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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瑟·黑利的小说
人类文明越是进化，渴望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认识的信念，就越是抓住人们的头脑。拜伦在他著名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记下了这样的话：“宇宙象一本书，一个人只见过自己的国家，等于只读了这本书的第一页。”随着语言媒介的日益发达，这种信念的实现，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今天，通过一部文学作品传递的信息，人的视野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到达大洋彼岸的任何角落。你没有去过号称“金州”的加里福尼亚吗？没有见过被称为“汽车城”的底特律吗？那么你不妨读读阿瑟·黑利的作品，从他的作品中，你可以了解那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角，可以获得许多关于那里生活的“立体感觉”——那里的竞争和追求，那里的紧张狂热和冷漠……
阿瑟·黑利是侨居美国的加拿大作家，他的作品文学价值并不高，然而一些主要作品还是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一九七九年以来，我国也先后出版了他的《汽车城》、《航空港》、《钱商》等六部小说。黑利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些什么呢？
Moneychangers(“钱商”)不是Financier(“金融家”)，阿瑟·黑利更不可能是德莱塞。如果说当年德莱塞笔下的美国是害了热病，那么黑利所描绘的则是狂热过后那阵产生于内心深处的、致命的颤栗。这就是笼罩着人的精神生活的危机感和绝望感。
初读黑利的作品，第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一部庞大的社会经济机器的运转。黑利以准确地描写技术性素材为擅长。上至“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林肯国际航空港”，下至伯林顿的一家小医院，黑利把机体运转中的每个细节都生动而准确地描绘出来。当你看到金州电力公司总控制室为应付电力超载而产生的忙乱；看到通用汽车公司那条流动着的生产线让人忙得喘不过来气；看到大批的美元在第一商业银行金库的进进出出……，你会禁不住地感到震惊。黑利“行行通”的本事——从银行出纳员现金车的内部结构，到病理医生做尸体解剖的每一步程序——真是得天独厚！通过这些描写，作者把主人公活动必需的气氛，成功地转达给了大洋彼岸的读者。
但是你只要稍许深入一下作者为你展现的世界，在你真实地感受这种气氛的同时，一种危机感也随之而来。
人创造机器，本来是让机器为人服务；但这部机器运转起来之后，却脱离了人的控制；明知它出了故障，明知它必须停下来，但是不行，它象潘朵拉盒子里跑出来的精灵，疯狂地作乱，使得财源耗尽，大厦将倾。而人呢，对它却是束手无策。在《钱商》和《超载》中，黑利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这个危机。
《钱商》中的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副总裁范德沃特激烈地反对追求高额利率、攀附大垄断财团的经营方针。他认为，这条方针将把银行引向破产。但是这种经营方针是由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客观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它的执行与否既决定银行的存亡，又取决于银行的存亡。面对这样的艰难时世，范德沃特束手无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他的力量也仅限于向银行的董事们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们总有一天会反悔莫及的。”然后呢，就是眼看着这家银行一步接着一步地濒临破产。
《超载》所描绘的危机的结构几乎同《钱商》一样。造成超载这场危机的，并不是金州电力公司的发电厂，而是产生了许许多多金州公司、而同时又反过来破坏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书中的人物说得好：这个“官僚制度比州长、总统或者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强大，同官僚制度作斗争，就好象你齐腋窝陷入了污泥的海洋，还要同污泥搏斗。”而这个搏斗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尼姆·哥德尔曼们忿忿地预言：“当断电轮到能源委员会大厦时，就图尼帕工程召开的意见听证会除了在烛光底下进行外——其它一概不会改变。”这种束手无策的危机感蔓延在黑利作品的大量场景中，大至银行、电力公司，小至医院、饭店；甚至在家庭中，解体的危机也屡屡出现，成了黑利作品的一个次主导动机。
同许多现代西方作家一样，两性关系也是黑利的作品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几乎存在于他的每一部小说和每一个主要人物的活动中。某些淫秽的描写，自然是为了迎合西方社会读者的趣味。但除此而外，这些内容也给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社会的某些启示。
正象黑利所描绘的，家庭的解体同两性关系的自由状态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两个概念，在黑利小说(也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和在社会学理论中的意义，却大不一样。从黑利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社会的私有制度没有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依然对整个社会意识起支配作用，因而两性关系的自由状态，仅仅是以性的自我满足为前提的，理想的两性关系作为真正的人的社会性联系所必需的美好情感和义务，在这种状态中丧失殆尽。这种单纯的性欲泛滥，只给人带来极其短暂的满足，而它造成的人的家庭生活的不幸，却是长久而深刻的。黑利的作品告诉我们，家庭的解体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并不是痛苦的解脱，而是痛苦的加深，其进一步结果就是大量的病态、畸形的社会性格的出现。
黑利的作品中有三个人物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航空管制员基思(《航空港》)、恐怖主义分子乔戈斯·阿香博(《超载》)和黑人青年罗利·奈特(《汽车城》)，通过他们，我们看到了大洋彼岸一部分不易发现的社会生活面。
基思、阿香博和罗利出现在三部不同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但是他们却具有一种共同的、也是畸形和病态的心理特征——绝望。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基思是因为孤独。工作中发生的意外事故，同事遭到的不平待遇，使基思的内心受着极大的折磨，由自责到忧闷，由忧闷到颓丧，没有一个人关心他，怜爱他，分担他心灵上的重负，甚至他的妻子也向他暗示分离的可能性，他感到孤独，象只身呆在一片冷漠的荒原中，因此，他想到了自杀……
阿香博是因为厌恶。那种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他的出生，也造成了他几乎是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的对社会、对他人的厌恶。他是一个同父母完全断绝了爱的联系的人；而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感到厌恶的人，还能指望他对这个人的世界怀有别的感情吗？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并不是由于狂热辞句的吸引，而是由于那些野兽般的恐怖行为，能够刺激和满足他憎恶人生的疯狂的变态心理。
面对人生的艰难，基思的选择是自我消灭，阿香博的选择是报复，而罗利则是什么也没有选择，他完全随波逐流。他也不能不随波逐流。他能选择肤色吗？能选择尽父道的父亲吗？当一只脚已经踏入犯罪的深渊中，他有力量选择另一条人生的道路吗？不，这一切他都不能做到。而更可怕的是，这个社会不仅完全剥夺了一个人选择的机会、权利和能力——尽管这个社会把“自由神”作为它的象征，而且它还使一个人完全丧失了进行任何主观选择的要求和意识。一天早上，罗利醒来，发现已经误了上班时间——这个工作对他是来之不易的，黑利这样描写道：“他知道他把饭碗砸了，因为工作吹了。他却满不在乎。心里并不失望，因为当初就没有指望有什么其他结果。这个结局怎么样到来，什么时候到来，不过是些细节罢了。……这会儿，他出于本能感到人还很累。他又去睡觉了。”
绝望，都是绝望。爬得高的绝望，象基思，他深尝了那种利己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苦果，受不了可怕的冷漠和孤独，那简直是非人的！不想爬的也绝望，因绝望而疯狂，因绝望而麻木……
这就是黑利展现的那个世界：在这片土地上，人开创了与外星球对话的时代，而人自己却变得越来越渺小；“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里让我们引入一段非艺术的语言——人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马克思的这段话，象是对黑利的作品的哲学说明。一个世纪以前，沦为自己“创造物”奴隶的，大都是工人。而现在，从黑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那些银行的副总裁、公司的副总经理，那些高级“白领”人员和预备的“白领”人员，那些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人士不也都成了自己的“创造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奴隶吗？从大洋彼岸传递过来的这个信息，印证了那个由马克思所论证的“铁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终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
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歌德在弥留之际写下了最后一个字：“W”。当时人们猜测，他要写的是“世界文学”。尽管这是猜测，但却表达了人类思维面向世界的趋向。今天，人们不是也常常这么说吗：只有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才能真诚地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读阿瑟·黑利的作品，对于验证这句话，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例证。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阿瑟·黑利著作中译本：《汽车城》，上海译文版，1.20元；《最后诊断》，上海译文版，0.92元；《航空港》，上海译文版，1.35元；《钱商》，上海译文版，1.45元；《大饭店》，上海译文版，1.20元；《超载》，江苏人民版，1.35元)
人类文明越是进化，渴望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认识的信念，就越是抓住人们的头脑。拜伦在他著名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记下了这样的话：“宇宙象一本书，一个人只见过自己的国家，等于只读了这本书的第一页。”随着语言媒介的日益发达，这种信念的实现，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今天，通过一部文学作品传递的信息，人的视野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到达大洋彼岸的任何角落。你没有去过号称“金州”的加里福尼亚吗？没有见过被称为“汽车城”的底特律吗？那么你不妨读读阿瑟·黑利的作品，从他的作品中，你可以了解那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角，可以获得许多关于那里生活的“立体感觉”——那里的竞争和追求，那里的紧张狂热和冷漠……
阿瑟·黑利是侨居美国的加拿大作家，他的作品文学价值并不高，然而一些主要作品还是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一九七九年以来，我国也先后出版了他的《汽车城》、《航空港》、《钱商》等六部小说。黑利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些什么呢？
Moneychangers(“钱商”)不是Financier(“金融家”)，阿瑟·黑利更不可能是德莱塞。如果说当年德莱塞笔下的美国是害了热病，那么黑利所描绘的则是狂热过后那阵产生于内心深处的、致命的颤栗。这就是笼罩着人的精神生活的危机感和绝望感。
初读黑利的作品，第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一部庞大的社会经济机器的运转。黑利以准确地描写技术性素材为擅长。上至“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林肯国际航空港”，下至伯林顿的一家小医院，黑利把机体运转中的每个细节都生动而准确地描绘出来。当你看到金州电力公司总控制室为应付电力超载而产生的忙乱；看到通用汽车公司那条流动着的生产线让人忙得喘不过来气；看到大批的美元在第一商业银行金库的进进出出……，你会禁不住地感到震惊。黑利“行行通”的本事——从银行出纳员现金车的内部结构，到病理医生做尸体解剖的每一步程序——真是得天独厚！通过这些描写，作者把主人公活动必需的气氛，成功地转达给了大洋彼岸的读者。
但是你只要稍许深入一下作者为你展现的世界，在你真实地感受这种气氛的同时，一种危机感也随之而来。
人创造机器，本来是让机器为人服务；但这部机器运转起来之后，却脱离了人的控制；明知它出了故障，明知它必须停下来，但是不行，它象潘朵拉盒子里跑出来的精灵，疯狂地作乱，使得财源耗尽，大厦将倾。而人呢，对它却是束手无策。在《钱商》和《超载》中，黑利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这个危机。
《钱商》中的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副总裁范德沃特激烈地反对追求高额利率、攀附大垄断财团的经营方针。他认为，这条方针将把银行引向破产。但是这种经营方针是由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客观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它的执行与否既决定银行的存亡，又取决于银行的存亡。面对这样的艰难时世，范德沃特束手无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他的力量也仅限于向银行的董事们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们总有一天会反悔莫及的。”然后呢，就是眼看着这家银行一步接着一步地濒临破产。
《超载》所描绘的危机的结构几乎同《钱商》一样。造成超载这场危机的，并不是金州电力公司的发电厂，而是产生了许许多多金州公司、而同时又反过来破坏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书中的人物说得好：这个“官僚制度比州长、总统或者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强大，同官僚制度作斗争，就好象你齐腋窝陷入了污泥的海洋，还要同污泥搏斗。”而这个搏斗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尼姆·哥德尔曼们忿忿地预言：“当断电轮到能源委员会大厦时，就图尼帕工程召开的意见听证会除了在烛光底下进行外——其它一概不会改变。”这种束手无策的危机感蔓延在黑利作品的大量场景中，大至银行、电力公司，小至医院、饭店；甚至在家庭中，解体的危机也屡屡出现，成了黑利作品的一个次主导动机。
同许多现代西方作家一样，两性关系也是黑利的作品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几乎存在于他的每一部小说和每一个主要人物的活动中。某些淫秽的描写，自然是为了迎合西方社会读者的趣味。但除此而外，这些内容也给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社会的某些启示。
正象黑利所描绘的，家庭的解体同两性关系的自由状态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两个概念，在黑利小说(也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和在社会学理论中的意义，却大不一样。从黑利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社会的私有制度没有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依然对整个社会意识起支配作用，因而两性关系的自由状态，仅仅是以性的自我满足为前提的，理想的两性关系作为真正的人的社会性联系所必需的美好情感和义务，在这种状态中丧失殆尽。这种单纯的性欲泛滥，只给人带来极其短暂的满足，而它造成的人的家庭生活的不幸，却是长久而深刻的。黑利的作品告诉我们，家庭的解体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并不是痛苦的解脱，而是痛苦的加深，其进一步结果就是大量的病态、畸形的社会性格的出现。
黑利的作品中有三个人物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航空管制员基思(《航空港》)、恐怖主义分子乔戈斯·阿香博(《超载》)和黑人青年罗利·奈特(《汽车城》)，通过他们，我们看到了大洋彼岸一部分不易发现的社会生活面。
基思、阿香博和罗利出现在三部不同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但是他们却具有一种共同的、也是畸形和病态的心理特征——绝望。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基思是因为孤独。工作中发生的意外事故，同事遭到的不平待遇，使基思的内心受着极大的折磨，由自责到忧闷，由忧闷到颓丧，没有一个人关心他，怜爱他，分担他心灵上的重负，甚至他的妻子也向他暗示分离的可能性，他感到孤独，象只身呆在一片冷漠的荒原中，因此，他想到了自杀……
阿香博是因为厌恶。那种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他的出生，也造成了他几乎是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的对社会、对他人的厌恶。他是一个同父母完全断绝了爱的联系的人；而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感到厌恶的人，还能指望他对这个人的世界怀有别的感情吗？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并不是由于狂热辞句的吸引，而是由于那些野兽般的恐怖行为，能够刺激和满足他憎恶人生的疯狂的变态心理。
面对人生的艰难，基思的选择是自我消灭，阿香博的选择是报复，而罗利则是什么也没有选择，他完全随波逐流。他也不能不随波逐流。他能选择肤色吗？能选择尽父道的父亲吗？当一只脚已经踏入犯罪的深渊中，他有力量选择另一条人生的道路吗？不，这一切他都不能做到。而更可怕的是，这个社会不仅完全剥夺了一个人选择的机会、权利和能力——尽管这个社会把“自由神”作为它的象征，而且它还使一个人完全丧失了进行任何主观选择的要求和意识。一天早上，罗利醒来，发现已经误了上班时间——这个工作对他是来之不易的，黑利这样描写道：“他知道他把饭碗砸了，因为工作吹了。他却满不在乎。心里并不失望，因为当初就没有指望有什么其他结果。这个结局怎么样到来，什么时候到来，不过是些细节罢了。……这会儿，他出于本能感到人还很累。他又去睡觉了。”
绝望，都是绝望。爬得高的绝望，象基思，他深尝了那种利己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苦果，受不了可怕的冷漠和孤独，那简直是非人的！不想爬的也绝望，因绝望而疯狂，因绝望而麻木……
这就是黑利展现的那个世界：在这片土地上，人开创了与外星球对话的时代，而人自己却变得越来越渺小；“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里让我们引入一段非艺术的语言——人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马克思的这段话，象是对黑利的作品的哲学说明。一个世纪以前，沦为自己“创造物”奴隶的，大都是工人。而现在，从黑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那些银行的副总裁、公司的副总经理，那些高级“白领”人员和预备的“白领”人员，那些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人士不也都成了自己的“创造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奴隶吗？从大洋彼岸传递过来的这个信息，印证了那个由马克思所论证的“铁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终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
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歌德在弥留之际写下了最后一个字：“W”。当时人们猜测，他要写的是“世界文学”。尽管这是猜测，但却表达了人类思维面向世界的趋向。今天，人们不是也常常这么说吗：只有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才能真诚地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读阿瑟·黑利的作品，对于验证这句话，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例证。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阿瑟·黑利著作中译本：《汽车城》，上海译文版，1.20元；《最后诊断》，上海译文版，0.92元；《航空港》，上海译文版，1.35元；《钱商》，上海译文版，1.45元；《大饭店》，上海译文版，1.20元；《超载》，江苏人民版，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