”时，回答“提高了风险”的占68%，“没有变化”的占27.1%，“降低了风险”的占2.5%。而据每日新闻社9月19～20日所做的调查，认为安保相关法案“违反宪法”的占60%，认为“没有违宪”的占24%。总之，在和平主义理念根深蒂固的当代日本社会，在“和平宪法”面临挑战的关键时点，学生们揭竿而起发动反对安保相关法案的示威游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二，切实地感觉到政治与自己息息相关。安保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的通过为安倍政权进一步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奠定了基础。这也无疑意味着，日本未来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现在的年轻人未来有可能走上战场，成为日本对外战争的炮灰。这是关乎年轻人切身利益的、不容袖手旁观或无动于衷的问题。基于此，日本年轻人开始崛起，反对安保相关法案。许多学生表示自己对战争的不安与恐惧来源于祖父母向自己讲述的二战亲身经历。有的人则担忧日本一旦陷入战争，经济会进一步恶化。总之，长期以来，日本年轻人的政治神经弱化，被教育成了“政治决定”的接受者。安保相关法案的提出大大地触动了年轻人的政治神经，使他们切实感到政治决定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而作为独立个体的公民需要聚集在一起才有力量发出声音，影响政治决定。
虽然2015年安保法案斗争中年轻人参与率和数量不及1960年和1970年那么多，但足以扭转四十多年来日本年轻人“不问政事”的形象。虽然这次运动并没有颠覆安倍政权，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舆论，或将影响自民党明年的参议院选举。而这支已经觉醒的反战新生代力量，无疑给安倍未来的修宪之路增添了一大阻力。正如知名作家、“九条会”（2004年6月成立，目标是要捍卫日本宪法第九条的神圣性——编者注）成员大江健三郎所说：“年轻人们发出了强大的声音，让‘没有希望’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新旧学生安保斗争有别
1960年和1970年为了阻止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和续签，日本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安保斗争运动，而学生团体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力量。此次的学生安保法案斗争则与前两次有明显不同，颇为值得关注。
第一，具体政治目标不同。1960年，作为支撑日本战后体制之重要支柱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将到期，时任首相岸信介与美国政府达成默契，企图修改原有条约，签订《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在新条约中日本不再单方面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而是要与驻日美军共担防卫任务。因为新条约增加了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加之“日美密约”赋予驻日美军犯罪免责特权也使日本国民大为反感，在日本社会党、共产党领导下，日本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安保斗争，以图阻止新安保条约的签订。十年后的1970年，按照新安保条约规定，条约十年到期后将自动延长。为阻止新安保条约期满延长，避免日本被卷入激战正酣的越南战争，日本各派革新力量再次掀起了斗争，呼吁“粉碎70年安保”。两次安保斗争的目的都是阻止日美之间签订或延续安保条约，斗争运动本身具有较强的反政府和反美的色彩。而此次安保法案斗争并不是直接针对安保条约，而是意欲阻止日本国会通过《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等安保相关法案，进而阻止安倍自民党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进一步修改宪法的计划，斗争的矛头并没有直接指向美国。
第二，政党色彩不同。前两次安保斗争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和政党色彩。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苏联共产党对日本的安保斗争也曾给予过重要支持。而无论是1960年的学生左翼团体也好，还是1970年的新左翼学生团体也罢，都无疑与日本社会党、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日本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对抗也渐趋淡化。此次安保法案斗争中的学生团体或许想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也在刻意淡化自己的政党性。就如“SEALDs”（全称为“Student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意为“为了自由和民主的学生紧急行动”。因定期组织学生在国会前抗议而名声大噪，被视为此次安保法案斗争的急先锋）在自身的行动宣言中所说：“我们为了守卫日本自由民主主义的传统，欲超越一直以来的政治框架，集结自由主义力量。归根结底，希望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直面、思考这个问题，并行动起来。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才能成为守卫日本自由和民主主义之盾。”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也正是基于此认为，此次安保斗争“与1960年的安保斗争不同，不是组织而是每个个人站了起来”。当然，也有人质疑“SEALDs”与在野党关系密切，指出他们的宣传车等设备来自日本共产党。社会党似乎也在拉拢“SEALDs”，该党推荐“SEALDs”的核心成员明治学院大学大四学生奥田爱基作为公诉人参加9月15日召开的参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关于安保相关法案的中央公听会。
第三，行动模式不同。在前两次安保斗争中，学生团体的行动偏于激进。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学生团体是运动的急先锋。当年6月15日在国会议事堂门前，参加抗议的学生遭到黑社会、右翼团体和警察的殴打，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在混乱中牺牲。愤怒的学生们与警察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许多学生被打死打伤。此外，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甚至曾经策划过冲入国会的方案。作为1970年安保斗争的“前哨战”，从1968年开始，日本全国主要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几乎都被设上路障，学生们高喊着“粉碎70年安保”，用石头和燃烧瓶与警察对抗。而与之相对，2015年的学生斗争被称为“安静的示威”，学生们企图以“非革命”的示威游行来影响选举和投票，从而改变日本社会，创造更好的未来。
第四，组织模式不同。“SEALDs”充分利用推特、脸书等现代科技传播工具来宣传其政治理念，组织会员行动。“SEALDs”的成员主要都是通过网络报名召集进来的。有时候成员们会聚在一起商量事宜，平时则通过社交网络群组讨论问题，做出各项决策。就如奥田爱基所说：“大家说现在的年轻人是只会玩手机、打电动的笨蛋”，“但正因为我们懂得科技工具，才能通过网络社群传递理念，号召这么多人出来”。此外，“SEALDs”主张政治与时尚可以并存。示威游行中许多学生身着时尚服饰，尽显现代气息和多元个性。示威游行中打出的标语口号也颇为生活化，如“NO！WAR！！不要让日本国民蒙羞”、“国民之敌——自民党”、“我们不要去参战”、“死神总理”等等。
从“不问政事”到发出强大声音
1970年安保斗争失败以后四十多年来，日本社会没有再出现过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年轻人的政治意识弱化。虽然他们大多掌握了较高的政治知识，但其中大部分人却怀疑“舆论”和“选举中的投票”对政治所起的作用。据统计，在日本20～24岁年轻人中表示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的占了八成以上。那么，什么原因使学生团体在2015年的安保法案斗争中突然崛起呢？
第一，日本的和平主义观念仍然颇有影响。通常认为在1970年代安保斗争失败以后，日本保守力量实现了对革新力量的反攻，从此以后日本社会渐趋保守化。然而，保守主义与和平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和平主义观念在日本社会仍然颇有影响。即使在参议院通过安保相关法案后，民众中反对派仍占主流。朝日新闻社9月19～20日所做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赞成”安保相关法案的占30%，“反对”的占51%。在共同通信社9月19～20日所做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中，当问及“您认为安保法成立后，自卫队有卷入战争的危险吗”时，回答“提高了风险”的占68%，“没有变化”的占27.1%，“降低了风险”的占2.5%。而据每日新闻社9月19～20日所做的调查，认为安保相关法案“违反宪法”的占60%，认为“没有违宪”的占24%。总之，在和平主义理念根深蒂固的当代日本社会，在“和平宪法”面临挑战的关键时点，学生们揭竿而起发动反对安保相关法案的示威游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二，切实地感觉到政治与自己息息相关。安保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的通过为安倍政权进一步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奠定了基础。这也无疑意味着，日本未来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现在的年轻人未来有可能走上战场，成为日本对外战争的炮灰。这是关乎年轻人切身利益的、不容袖手旁观或无动于衷的问题。基于此，日本年轻人开始崛起，反对安保相关法案。许多学生表示自己对战争的不安与恐惧来源于祖父母向自己讲述的二战亲身经历。有的人则担忧日本一旦陷入战争，经济会进一步恶化。总之，长期以来，日本年轻人的政治神经弱化，被教育成了“政治决定”的接受者。安保相关法案的提出大大地触动了年轻人的政治神经，使他们切实感到政治决定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而作为独立个体的公民需要聚集在一起才有力量发出声音，影响政治决定。
虽然2015年安保法案斗争中年轻人参与率和数量不及1960年和1970年那么多，但足以扭转四十多年来日本年轻人“不问政事”的形象。虽然这次运动并没有颠覆安倍政权，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舆论，或将影响自民党明年的参议院选举。而这支已经觉醒的反战新生代力量，无疑给安倍未来的修宪之路增添了一大阻力。正如知名作家、“九条会”（2004年6月成立，目标是要捍卫日本宪法第九条的神圣性——编者注）成员大江健三郎所说：“年轻人们发出了强大的声音，让‘没有希望’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