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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氏女儿的家族渊源
在演义中，柴郡主是老柴王（柴宗训）的女儿。老柴王何许人也？后周世宗柴荣的儿子，将皇位禅让给赵宋第一代皇帝赵匡胤的那个人。但在正史中：第一，“柴”王应该姓“郭”；第二，柴王根本不老；第三，没有柴郡主。
“柴荣”还是“郭荣”
先说说民间传承中缠夹不清的柴家、郭家的姓氏问题。
在正史中，柴荣应为郭荣，柴宗训应为郭宗训。柴荣是郭威的内侄，过继给郭威为子，随了郭姓，叫做郭荣，被目为郭威长子。郭威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青哥、意哥，但被后汉小皇帝刘承祐一窝杀了（同时被害的还有郭威夫人、郭荣夫人、郭荣的儿子宜哥、喜哥和三哥等）。郭威怒而起兵称帝，建立后周，皇位就传给了郭荣。郭荣跟郭威的感情很深，至死都奉祀养父郭威宗庙（就是说登基后也没恢复旧姓柴）。所以，从少年时代改了姓起，至死，他都叫郭荣。
那么，后世为什么又习惯叫他柴荣呢？
赵匡胤代周之后，郭氏没落，飘零凄惨，不再为世人所知。到了仁宗朝，仁宗因自己没有皇嗣而苦恼，大约也对前人之事心怀愧疚，想起来做做慈善，给郭家续续香火，便下令寻找周世宗后人。其时，郭威的嫡传是早就断了的，世宗的嫡传也已尽数隐没，仁宗只能从世宗的本家兄弟（旁支）中去寻找。虽然柴荣早改叫了郭荣，但柴荣父亲柴守礼的其他儿子的后代那时候自然仍旧是姓柴的。花了几个月，仁宗找到了这些人中的年长者柴咏，封为崇义公，命他“岁时奉周祀”，其实就是祭祖先而已。
在当时的情势下，柴咏接了这个平白得闲钱的美差，必须要仔细体会体会圣意：到底是要祭祀郭氏这个曾经的皇族姓氏，还是作为后代祭祀郭荣这个人？如果选择前者，很可能触及当时的政治高压线。别忘了赵宋是篡了郭周的鼎，现在复祀郭周，他是想跟仁宗的皇权正统性唱反调么？何况，柴咏自家的柴姓传承得好好的，他为了奉周祀，难道要改叫郭咏不成？如果选择后者就简单安全得多，直接将柴荣姓氏改回来就一顺百顺了。因此，柴咏恐怕不愿也不敢替郭氏去主张正名受祭的权利。甚至有可能在柴氏后人的奉祀中，根本就没有那位锐意改革、恭行节俭的后周创始人郭威的位置。很简单，因为他又不姓柴。
大约从这个时期起，柴氏后人将世宗改回了本姓，一来避免当政者多心；二来也是为柴氏先祖增添一位英雄伟人。其后，因赵宋不举（甚至刻意屏蔽）郭周事，在那种隐隐的政治高压下，曾经民间盛传的世宗郭荣事迹逐渐被赵匡胤传说（三下南唐、三下河东等）所遮蔽。此后千年，世间流传的世宗形象与事迹进一步淡化，世宗名字也多沿袭柴氏族人称呼，因此柴荣二字，反倒成了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名号了。
“老柴王”到底老不老
后周世宗郭荣驾崩后，他的儿子郭宗训继位，虚龄仅七岁。次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宗训被迫禅位，受封郑王，后与继母小符后一同迁居房州。十三年后，不满二十岁的宗训在幽居中暴亡。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暴亡了呢？有一种猜测是，因为世宗身后影响力仍然巨大，眼看着他的儿子即将成人、成亲（说不定已经成亲，正史完全没记录）、繁衍后代（如果已经成亲，至少不大可能有男性后代），成为赵氏江山的潜在威胁，所以有人替号称慈悲宽大的赵匡胤解决了这个心腹大患。
未及弱冠便已逝去，所以，“柴王”宗训永远不会“老”。
柴郡主是否存在
郑王郭宗训没有留下可查考的子女，那么，柴郡主原型有没有可能是郭荣其他儿子的女儿呢？
上文说过，在宗训之前，柴荣本来是有儿子宜哥、喜哥和三哥的，但都未成年就被刘承祐一窝杀了（刘承祐就是著名传奇《白兔记》里刘知远和李三娘所生的那个“咬脐郎”）。郭荣后来所生的宗训，就成了他事实上的长子。
宗训之外，郭荣另有三个儿子──熙让、熙谨、熙诲，在赵氏篡鼎时，他们比宗训更年幼。入宋后，世宗子孙只有宗训降封为王，其他人“不知所终”。不管他们是改名换姓（有传说他们被人暗自收养了），还是被秘密杀害，都不再姓郭，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宋朝封王做官。
所以，如果真有郭氏的郡主，只能是宗训之女。但从前述宗训幽居房州、未冠夭折的事实来看，成亲的可能性都比较小，生女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可见，至少在正史的记录里，世宗嫡系是断了，没有柴郡主。那么，柴郡主这个人物就真的是空穴来风、一点影儿也没有吗？
且慢！虽然没有柴郡主，却有柴公主，或者说郭公主――郭荣亲生的公主。准确地说，应该叫后周公主。
郭荣在后汉隐帝刘承佑治下痛失三个儿子时，到底有没有女儿，史上没有记载。后来，从郭威建立后周到郭荣继位后，他一定是有过女儿的。到底有几个女儿、叫什么名字，正史也没有说。
顺便说一句，不仅女儿，郭荣的儿子们在正史中都不录其出身（“皆不知其母为谁氏”）。皇帝生了一个儿子，史官却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这可能吗？所以，不是不知，而是后来修史的人不录，或者相关档案被毁得太厉害，修史者懒得仔细查核。这种基本的皇家谱系都不记录清楚，可以想见宋人在修后周史时，有多少偷工减料、刻意忽略或隐瞒后周血统承继脉络之事。
正史中唯一提到的郭荣的女儿，是在他病重时先他而去的那个（“以皇女薨辍朝三日”），姓名不详，年龄不详。但毫无疑问，这个佚失了姓名的、夭折的小皇女，是真正的“柴公主”（虽然其时她尚无封号）。
此外，民间传说中有柴公主在赵氏篡鼎后意图起兵反抗、失败后自杀的故事，因没有更多资料佐证，只好姑妄听之。
正史中夭折的小皇女和传说中刚烈的柴公主，大概这就是柴郡主这个人物得以在民间传承中被塑造起来的丝缕线索。
顺便讨论一下杨六郎的原型杨延昭与郭氏公主或郡主遇合的可能性。
杨延昭入宋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其时宋兴已经二十多年。倘若后周尚有其他未见诸记载的郭荣女儿（公主辈），倘若宗训及其兄弟有女（郡主辈）幸存，其时她们也或者香消玉殒，或者隐姓埋名散入人间，总之，尽皆湮没于红尘了。公主辈，年龄上应该比杨延昭大几岁到十几岁这个范围内；郡主辈，年龄上可能比杨延昭小几岁到十几岁。所以，杨延昭与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郭公主或郡主虽然大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相逢并大张旗鼓结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然，秘密相逢并结合的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但很低。 杨延昭的辨与证
正史中有杨延昭传。他是杨业诸子中唯一在《宋史》中有传的，只有一千来字，实在不算多。
杨延昭怎么成为杨六郎的
杨延昭本名杨延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叫这个名字。后来，真宗皇帝将道教的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追认为赵氏始祖，又配命到宋太祖赵匡胤身上，他为了避讳，改名为延昭。延朗或者延昭应该是双字名，而非他的字（他可能没有字）。
延昭也不是杨家行六的儿子，事实上，根据一些史家的考证，他可能行大，或者行二。说他行大，是因为陈家谷战役杨业死国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这里延昭被排在第一个，道理上肯定是按照齿序来的。说他行二，是因为陈家谷杨业战死，“其子延玉亦没焉”，这里又单提了杨家的一个儿子延玉，不明确他的行第，也就搞不清楚他与延昭的长幼关系，所以延昭行二也是有可能的。
杨延昭怎么成了杨六郎呢？
正史中提到，他因作战骁勇被契丹人“惮之，目为杨六郎”。这个说法比较含混，为什么被人忌惮，就要呼为“六”什么呢？关于这个“六”字的来历，历来有三类解释：
第一类解释认为，这与当时契丹人的星相观念有关。具体是怎样的星相观念？条析起来有三个说法：其一，契丹人认为北斗第六星主燕，专克契丹；其二，契丹人以北斗第六星为武曲星；其三，契丹人认为南斗第六星主兵机。总之就是说，契丹人的观念里面， “六”星是与军事相关的天体。因此，契丹人将死敌杨延昭比拟为该星，敬畏有加。
第二类解释，认为“杨六郎”由“杨天狼”讹传而来，因为天狼星主兵灾，令契丹人畏惧。
第三类解释，认为这个“六”是杨延昭在杨氏宗族同辈中的大排行。
哪类解释更有说服力？
联系契丹人的拜日风俗（这说明他们有天体迷信）和当时宋辽两国文化中浓厚的神道氛围，以及紫微斗数所代表的命理观在当时民间的影响力，我以为，由武曲星转到杨延昭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北斗第六星开阳星属金，被称为武曲星，因为它有“至坚至毅之操”，符合“忠良将”的美德；而武曲星在方位上属西，在四象上属白虎，所以，白虎星与武曲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物。民间流传杨六郎是白虎星下凡，旁证了在民众心中他与天上北斗第“六”星的关系。
有研究者认为从“第六星”转到“六郎”有些牵强，我倒觉得未必。古人迷信的逻辑与今人有很大差异，从天上到人间的跨度，也许并没有今人想像的那么大。就像今天有人忌“四”，在古人看来一定非常不可思议──“四”是天地间的一个常数和吉数，四季、四方、四象、四体、四君子……，他们怎么可能将这么重要的一个数字归类到负面元素里去？又比如，今人以“二”形容人傻、笨、不靠谱，看来顺理成章，但千载之后，是不是也会令后人费解呢？
关于“六”为行第的解释，我稍有异议。杨业本人是杨弘信长子，他的兄弟杨重勋就算生子有一两个比他早，也不至于让他的长（次）子杨延昭排到老六去。如果这个排行是杨家再往上一辈的大排行，因杨弘信家世不明，就不好说了。
杨延昭是生猛大将么
作为一名边将，杨延昭主要事迹是守塞抗辽，前后跨度三十余载。即使从第一次明确记录了他事迹的雍熙北伐算起，也有28年。但雍熙北伐往前6年还有杨业的雁门关大捷，延昭作为“每征行，必以从”的杨家长（次）子，没道理不参与该战事。和议后，宋辽边境也时有大小摩擦，他作为边将，天天与契丹打交道，接战不可避免。但史料对他的战绩，三十余载中，只记录了“遂城之战”、“羊山之伏”、“古城之战”三件。
说来虽然遗憾，细究也可理解。考《宋史》、《资治通鉴长编》等记武将事迹之例，凡篇幅大的，多为赵氏皇帝兄弟原班人马，所记事迹也以宋初安内战争为多，反而像延昭这样纯粹的边将（另如杨嗣、魏能等），御外事迹都很简略。首先，这大概与北境地处偏远，事迹难达有关。史官坐在京城里，仅凭简略的战事奏报，很难全面了解并还原出边将掉皮掉肉、流血流汗的戎马生涯与其中的是非功过。其次，录史最讲究选择典型事迹、典型人物来响应主旋律，皇帝身边的人总归有更多机会体现他们的辛劳和忠诚。而杨家原本是北汉降将，朝中无人难做官，又是被国策抑制的武人，不掌握话语权，自然得不到官方更多的包装和宣传。
平心而论，倒是真宗皇帝在史载中还留了几句夸赞杨延昭的话，算是抬升了他的广告等级。“延昭（原话应为朗，下同）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嗣（指另一战将杨嗣，非杨业家人）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以及于此”。
在当时众多的边将中，杨延昭一定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不能苟同那种仅因正史材料的缺少和所拜官职的高低而断称真正的杨家将其实很平常的说法。
首先，考《宋史》。在北宋抗辽的武将中，被《宋史》断称为契丹惮畏其人（而非其所做的某件事）这一评语的大概有四个人：其一是杨业（“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其二便是杨延昭（“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第三个是由周入宋、善以妖妄之术聚徒抗辽自固，雍熙北伐前既已亡故的孙行友（“契丹颇畏之”）；还有一个是后来仁宗时期“专以猛悍治边”的赵滋（“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惮之”）。杨业自不待言，考孙、赵二人事迹，亦皆非寻常猛将，能被强壮骠悍的契丹“惮之”，这个评语决不是轻易可下的。
在这四个被契丹惮畏的人物中，除了拥有“无敌”称号的杨业，剩下三人仅延昭独得“目为……六郎”之语，表明这称谓也是他的专利──上文说过了，“六郎”约等于“很厉害的军事天神下凡”的意思。
其次，反观《辽史》。其中但凡提到宋将，几乎毫无例外是被辽将大败之乃至擒获之；但凡提到对宋战事，则几乎毫无例外是斩杀或擒获了宋军多少人马、己方大获全胜。《宋史》中所向披靡的名将如曹彬、潘美、米信、杨业等，出现在《辽史》中的唯一作用就是被辽国的名将打败，尤其杨业之死，更成就了无数人的功名（另文论述）。就连名不见经传的宋将张天益被俘献，也要记上一笔。但提到宋朝的进攻和对抗，《辽史》中则往往只简单说一句“宋将来袭”了事，没有姓名，没有原因，没有过程，也没有结果──没有写结果就说明辽败了，如果打赢宋军，没道理不直书其事。
那么，杨延昭作为子承父业的辽军老对手，契丹人知道不知道他的姓名呢？毫无疑问是知道的；作为抗辽三十年的敌将，契丹人有没有跟他交过手呢？毫无疑问是有的。可是，非常诡异的，《辽史》里面一句也没有提到杨延昭，他就像空气一样透明，辽人只当他完全不存在。比如著名的冰冻遂城事件，《辽史》只在圣宗统和十七年记了一句“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了事，绝口不提敌将姓名和战斗过程。也许，杨延昭真的是辽人心中的痛，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故意忽略和抹煞他的痕迹？他所打的那些仗，是不是就隐没在类似“宋将来袭”、“攻……不克”的三言两语中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杨延昭也没有出现在辽人的手下败将名录中。我想这也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是他实在太过微不足道（比张天益还要无名），辽人打败了他也懒得写；要么就是他对辽的败绩少，没有什么像样的失败值得辽人大书特书的（正如在陈家谷擒了他的父亲那样）。
第三，杨家将故事的广为流传，其实是民众选择的结果。北宋边患贯穿朝代始终，各处边将更是如走马灯般轮换，不计其数，为何民众独独选择了杨家将来投射他们保家卫国的理想？没有杨家将自身的人格力量、军事素质和民众亲眼可见、可感的赫赫战功做基础，这种选择是站不住脚的，也经不起时间的洗涤和检验。宋末谢维新《合壁事类后集》记延昭“真宗时……为防御使，屡有边功，天下称为杨无敌，夷虏皆画其像而事之”；宋类书《锦绣万花谷》在其后有“云可以御鬼疾”语，以上两书之语虽然杂凑多误（将杨业父子事迹搞混了），但从画像御鬼疾的功用，可知杨六郎在宋人和辽人心目中形象的生猛。而这种生猛，决不是空穴来风。
在演义中，柴郡主是老柴王（柴宗训）的女儿。老柴王何许人也？后周世宗柴荣的儿子，将皇位禅让给赵宋第一代皇帝赵匡胤的那个人。但在正史中：第一，“柴”王应该姓“郭”；第二，柴王根本不老；第三，没有柴郡主。
“柴荣”还是“郭荣”
先说说民间传承中缠夹不清的柴家、郭家的姓氏问题。
在正史中，柴荣应为郭荣，柴宗训应为郭宗训。柴荣是郭威的内侄，过继给郭威为子，随了郭姓，叫做郭荣，被目为郭威长子。郭威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青哥、意哥，但被后汉小皇帝刘承祐一窝杀了（同时被害的还有郭威夫人、郭荣夫人、郭荣的儿子宜哥、喜哥和三哥等）。郭威怒而起兵称帝，建立后周，皇位就传给了郭荣。郭荣跟郭威的感情很深，至死都奉祀养父郭威宗庙（就是说登基后也没恢复旧姓柴）。所以，从少年时代改了姓起，至死，他都叫郭荣。
那么，后世为什么又习惯叫他柴荣呢？
赵匡胤代周之后，郭氏没落，飘零凄惨，不再为世人所知。到了仁宗朝，仁宗因自己没有皇嗣而苦恼，大约也对前人之事心怀愧疚，想起来做做慈善，给郭家续续香火，便下令寻找周世宗后人。其时，郭威的嫡传是早就断了的，世宗的嫡传也已尽数隐没，仁宗只能从世宗的本家兄弟（旁支）中去寻找。虽然柴荣早改叫了郭荣，但柴荣父亲柴守礼的其他儿子的后代那时候自然仍旧是姓柴的。花了几个月，仁宗找到了这些人中的年长者柴咏，封为崇义公，命他“岁时奉周祀”，其实就是祭祖先而已。
在当时的情势下，柴咏接了这个平白得闲钱的美差，必须要仔细体会体会圣意：到底是要祭祀郭氏这个曾经的皇族姓氏，还是作为后代祭祀郭荣这个人？如果选择前者，很可能触及当时的政治高压线。别忘了赵宋是篡了郭周的鼎，现在复祀郭周，他是想跟仁宗的皇权正统性唱反调么？何况，柴咏自家的柴姓传承得好好的，他为了奉周祀，难道要改叫郭咏不成？如果选择后者就简单安全得多，直接将柴荣姓氏改回来就一顺百顺了。因此，柴咏恐怕不愿也不敢替郭氏去主张正名受祭的权利。甚至有可能在柴氏后人的奉祀中，根本就没有那位锐意改革、恭行节俭的后周创始人郭威的位置。很简单，因为他又不姓柴。
大约从这个时期起，柴氏后人将世宗改回了本姓，一来避免当政者多心；二来也是为柴氏先祖增添一位英雄伟人。其后，因赵宋不举（甚至刻意屏蔽）郭周事，在那种隐隐的政治高压下，曾经民间盛传的世宗郭荣事迹逐渐被赵匡胤传说（三下南唐、三下河东等）所遮蔽。此后千年，世间流传的世宗形象与事迹进一步淡化，世宗名字也多沿袭柴氏族人称呼，因此柴荣二字，反倒成了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名号了。
“老柴王”到底老不老
后周世宗郭荣驾崩后，他的儿子郭宗训继位，虚龄仅七岁。次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宗训被迫禅位，受封郑王，后与继母小符后一同迁居房州。十三年后，不满二十岁的宗训在幽居中暴亡。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暴亡了呢？有一种猜测是，因为世宗身后影响力仍然巨大，眼看着他的儿子即将成人、成亲（说不定已经成亲，正史完全没记录）、繁衍后代（如果已经成亲，至少不大可能有男性后代），成为赵氏江山的潜在威胁，所以有人替号称慈悲宽大的赵匡胤解决了这个心腹大患。
未及弱冠便已逝去，所以，“柴王”宗训永远不会“老”。
柴郡主是否存在
郑王郭宗训没有留下可查考的子女，那么，柴郡主原型有没有可能是郭荣其他儿子的女儿呢？
上文说过，在宗训之前，柴荣本来是有儿子宜哥、喜哥和三哥的，但都未成年就被刘承祐一窝杀了（刘承祐就是著名传奇《白兔记》里刘知远和李三娘所生的那个“咬脐郎”）。郭荣后来所生的宗训，就成了他事实上的长子。
宗训之外，郭荣另有三个儿子──熙让、熙谨、熙诲，在赵氏篡鼎时，他们比宗训更年幼。入宋后，世宗子孙只有宗训降封为王，其他人“不知所终”。不管他们是改名换姓（有传说他们被人暗自收养了），还是被秘密杀害，都不再姓郭，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宋朝封王做官。
所以，如果真有郭氏的郡主，只能是宗训之女。但从前述宗训幽居房州、未冠夭折的事实来看，成亲的可能性都比较小，生女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可见，至少在正史的记录里，世宗嫡系是断了，没有柴郡主。那么，柴郡主这个人物就真的是空穴来风、一点影儿也没有吗？
且慢！虽然没有柴郡主，却有柴公主，或者说郭公主――郭荣亲生的公主。准确地说，应该叫后周公主。
郭荣在后汉隐帝刘承佑治下痛失三个儿子时，到底有没有女儿，史上没有记载。后来，从郭威建立后周到郭荣继位后，他一定是有过女儿的。到底有几个女儿、叫什么名字，正史也没有说。
顺便说一句，不仅女儿，郭荣的儿子们在正史中都不录其出身（“皆不知其母为谁氏”）。皇帝生了一个儿子，史官却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这可能吗？所以，不是不知，而是后来修史的人不录，或者相关档案被毁得太厉害，修史者懒得仔细查核。这种基本的皇家谱系都不记录清楚，可以想见宋人在修后周史时，有多少偷工减料、刻意忽略或隐瞒后周血统承继脉络之事。
正史中唯一提到的郭荣的女儿，是在他病重时先他而去的那个（“以皇女薨辍朝三日”），姓名不详，年龄不详。但毫无疑问，这个佚失了姓名的、夭折的小皇女，是真正的“柴公主”（虽然其时她尚无封号）。
此外，民间传说中有柴公主在赵氏篡鼎后意图起兵反抗、失败后自杀的故事，因没有更多资料佐证，只好姑妄听之。
正史中夭折的小皇女和传说中刚烈的柴公主，大概这就是柴郡主这个人物得以在民间传承中被塑造起来的丝缕线索。
顺便讨论一下杨六郎的原型杨延昭与郭氏公主或郡主遇合的可能性。
杨延昭入宋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其时宋兴已经二十多年。倘若后周尚有其他未见诸记载的郭荣女儿（公主辈），倘若宗训及其兄弟有女（郡主辈）幸存，其时她们也或者香消玉殒，或者隐姓埋名散入人间，总之，尽皆湮没于红尘了。公主辈，年龄上应该比杨延昭大几岁到十几岁这个范围内；郡主辈，年龄上可能比杨延昭小几岁到十几岁。所以，杨延昭与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郭公主或郡主虽然大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相逢并大张旗鼓结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然，秘密相逢并结合的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但很低。 杨延昭的辨与证
正史中有杨延昭传。他是杨业诸子中唯一在《宋史》中有传的，只有一千来字，实在不算多。
杨延昭怎么成为杨六郎的
杨延昭本名杨延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叫这个名字。后来，真宗皇帝将道教的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追认为赵氏始祖，又配命到宋太祖赵匡胤身上，他为了避讳，改名为延昭。延朗或者延昭应该是双字名，而非他的字（他可能没有字）。
延昭也不是杨家行六的儿子，事实上，根据一些史家的考证，他可能行大，或者行二。说他行大，是因为陈家谷战役杨业死国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这里延昭被排在第一个，道理上肯定是按照齿序来的。说他行二，是因为陈家谷杨业战死，“其子延玉亦没焉”，这里又单提了杨家的一个儿子延玉，不明确他的行第，也就搞不清楚他与延昭的长幼关系，所以延昭行二也是有可能的。
杨延昭怎么成了杨六郎呢？
正史中提到，他因作战骁勇被契丹人“惮之，目为杨六郎”。这个说法比较含混，为什么被人忌惮，就要呼为“六”什么呢？关于这个“六”字的来历，历来有三类解释：
第一类解释认为，这与当时契丹人的星相观念有关。具体是怎样的星相观念？条析起来有三个说法：其一，契丹人认为北斗第六星主燕，专克契丹；其二，契丹人以北斗第六星为武曲星；其三，契丹人认为南斗第六星主兵机。总之就是说，契丹人的观念里面， “六”星是与军事相关的天体。因此，契丹人将死敌杨延昭比拟为该星，敬畏有加。
第二类解释，认为“杨六郎”由“杨天狼”讹传而来，因为天狼星主兵灾，令契丹人畏惧。
第三类解释，认为这个“六”是杨延昭在杨氏宗族同辈中的大排行。
哪类解释更有说服力？
联系契丹人的拜日风俗（这说明他们有天体迷信）和当时宋辽两国文化中浓厚的神道氛围，以及紫微斗数所代表的命理观在当时民间的影响力，我以为，由武曲星转到杨延昭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北斗第六星开阳星属金，被称为武曲星，因为它有“至坚至毅之操”，符合“忠良将”的美德；而武曲星在方位上属西，在四象上属白虎，所以，白虎星与武曲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物。民间流传杨六郎是白虎星下凡，旁证了在民众心中他与天上北斗第“六”星的关系。
有研究者认为从“第六星”转到“六郎”有些牵强，我倒觉得未必。古人迷信的逻辑与今人有很大差异，从天上到人间的跨度，也许并没有今人想像的那么大。就像今天有人忌“四”，在古人看来一定非常不可思议──“四”是天地间的一个常数和吉数，四季、四方、四象、四体、四君子……，他们怎么可能将这么重要的一个数字归类到负面元素里去？又比如，今人以“二”形容人傻、笨、不靠谱，看来顺理成章，但千载之后，是不是也会令后人费解呢？
关于“六”为行第的解释，我稍有异议。杨业本人是杨弘信长子，他的兄弟杨重勋就算生子有一两个比他早，也不至于让他的长（次）子杨延昭排到老六去。如果这个排行是杨家再往上一辈的大排行，因杨弘信家世不明，就不好说了。
杨延昭是生猛大将么
作为一名边将，杨延昭主要事迹是守塞抗辽，前后跨度三十余载。即使从第一次明确记录了他事迹的雍熙北伐算起，也有28年。但雍熙北伐往前6年还有杨业的雁门关大捷，延昭作为“每征行，必以从”的杨家长（次）子，没道理不参与该战事。和议后，宋辽边境也时有大小摩擦，他作为边将，天天与契丹打交道，接战不可避免。但史料对他的战绩，三十余载中，只记录了“遂城之战”、“羊山之伏”、“古城之战”三件。
说来虽然遗憾，细究也可理解。考《宋史》、《资治通鉴长编》等记武将事迹之例，凡篇幅大的，多为赵氏皇帝兄弟原班人马，所记事迹也以宋初安内战争为多，反而像延昭这样纯粹的边将（另如杨嗣、魏能等），御外事迹都很简略。首先，这大概与北境地处偏远，事迹难达有关。史官坐在京城里，仅凭简略的战事奏报，很难全面了解并还原出边将掉皮掉肉、流血流汗的戎马生涯与其中的是非功过。其次，录史最讲究选择典型事迹、典型人物来响应主旋律，皇帝身边的人总归有更多机会体现他们的辛劳和忠诚。而杨家原本是北汉降将，朝中无人难做官，又是被国策抑制的武人，不掌握话语权，自然得不到官方更多的包装和宣传。
平心而论，倒是真宗皇帝在史载中还留了几句夸赞杨延昭的话，算是抬升了他的广告等级。“延昭（原话应为朗，下同）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嗣（指另一战将杨嗣，非杨业家人）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以及于此”。
在当时众多的边将中，杨延昭一定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不能苟同那种仅因正史材料的缺少和所拜官职的高低而断称真正的杨家将其实很平常的说法。
首先，考《宋史》。在北宋抗辽的武将中，被《宋史》断称为契丹惮畏其人（而非其所做的某件事）这一评语的大概有四个人：其一是杨业（“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其二便是杨延昭（“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第三个是由周入宋、善以妖妄之术聚徒抗辽自固，雍熙北伐前既已亡故的孙行友（“契丹颇畏之”）；还有一个是后来仁宗时期“专以猛悍治边”的赵滋（“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惮之”）。杨业自不待言，考孙、赵二人事迹，亦皆非寻常猛将，能被强壮骠悍的契丹“惮之”，这个评语决不是轻易可下的。
在这四个被契丹惮畏的人物中，除了拥有“无敌”称号的杨业，剩下三人仅延昭独得“目为……六郎”之语，表明这称谓也是他的专利──上文说过了，“六郎”约等于“很厉害的军事天神下凡”的意思。
其次，反观《辽史》。其中但凡提到宋将，几乎毫无例外是被辽将大败之乃至擒获之；但凡提到对宋战事，则几乎毫无例外是斩杀或擒获了宋军多少人马、己方大获全胜。《宋史》中所向披靡的名将如曹彬、潘美、米信、杨业等，出现在《辽史》中的唯一作用就是被辽国的名将打败，尤其杨业之死，更成就了无数人的功名（另文论述）。就连名不见经传的宋将张天益被俘献，也要记上一笔。但提到宋朝的进攻和对抗，《辽史》中则往往只简单说一句“宋将来袭”了事，没有姓名，没有原因，没有过程，也没有结果──没有写结果就说明辽败了，如果打赢宋军，没道理不直书其事。
那么，杨延昭作为子承父业的辽军老对手，契丹人知道不知道他的姓名呢？毫无疑问是知道的；作为抗辽三十年的敌将，契丹人有没有跟他交过手呢？毫无疑问是有的。可是，非常诡异的，《辽史》里面一句也没有提到杨延昭，他就像空气一样透明，辽人只当他完全不存在。比如著名的冰冻遂城事件，《辽史》只在圣宗统和十七年记了一句“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了事，绝口不提敌将姓名和战斗过程。也许，杨延昭真的是辽人心中的痛，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故意忽略和抹煞他的痕迹？他所打的那些仗，是不是就隐没在类似“宋将来袭”、“攻……不克”的三言两语中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杨延昭也没有出现在辽人的手下败将名录中。我想这也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是他实在太过微不足道（比张天益还要无名），辽人打败了他也懒得写；要么就是他对辽的败绩少，没有什么像样的失败值得辽人大书特书的（正如在陈家谷擒了他的父亲那样）。
第三，杨家将故事的广为流传，其实是民众选择的结果。北宋边患贯穿朝代始终，各处边将更是如走马灯般轮换，不计其数，为何民众独独选择了杨家将来投射他们保家卫国的理想？没有杨家将自身的人格力量、军事素质和民众亲眼可见、可感的赫赫战功做基础，这种选择是站不住脚的，也经不起时间的洗涤和检验。宋末谢维新《合壁事类后集》记延昭“真宗时……为防御使，屡有边功，天下称为杨无敌，夷虏皆画其像而事之”；宋类书《锦绣万花谷》在其后有“云可以御鬼疾”语，以上两书之语虽然杂凑多误（将杨业父子事迹搞混了），但从画像御鬼疾的功用，可知杨六郎在宋人和辽人心目中形象的生猛。而这种生猛，决不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