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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霍普
VS.
朱亦兵
谈谈琴抒抒情
国际古典音乐界的“变色龙”丹尼尔·霍普（Daniel Hope）与海归10年的大提琴家朱亦兵，这次在北京是初次见面。一见如故的两位，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忽然发现用德文沟通最直接畅快。
两位音乐家在对话期间观点投契。虽然他们身上都有“古典音乐家”的标签，但两人都身体力行推广“世间音乐不分种类、只有好坏之分”的理念。比如在严格的音乐会规则面前，两人提倡情感与人性先行；两人都关注在乐迷之外、尤其在孩子们中间普及音乐。朱亦兵大提琴乐团不久前刚为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演奏，但更多的时候，他与他的乐团自掏腰包在全国上山下乡，进校园上大街普及音乐。活跃于世界各地的霍普，11月刚在柏林勃兰登堡门举办了免费音乐会，纪念75年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遇害者，还将90岁的集中营幸存者可可·舒曼请到了现场，当晚柏林组织了各中小学的孩子们来当观众。而每年不定期，他都会为孩子们举办专场音乐会。
统筹/编辑/撰文： 张璐诗 美编：周鑫瑶 摄影：邹龙 场地：今日美术馆
鼓掌之道
听音乐会该不该鼓掌、几时鼓掌，这似乎都有章法可循。可规则从哪儿而来，真是一成不变吗？
朱亦兵：形式太容易学，但学了没用。两百年前我们自居“中国”，其他的是外面的。后来我们发觉外面还有人，无数的生活文化微小的细节慢慢向我们涌来，比如音乐。西洋音乐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另外一种想法和生活方式，跟我们有差别。戏曲，热闹到一定时候，我们会叫“好”。但听音乐会，音乐完了以后不要马上鼓掌。音乐像光一样，你不能以为你听不见了它就不存在，如果音乐家的弓子没拉完就鼓掌，会切断这种情感。
霍普：听音乐会的方式，音乐家和观众交流的方式在不断变化，确实很难去制定一个规则。贝多芬的时代，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时，第二乐章结束后，掌声持续了十多分钟，乐队应要求又重复演奏了同一个乐章。鲁宾斯坦1907年在巴黎的独奏会，观众不光在乐章结束后鼓掌，甚至在觉得弹得好的某一段落后直接打断、喝彩。观众在演出当中自由、自然表达感情，这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去听音乐会变成像去教堂一样，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德国的节目单上会印上“乐章之间不要鼓掌” ，用这种外在的规则去要求大家不去自然表达听音乐感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作为演奏者跟观众进行交流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赞同朱教授的说法：如果听到让你感觉强烈的东西，比如柴可夫斯基，要去表达一种能量的释放，鼓掌完全没问题。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需要制造一种安静的氛围，忽然鼓掌会破坏情绪。演奏者和观众是互动的关系，大家需要互相学习，找到能获得共鸣的方式。
现场音乐，从娃娃抓起
霍普是多栖音乐家。他拉小提琴，当音乐节总监，写畅销书，在英美电台做节目主持。朱亦兵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自建大提琴乐团，上山下乡全国各地跑，是传播音乐的志愿军。两人深信现场音乐要“从娃娃抓起”。
朱亦兵：我最近在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组织了一百六七十个小孩子拉大提琴，大提琴是很少可以单独群居的动物。比如有一个人是伟大的独奏家，但要是让一百个伟大的独奏家在一起会很难受。我做大提琴乐团，就是喜欢让年轻的同胞们学会交流，共同呼吸，感悟音乐的真谛：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但又是共同的心理。这样有关人性与音乐的教学，在我们的中国音乐教育里面缺得一塌糊涂。
霍普：年轻人进音乐厅，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年纪大的人去听音乐会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音乐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是年轻人，音乐家在现场能给他们带来的就更多了。我看见年轻人就看见了未来，不光是古典音乐、而是人类的未来：古典音乐的意义就是创造有创造力的人类，去发现一个充满了丰富灵感的世界，而不是训练音乐家。在欧洲，我会不定期举办儿童专场音乐会，2000个4-9岁的孩子满场乱喊乱叫的，太让人兴奋了：他们的想像力是无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你带给他们的，会得到怎样开放的反馈。对于我们演奏者来说，从年轻观众身上获得的惊喜也是最多的。
朱亦兵：我想，中国普通的年轻人绝大部分从来没有听过现场音乐。我回国十年，带着中央音乐学院的一群学生，上山下乡，大概办了200多场校园音乐会，没有体制的支持和认可，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我刚刚发现，教育是不可以和文化分开的。
霍普：要把教育和文化分开来很可笑。文化是教育的基础，为个体制造想像力的基础，在经济低靡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考虑温饱问题，但同时减少文化资金投入，等于要削减年轻人的想像力，这是很短视的做法，这样做相当于削减了未来的生产力。那些有机会受到文化和创造力熏陶的孩子，虽然大多数投身到政治、商界各行各业，不会成为音乐家，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他们曾经发现的世界，他们所受到的启迪和思考会提高个人生产力，很多调查已经证明了这点。
迷信的音乐家
经常世界各地旅行演出，霍普听过许多乐界的八卦糗事，他由此写下了一本叫做《古典乐界的各种悲催意外》的书。朱亦兵则从西方音乐家的“迷信”习惯谈到了有关音乐的信仰问题
霍普：很多音乐家都是很迷信的，在音乐会上台前都会担心出岔子，因此都会做各种事情来祈祷保证音乐会顺利进行。有些人上台前先在地上吐口水、或者敲敲木板以保证走好运。有些人会有专门的仪式，比如上台前不吃巧克力、不喝可乐。
其实这种上台前的迷信仪式已经进行了五六百年了，我写这本书就是要收集从巴赫、莫扎特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同行上台前的糗事。事实上在音乐会进行当中确实会有各种状况发生，我一次在演出时，小提琴的弦忽然断了，打到我脸上划破了我的嘴唇。下台贴上胶布止血后上台继续演出时，却发现其他伙伴看着我开始笑。我不明白为什么，于是转过脸来看观众，结果观众看到我以后也哈哈大笑。原来当时我样子很好笑：嘴唇上的胶布没粘牢，伤口连皮带肉地挂在胶布上。其实现在我也有我的“习俗”：演出前我必须吃够，而且要吃面食米饭类，因为要保证气力。 朱亦兵：人不一定非要有什么宗教，但是没有信仰的人不正常也不健康。我是到三十五六岁，很晚才热爱上音乐，之前只是个很优秀、聪明、强悍的大提琴演奏者。我的老师莫里斯·让德隆30年前告诉我：拉琴和搞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当我在拉琴，脑子里没有音乐时我根本不害怕，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不喜欢音乐。
霍普：我是完全在音乐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我6个月那年，我母亲应聘成了梅纽因的临时秘书。每天我母亲带着我去上班。从那时起直到1999年梅纽因去世，我都是在梅纽因身边度过的。从小就接触各种各样的音乐家，很早我就有音乐熏陶的环境，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不存在音乐的世界。梅纽因家中会来往形形色色的音乐家，我很早也就接触到爵士、乡村音乐、拉维香卡的印度音乐等。这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更早的受到音乐启发。现在我听到的就只是音乐，很难区分是什么种类的，“好音乐”就是可以能让我得到心灵启发的。我也因此敬佩朱教授做的事情，希望年轻人通过音乐来寻找到他们共同的感受。尤其对于儿童来说，尽早受到音乐的启发非常有益，尤其是现场的音乐，不论是什么乐器，就会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大脑就会对他们接受到的信号做出反应，在长大以后就很可能变成一个性格开朗、更开放的人。
朱亦兵：我特别反感有一种说法“高雅音乐进校园”。我做过一张专辑，专门在标题里写“音乐无高雅低俗之分，只有感人与否之别”。好的音乐肯定会继续下去，根本不用担心。
朱亦兵
1986年在日内瓦国际大提琴比赛中获奖，成为中国大提琴界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奖第一人。曾担任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十五年，同时客席任德国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2004年回国，现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大提琴教研室主任。
朱亦兵
归国10年，逆流而上
{F=FAMOUS 朱=朱亦兵}
F：你在瑞士生活了20年，放弃优厚的待遇与轻松的生活后回国也已有10年。我知道在国内普及音乐并不容易。
朱：我庆幸今生我起码活过两次，纯净至极点的瑞士生活让我尝到了天堂的滋味，而十年来在国内坚持音乐理念的艰难更使我认定了这个世界上每一条小鱼儿都明白的道理：逆流而上才是生命之本。我“失去”很多，但收获更多。
F：最近你又去了一次纽约，有什么新感想？
朱：最精彩的是每天晚上看音乐剧，美国人对舞台的掌控力是一流的，让人明白这个金钱帝国其实时刻都在用歌唱与舞蹈在开发自己的精神源泉。我拜访了几位三十多年前音乐学院的老校友，看到他们各自安居乐业、神态轻盈，真为他们高兴。
F：向孩子普及音乐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
朱：拉着小孩子们去晒晒太阳，就会喜欢上太阳。
F：专业还是业余的音乐家，谁更能获得乐趣？
朱：这问题很简单：我们是爱吃的民族，做美食的都是大师傅，我们最不能吃的同胞就是给我们吃的大师傅，但他们吃的馒头咸菜。我想，我们一边做山珍海味，但也不满足于馒头咸菜。
F：你建议给临终的老人听什么音乐？
朱：我的外国朋友们常说，音乐是人和上帝沟通的语言。人性最普通的感觉是，人生就一回，越到最后越珍惜，人希望有一种东西是永恒的，短暂的生命跟这些永恒的东西沾沾边。不光跟老人，而是跟人性的交流。这跟文化还是有区别的，佛教让人平静下来，很多西洋音乐是让人想哭就哭吧。这是文化的区别。东方传统文化是忍住好。我们这个时代，情感是有温度的，人不能整天喝酒，但情感需要酒精，眼睛一放光，就舒服一点，而不是喝茶、休息、安静、忍耐。音乐家的任务是和任何人用音乐的方式来交流，来展示生命是有限的，但美是永恒的。
丹尼尔·霍普
（Daniel Hope）
集小提琴家、音乐节总监、专栏作家、社会活动家、BBC电台节目主持人于一身的多栖艺术家，已故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弟子，6届德国古典“回声”大奖得主。
丹尼尔·霍普
带着DV拍北京
F：你喜欢随身带DV旅行演出，这次来北京拍了什么？
霍：我喜欢拍每天经历的小细节，有时是音乐会，有时是后台，这次来北京我平生第一次爬长城去了，这是我想做了很久的事。
F：你有一个项目，专门发掘集中营里创作的音乐。最初是怎么开始的？
霍：平时我就喜欢看虚构历史，前一段在读美国作家艾瑞克·拉尔森（Erik Larson）的《野兽花园》，写的是德国纳粹时期的爱与恐惧。有一次我开车时，听见了收音机里一首无名氏的曲子，里面有种无以言表的强大力量，后来我去翻资料，发现是个在集中营里的年轻人创作的—作曲者虽然都自知来日无多，但音乐中却并没有充斥伤感与惆怅。后来我发掘的大量在集中营内创作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力量。我听着这些音乐，就听见了人类精神。
F：你们音乐进校园的普及活动如何进行？
霍：在德国我们有这样的项目：三百多名我的同行，他们都是演奏家，我们每年至少都会做一次音乐进校园的活动，他们会进到小学的课室里面，给孩子们演奏，孩子们的背景有富有贫，但他们对音乐的感觉都一样，而且他们大多都是第一次接触古典音乐。对音乐家来说，跟小孩子们聊天、展示乐器，看着他们惊讶的表情，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不光是坐在台上请观众听我们的音乐。这些孩子们到长大了也要面对现实生活，要去工作、付房贷，但在此之前，他们能够有个感性的认识，对他们的人生都有意义。
VS.
朱亦兵
谈谈琴抒抒情
国际古典音乐界的“变色龙”丹尼尔·霍普（Daniel Hope）与海归10年的大提琴家朱亦兵，这次在北京是初次见面。一见如故的两位，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忽然发现用德文沟通最直接畅快。
两位音乐家在对话期间观点投契。虽然他们身上都有“古典音乐家”的标签，但两人都身体力行推广“世间音乐不分种类、只有好坏之分”的理念。比如在严格的音乐会规则面前，两人提倡情感与人性先行；两人都关注在乐迷之外、尤其在孩子们中间普及音乐。朱亦兵大提琴乐团不久前刚为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演奏，但更多的时候，他与他的乐团自掏腰包在全国上山下乡，进校园上大街普及音乐。活跃于世界各地的霍普，11月刚在柏林勃兰登堡门举办了免费音乐会，纪念75年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遇害者，还将90岁的集中营幸存者可可·舒曼请到了现场，当晚柏林组织了各中小学的孩子们来当观众。而每年不定期，他都会为孩子们举办专场音乐会。
统筹/编辑/撰文： 张璐诗 美编：周鑫瑶 摄影：邹龙 场地：今日美术馆
鼓掌之道
听音乐会该不该鼓掌、几时鼓掌，这似乎都有章法可循。可规则从哪儿而来，真是一成不变吗？
朱亦兵：形式太容易学，但学了没用。两百年前我们自居“中国”，其他的是外面的。后来我们发觉外面还有人，无数的生活文化微小的细节慢慢向我们涌来，比如音乐。西洋音乐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另外一种想法和生活方式，跟我们有差别。戏曲，热闹到一定时候，我们会叫“好”。但听音乐会，音乐完了以后不要马上鼓掌。音乐像光一样，你不能以为你听不见了它就不存在，如果音乐家的弓子没拉完就鼓掌，会切断这种情感。
霍普：听音乐会的方式，音乐家和观众交流的方式在不断变化，确实很难去制定一个规则。贝多芬的时代，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时，第二乐章结束后，掌声持续了十多分钟，乐队应要求又重复演奏了同一个乐章。鲁宾斯坦1907年在巴黎的独奏会，观众不光在乐章结束后鼓掌，甚至在觉得弹得好的某一段落后直接打断、喝彩。观众在演出当中自由、自然表达感情，这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去听音乐会变成像去教堂一样，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德国的节目单上会印上“乐章之间不要鼓掌” ，用这种外在的规则去要求大家不去自然表达听音乐感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作为演奏者跟观众进行交流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赞同朱教授的说法：如果听到让你感觉强烈的东西，比如柴可夫斯基，要去表达一种能量的释放，鼓掌完全没问题。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需要制造一种安静的氛围，忽然鼓掌会破坏情绪。演奏者和观众是互动的关系，大家需要互相学习，找到能获得共鸣的方式。
现场音乐，从娃娃抓起
霍普是多栖音乐家。他拉小提琴，当音乐节总监，写畅销书，在英美电台做节目主持。朱亦兵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自建大提琴乐团，上山下乡全国各地跑，是传播音乐的志愿军。两人深信现场音乐要“从娃娃抓起”。
朱亦兵：我最近在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组织了一百六七十个小孩子拉大提琴，大提琴是很少可以单独群居的动物。比如有一个人是伟大的独奏家，但要是让一百个伟大的独奏家在一起会很难受。我做大提琴乐团，就是喜欢让年轻的同胞们学会交流，共同呼吸，感悟音乐的真谛：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但又是共同的心理。这样有关人性与音乐的教学，在我们的中国音乐教育里面缺得一塌糊涂。
霍普：年轻人进音乐厅，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年纪大的人去听音乐会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音乐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是年轻人，音乐家在现场能给他们带来的就更多了。我看见年轻人就看见了未来，不光是古典音乐、而是人类的未来：古典音乐的意义就是创造有创造力的人类，去发现一个充满了丰富灵感的世界，而不是训练音乐家。在欧洲，我会不定期举办儿童专场音乐会，2000个4-9岁的孩子满场乱喊乱叫的，太让人兴奋了：他们的想像力是无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你带给他们的，会得到怎样开放的反馈。对于我们演奏者来说，从年轻观众身上获得的惊喜也是最多的。
朱亦兵：我想，中国普通的年轻人绝大部分从来没有听过现场音乐。我回国十年，带着中央音乐学院的一群学生，上山下乡，大概办了200多场校园音乐会，没有体制的支持和认可，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我刚刚发现，教育是不可以和文化分开的。
霍普：要把教育和文化分开来很可笑。文化是教育的基础，为个体制造想像力的基础，在经济低靡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考虑温饱问题，但同时减少文化资金投入，等于要削减年轻人的想像力，这是很短视的做法，这样做相当于削减了未来的生产力。那些有机会受到文化和创造力熏陶的孩子，虽然大多数投身到政治、商界各行各业，不会成为音乐家，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他们曾经发现的世界，他们所受到的启迪和思考会提高个人生产力，很多调查已经证明了这点。
迷信的音乐家
经常世界各地旅行演出，霍普听过许多乐界的八卦糗事，他由此写下了一本叫做《古典乐界的各种悲催意外》的书。朱亦兵则从西方音乐家的“迷信”习惯谈到了有关音乐的信仰问题
霍普：很多音乐家都是很迷信的，在音乐会上台前都会担心出岔子，因此都会做各种事情来祈祷保证音乐会顺利进行。有些人上台前先在地上吐口水、或者敲敲木板以保证走好运。有些人会有专门的仪式，比如上台前不吃巧克力、不喝可乐。
其实这种上台前的迷信仪式已经进行了五六百年了，我写这本书就是要收集从巴赫、莫扎特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同行上台前的糗事。事实上在音乐会进行当中确实会有各种状况发生，我一次在演出时，小提琴的弦忽然断了，打到我脸上划破了我的嘴唇。下台贴上胶布止血后上台继续演出时，却发现其他伙伴看着我开始笑。我不明白为什么，于是转过脸来看观众，结果观众看到我以后也哈哈大笑。原来当时我样子很好笑：嘴唇上的胶布没粘牢，伤口连皮带肉地挂在胶布上。其实现在我也有我的“习俗”：演出前我必须吃够，而且要吃面食米饭类，因为要保证气力。 朱亦兵：人不一定非要有什么宗教，但是没有信仰的人不正常也不健康。我是到三十五六岁，很晚才热爱上音乐，之前只是个很优秀、聪明、强悍的大提琴演奏者。我的老师莫里斯·让德隆30年前告诉我：拉琴和搞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当我在拉琴，脑子里没有音乐时我根本不害怕，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不喜欢音乐。
霍普：我是完全在音乐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我6个月那年，我母亲应聘成了梅纽因的临时秘书。每天我母亲带着我去上班。从那时起直到1999年梅纽因去世，我都是在梅纽因身边度过的。从小就接触各种各样的音乐家，很早我就有音乐熏陶的环境，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不存在音乐的世界。梅纽因家中会来往形形色色的音乐家，我很早也就接触到爵士、乡村音乐、拉维香卡的印度音乐等。这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更早的受到音乐启发。现在我听到的就只是音乐，很难区分是什么种类的，“好音乐”就是可以能让我得到心灵启发的。我也因此敬佩朱教授做的事情，希望年轻人通过音乐来寻找到他们共同的感受。尤其对于儿童来说，尽早受到音乐的启发非常有益，尤其是现场的音乐，不论是什么乐器，就会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大脑就会对他们接受到的信号做出反应，在长大以后就很可能变成一个性格开朗、更开放的人。
朱亦兵：我特别反感有一种说法“高雅音乐进校园”。我做过一张专辑，专门在标题里写“音乐无高雅低俗之分，只有感人与否之别”。好的音乐肯定会继续下去，根本不用担心。
朱亦兵
1986年在日内瓦国际大提琴比赛中获奖，成为中国大提琴界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奖第一人。曾担任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十五年，同时客席任德国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2004年回国，现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大提琴教研室主任。
朱亦兵
归国10年，逆流而上
{F=FAMOUS 朱=朱亦兵}
F：你在瑞士生活了20年，放弃优厚的待遇与轻松的生活后回国也已有10年。我知道在国内普及音乐并不容易。
朱：我庆幸今生我起码活过两次，纯净至极点的瑞士生活让我尝到了天堂的滋味，而十年来在国内坚持音乐理念的艰难更使我认定了这个世界上每一条小鱼儿都明白的道理：逆流而上才是生命之本。我“失去”很多，但收获更多。
F：最近你又去了一次纽约，有什么新感想？
朱：最精彩的是每天晚上看音乐剧，美国人对舞台的掌控力是一流的，让人明白这个金钱帝国其实时刻都在用歌唱与舞蹈在开发自己的精神源泉。我拜访了几位三十多年前音乐学院的老校友，看到他们各自安居乐业、神态轻盈，真为他们高兴。
F：向孩子普及音乐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
朱：拉着小孩子们去晒晒太阳，就会喜欢上太阳。
F：专业还是业余的音乐家，谁更能获得乐趣？
朱：这问题很简单：我们是爱吃的民族，做美食的都是大师傅，我们最不能吃的同胞就是给我们吃的大师傅，但他们吃的馒头咸菜。我想，我们一边做山珍海味，但也不满足于馒头咸菜。
F：你建议给临终的老人听什么音乐？
朱：我的外国朋友们常说，音乐是人和上帝沟通的语言。人性最普通的感觉是，人生就一回，越到最后越珍惜，人希望有一种东西是永恒的，短暂的生命跟这些永恒的东西沾沾边。不光跟老人，而是跟人性的交流。这跟文化还是有区别的，佛教让人平静下来，很多西洋音乐是让人想哭就哭吧。这是文化的区别。东方传统文化是忍住好。我们这个时代，情感是有温度的，人不能整天喝酒，但情感需要酒精，眼睛一放光，就舒服一点，而不是喝茶、休息、安静、忍耐。音乐家的任务是和任何人用音乐的方式来交流，来展示生命是有限的，但美是永恒的。
丹尼尔·霍普
（Daniel Hope）
集小提琴家、音乐节总监、专栏作家、社会活动家、BBC电台节目主持人于一身的多栖艺术家，已故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弟子，6届德国古典“回声”大奖得主。
丹尼尔·霍普
带着DV拍北京
F：你喜欢随身带DV旅行演出，这次来北京拍了什么？
霍：我喜欢拍每天经历的小细节，有时是音乐会，有时是后台，这次来北京我平生第一次爬长城去了，这是我想做了很久的事。
F：你有一个项目，专门发掘集中营里创作的音乐。最初是怎么开始的？
霍：平时我就喜欢看虚构历史，前一段在读美国作家艾瑞克·拉尔森（Erik Larson）的《野兽花园》，写的是德国纳粹时期的爱与恐惧。有一次我开车时，听见了收音机里一首无名氏的曲子，里面有种无以言表的强大力量，后来我去翻资料，发现是个在集中营里的年轻人创作的—作曲者虽然都自知来日无多，但音乐中却并没有充斥伤感与惆怅。后来我发掘的大量在集中营内创作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力量。我听着这些音乐，就听见了人类精神。
F：你们音乐进校园的普及活动如何进行？
霍：在德国我们有这样的项目：三百多名我的同行，他们都是演奏家，我们每年至少都会做一次音乐进校园的活动，他们会进到小学的课室里面，给孩子们演奏，孩子们的背景有富有贫，但他们对音乐的感觉都一样，而且他们大多都是第一次接触古典音乐。对音乐家来说，跟小孩子们聊天、展示乐器，看着他们惊讶的表情，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不光是坐在台上请观众听我们的音乐。这些孩子们到长大了也要面对现实生活，要去工作、付房贷，但在此之前，他们能够有个感性的认识，对他们的人生都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