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沁园春·恨》里有这样一句：“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焚砚烧书、椎琴裂画，这大抵是文艺人士的最大绝望了吧。“钟子期死伯牙破琴浸弦终身不复鼓琴”，那是知音无觅的绝望；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那是对爱与人生的绝望，是一个“恨”字也无法表达的幻灭。
　　卡夫卡在遗嘱中这样嘱咐好友：“凡是我遗物中的一切稿件(即书箱里的、衣柜里的、写字台里的、家里和办公室里的，以及不论弄到什么地方去的，只要你发现到的)，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我自己的信件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在这种如涅槃般的焚烧仪式中，或许有痛苦的灵魂将得到救赎。
　　排除如焚书坑儒、文字狱，或“文革”破四旧之类的被迫毁灭外，那些自我行为的“焚砚烧书椎琴裂画”的背后，是一个个挣扎的灵魂。
　　明代的女画家马闲卿，擅长山水白描，但画过之后，却总是“手裂之”，不拿给人看。她说：“这怎么是女人做的事情呢?”但每每毁画之后，她还是忍不住提笔再画。在礼教与自我之间徘徊挣扎，画了撕，撕了画。每一次裂画，都是一次自我否定与自我打压。那个时代里，作为一个良家妇女，反不如薛素素、马湘兰等青楼中的女画家来得自在洒脱。
　　无独有偶，进士孟昌期的妻子孙氏，擅长写诗，一天，她却把自己的诗集全烧了。因为她认为能文善诗本非女人的事，此后则“专以妇道内治”。想必孙氏自小就不断听到关于“妇道”的教诲，但为何又突然坚定起来，不惜焚诗明志?期间，肯定免不了来自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一场拉锯战。最后，她们都妥协了，以焚烧与毁灭的方式，祭奠自我。
　　清代愤怒女诗人倪瑞璇，在没有出嫁之前，是个充满了勇气与批判精神的愤青。她批判自从秦汉以来，帝王功业杂霸多，根本不是靠仁义来统治天下；她批判那些喜欢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官员，奉劝他们“有碑不若无碑好，一日碑存一日笑”。对于一位20岁不到的闺中女子，这样大胆辛辣的政治批评，实在是让人惊叹。
　　在短短30年的生命里，倪瑞璇著作颇丰，除了诗歌，还有几册关于大学、中庸和周易的研究作品。在临终之时，她却把毕生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有人推测她是担心自己的文字会招来文字狱，连累后代。也有人说，那是因为她已心灰意冷。文人大多有文章千古的虚荣心，而“毁尽文章抹尽名”的行为背后，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深切之痛。李贽则干脆给自己的书取名为《焚书》，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文字肯定为世俗所不容，难逃被焚烧的命运。
　　罗丹的情人卡密尔·克洛岱尔在濒临崩溃之时也毁掉了自己的雕塑作品。卡密尔自小痴迷艺术，在雕塑上尤其天赋异禀。而在整整10年里，她一直作为罗丹的情人兼学徒卑微地存在。她给罗丹当免费模特，充当他的缪斯，启发他的灵感。而她和罗丹共同创作的作品，却总是被他占为己有。
　　罗丹以一种绝对的强势霸占了她的创造力，吸食着她的艺术激情。而卡密尔在不曾听说过罗丹时就已拥有自己的艺术梦想，她不甘心充当缪斯，所以当她发现，罗丹只企图侵蚀她的艺术创造力时，她开始反抗。她试图摆脱那个强悍男人的浓郁阴影，她与他决裂，开始独立创作与生活。但是这个世界只承认伟大的罗丹，而把卡密尔当作疯子。即使是欣赏她的艺术才华的评论家，也称之是“一场有违天性的革命”，视之为不正常。在她与罗丹的战争中，舆论完全一边倒。
　　后来，她果真被逼疯了，她毁掉了自己的许多作品，蹲坐在暗影之中，为打碎的作品残片所包围。她无比的愤怒与强烈的控诉，最终却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此后，她在疯人院里度过漫漫30年，直到死亡。亲手毁灭为之融入心血、激情与灵魂的艺术之作，还有比这更疼痛的事情吗?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而她们，就是这句话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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