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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治理理念的深刻变化，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社会转型及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工会逐渐走出传统的、行政化的模式，更加注重维护职工的经济社会利益。但经济结构多元化、劳动关系复杂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等给当前国有企业工会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要实践好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正视当前的问题，寻求新的突破路径，这样才能探索出国有企业工会工作的新路子。
关键词：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会；问题；对策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提升和推广社区治理。推动城乡社区的建设，促进基层民主协商，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会组织是联结职工与企业的纽带，是企业与员工的精神桥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分析国有企业工会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承担的角色、实际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探讨社会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会如何在各种障碍和困境中寻求前进之路。
一、国有企业工会制度环境的变迁
国有企业工会是中国工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主要是指国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国有资产投资或持股超过50%的企业中的工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工会环境十分复杂，主要包括中国经济体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期待及文化价值观等所组成的非正式制度环境。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工会没有进入劳动关系中，工会依旧是行政化组织，并依附于国家，其工会利益性代表作用发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为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适应全球治理的新趋势，国家逐渐将社会组织的利益代表功能从国家严格控制中解绑，给社会组织表达诉求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国家治理模式转变过程中，注重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和地位，关注公民的合法诉求，国有企业转型也因此具有了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国家不能在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通过行政方式来给工人提供总体安排和保护，在国家治理结构发生改变的背景下，无论是强化福利、维稳职能，还是强化权益、维权的职能，中国工会都是在国家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服从于国家社会治理的需要。近年来，屡见不鲜的职工维权事件表明，职工已经具有了明确的权利诉求与指向，职工维权日趋呈现理性化，组织化的倾向，公众对于工会维权公正透明方面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期待。
二、国有企业工会当前现状及面临问题
郭宝刚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劳工政策进行对比，提出大陆的劳工政策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疏导日益上升的劳工不满情绪，避免大的社会动荡，需要通过工业民主的形式表达到劳资和谐，通过工会与政府的集体对话达成社会统合主义的政策目标。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工会研究，以西方劳动关系理论、“发团主义”以及列宁的“古典二元论”为框架分析中国工会的“缺位”或“无能”，认为中国工会无法摆脱国家控制而表现出较高的依附性和较低的自主性，由于缺乏有效的集体谈判后盾——罢工权，中国工会不能形成与资本对抗的力量、无法有效回应职工的诉求而丧失职工的认同与信任；在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工会角色转换难以满足员工需求，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会的制度压力
机构及人事设置上，国有企业工会与党委及企业行政“纠缠不清”，企业工会主席由企业党委书记兼任、党委书记同时又为企业的管理者，而分工会主席、工会小组长等同样兼任党委或生产管理职务，彼此间权责不清，这种设置既是国有企业工会获取政治及行政资源的有效方式；国有企业工会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集体谈判、职工代表大会在维护职工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方面成效显著，却在進行集体谈判尤其是工资集体协商的博弈工程中步履维艰，工会工作不断遭遇来自企业行政管理放、党委的制度压力。
（二）国有企业工会难以满足职工需求
即使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会职能和角色发生重大转变，但职工对于工会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前，认为工会只是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困难帮扶者，对于工会在工资、劳动关系等重大利益处理中的重要作用缺乏清晰认知。同时，工会进行维权时也容易忽略其所代表职工群体的意见和观点，往往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不从职工那里会去支持和配合，其社会合法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危机，使其在与政党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其次就是没有从职工本身的需求出发，也没有争取征求职工的认同和支持，造成职工对自身所获得权益及权益的来源不知情，其自身通过工会表达利益的需求和愿望没有得到实现，甚至出现工会出于考虑职工权益角度开展的行动反而会成为职工压力与困扰的来源。类似上述问题，在职工群体分化、就业方式多样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新型国企，企业面临重组改制，工会工作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国有企业工会面临信任危机
目前的国有企业工会依然是孱弱而缺位的，并长期处于由于经济转型带来的角色转化却不被职工认可的挣扎中。工会信任感，即职工对于国有企业工会在角色、责任以及能力等方面的期待，这种期待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制度环境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国企改革中，职工利益与地理受损，但社会行动总体上却保持着自尊，与刚性的利益相比，自尊具有更大的张力，在新体制不可逆的情况下，法律上作为职工代言人的工会如果忽视职工对工会的诉求与期待、忽视工人的主体性与自尊，必然不会得到职工的支持与认同，还会不断拉大工会与职工之间的感情伤口。
三、对策建议
在现行体制框架下，中国工会呈现的问题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在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双重“挤压”中略显消极和无奈，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掣肘工会发展的体制问题，才能使中国工会释放出应有的生命力、回归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对面临上述问题的转型期中国工会给予以下建议：
（一）健全完善工会组织体系、工作机制
要摆脱制度压力，必须厘清与国家的界限、明确工会的功能定位，使国社会组织利益代表系统从国家法法团走向社会法团主义。在国有企业内部，需要从制度层面区分党委、行政和工会的角色与分工，避免党政过分侵入工会，保持国有企业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其次，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不断丰富职代会形式、充实职代会内容，切实建立职工与企业的沟通渠道，顺应社会转型带来的角色转变契机，让职工享有充分话语权，让工会切实成为职工维权的坚实后盾。 （二）整合不同层面资源合力维权
对于国有企业工会而言，力量优势不仅来自于职工，也来自于国家、国有企业工会的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国工会的最高层——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的国际链接等，中国工会借由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调整，在国家控制放松下通过法律、政策层面的源头参与，为工会行动奠定法律和政治基础。而位于上层的全国总工会和省（市）工会能够为国有企业工会的维权行动提供有限的政治支持，国有企业工会通过与党委的“共建”利用企业党委在企业的组织资源为工会的维权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工会不仅能够在企业立足，更能够将工会力量渗透到企业经营层，使企业的重大决策能够充分考虑工会的诉求。
（三）加强与职工的情感沟通
在社会转型中，职工要适应机械化生产而在生产过程中放弃自身的主体性需要，将自己视为机器的一部分，无止境、无意义带来了过度压力。国有企业工会通过及时的福利应答，在工作服样式选择、就餐标准和环境改善、住房等方面充分尊重职工的意见和要求，赢得好感；关注职工情感而不仅仅将其视为工作的机器，引导职工合理释放情绪压力，协助员工平衡家庭与工作，对员工心理问题进行及时干预；通过稳定的经济援助及至，建立与职工极佳的情感联结；通过不断改善职工的工作环境、征求职工意见、尊重职工合理诉求，提供职工表达及实现尊重需求的渠道。国有企业工会与职工的情感沟通及对职工人性化、主体性需求的尊重，建构了职工对工会的信任，为工会在企业的立足以及权益的表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9—107.
[2] 吴建平.从企业参与治理到地方治理参与——从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看中国工会组织与制度变革[J].学海，2011（1）.
[3]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 乔建.工会改革创新的理论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
[5] 乔建.在国家、企业和劳工之间：工会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多重角色——对1811名企业工会主席的问卷调查[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2）。
[6] 蔡金荣.走向独立社团：中国工会发展之进路选择[J]。行政法学研究，2009，（3）.
[7] 洪大用.社會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 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关键词：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会；问题；对策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提升和推广社区治理。推动城乡社区的建设，促进基层民主协商，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会组织是联结职工与企业的纽带，是企业与员工的精神桥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分析国有企业工会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承担的角色、实际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探讨社会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会如何在各种障碍和困境中寻求前进之路。
一、国有企业工会制度环境的变迁
国有企业工会是中国工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主要是指国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国有资产投资或持股超过50%的企业中的工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工会环境十分复杂，主要包括中国经济体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期待及文化价值观等所组成的非正式制度环境。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工会没有进入劳动关系中，工会依旧是行政化组织，并依附于国家，其工会利益性代表作用发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为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适应全球治理的新趋势，国家逐渐将社会组织的利益代表功能从国家严格控制中解绑，给社会组织表达诉求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国家治理模式转变过程中，注重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和地位，关注公民的合法诉求，国有企业转型也因此具有了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国家不能在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通过行政方式来给工人提供总体安排和保护，在国家治理结构发生改变的背景下，无论是强化福利、维稳职能，还是强化权益、维权的职能，中国工会都是在国家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服从于国家社会治理的需要。近年来，屡见不鲜的职工维权事件表明，职工已经具有了明确的权利诉求与指向，职工维权日趋呈现理性化，组织化的倾向，公众对于工会维权公正透明方面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期待。
二、国有企业工会当前现状及面临问题
郭宝刚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劳工政策进行对比，提出大陆的劳工政策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疏导日益上升的劳工不满情绪，避免大的社会动荡，需要通过工业民主的形式表达到劳资和谐，通过工会与政府的集体对话达成社会统合主义的政策目标。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工会研究，以西方劳动关系理论、“发团主义”以及列宁的“古典二元论”为框架分析中国工会的“缺位”或“无能”，认为中国工会无法摆脱国家控制而表现出较高的依附性和较低的自主性，由于缺乏有效的集体谈判后盾——罢工权，中国工会不能形成与资本对抗的力量、无法有效回应职工的诉求而丧失职工的认同与信任；在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工会角色转换难以满足员工需求，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会的制度压力
机构及人事设置上，国有企业工会与党委及企业行政“纠缠不清”，企业工会主席由企业党委书记兼任、党委书记同时又为企业的管理者，而分工会主席、工会小组长等同样兼任党委或生产管理职务，彼此间权责不清，这种设置既是国有企业工会获取政治及行政资源的有效方式；国有企业工会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集体谈判、职工代表大会在维护职工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方面成效显著，却在進行集体谈判尤其是工资集体协商的博弈工程中步履维艰，工会工作不断遭遇来自企业行政管理放、党委的制度压力。
（二）国有企业工会难以满足职工需求
即使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会职能和角色发生重大转变，但职工对于工会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前，认为工会只是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困难帮扶者，对于工会在工资、劳动关系等重大利益处理中的重要作用缺乏清晰认知。同时，工会进行维权时也容易忽略其所代表职工群体的意见和观点，往往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不从职工那里会去支持和配合，其社会合法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危机，使其在与政党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其次就是没有从职工本身的需求出发，也没有争取征求职工的认同和支持，造成职工对自身所获得权益及权益的来源不知情，其自身通过工会表达利益的需求和愿望没有得到实现，甚至出现工会出于考虑职工权益角度开展的行动反而会成为职工压力与困扰的来源。类似上述问题，在职工群体分化、就业方式多样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新型国企，企业面临重组改制，工会工作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国有企业工会面临信任危机
目前的国有企业工会依然是孱弱而缺位的，并长期处于由于经济转型带来的角色转化却不被职工认可的挣扎中。工会信任感，即职工对于国有企业工会在角色、责任以及能力等方面的期待，这种期待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制度环境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国企改革中，职工利益与地理受损，但社会行动总体上却保持着自尊，与刚性的利益相比，自尊具有更大的张力，在新体制不可逆的情况下，法律上作为职工代言人的工会如果忽视职工对工会的诉求与期待、忽视工人的主体性与自尊，必然不会得到职工的支持与认同，还会不断拉大工会与职工之间的感情伤口。
三、对策建议
在现行体制框架下，中国工会呈现的问题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在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双重“挤压”中略显消极和无奈，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掣肘工会发展的体制问题，才能使中国工会释放出应有的生命力、回归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对面临上述问题的转型期中国工会给予以下建议：
（一）健全完善工会组织体系、工作机制
要摆脱制度压力，必须厘清与国家的界限、明确工会的功能定位，使国社会组织利益代表系统从国家法法团走向社会法团主义。在国有企业内部，需要从制度层面区分党委、行政和工会的角色与分工，避免党政过分侵入工会，保持国有企业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其次，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不断丰富职代会形式、充实职代会内容，切实建立职工与企业的沟通渠道，顺应社会转型带来的角色转变契机，让职工享有充分话语权，让工会切实成为职工维权的坚实后盾。 （二）整合不同层面资源合力维权
对于国有企业工会而言，力量优势不仅来自于职工，也来自于国家、国有企业工会的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国工会的最高层——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的国际链接等，中国工会借由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调整，在国家控制放松下通过法律、政策层面的源头参与，为工会行动奠定法律和政治基础。而位于上层的全国总工会和省（市）工会能够为国有企业工会的维权行动提供有限的政治支持，国有企业工会通过与党委的“共建”利用企业党委在企业的组织资源为工会的维权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工会不仅能够在企业立足，更能够将工会力量渗透到企业经营层，使企业的重大决策能够充分考虑工会的诉求。
（三）加强与职工的情感沟通
在社会转型中，职工要适应机械化生产而在生产过程中放弃自身的主体性需要，将自己视为机器的一部分，无止境、无意义带来了过度压力。国有企业工会通过及时的福利应答，在工作服样式选择、就餐标准和环境改善、住房等方面充分尊重职工的意见和要求，赢得好感；关注职工情感而不仅仅将其视为工作的机器，引导职工合理释放情绪压力，协助员工平衡家庭与工作，对员工心理问题进行及时干预；通过稳定的经济援助及至，建立与职工极佳的情感联结；通过不断改善职工的工作环境、征求职工意见、尊重职工合理诉求，提供职工表达及实现尊重需求的渠道。国有企业工会与职工的情感沟通及对职工人性化、主体性需求的尊重，建构了职工对工会的信任，为工会在企业的立足以及权益的表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9—107.
[2] 吴建平.从企业参与治理到地方治理参与——从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看中国工会组织与制度变革[J].学海，2011（1）.
[3]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 乔建.工会改革创新的理论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
[5] 乔建.在国家、企业和劳工之间：工会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多重角色——对1811名企业工会主席的问卷调查[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2）。
[6] 蔡金荣.走向独立社团：中国工会发展之进路选择[J]。行政法学研究，2009，（3）.
[7] 洪大用.社會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 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