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源自供给过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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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不是供给过剩造成通货紧缩。
  我们的许多消费品的确是供大于求,但还没有多到往大海里倾倒牛奶的程度。当彩电生产企业价格战打得头破血流时,全国农村近一半的家庭却没有彩电。
  城市居民对汽车和住房的需求不断上升,但消费环境却强差人意。尤其是汽车消费更成问题,税赋、保险、贷款、交通管理、公安等各方面的费用降不下来,有些部门的做法实际上不是鼓励消费而是抑制消费。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通货紧缩。
  自1998年至2002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期比指数升幅有50个月低于1%,31个月增幅在零以下,期间升幅最高的为1.2%。问题的严重性不仅表现于通货紧缩对当前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影响,而且由于物价持续下降,将导致生产企业的预期下降,投资减少,未来增加生产的意向越来越低,影响未来的生产。由于物价持续下降,还会引致消费者预期发生变化,现期消费不如未来消费,这就会使现期的消费下降。而现期消费下降又会导致生产存货增加,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若如此延续下去,就会造成生产发生萎缩,影响经济增长,甚至出现经济危机。
  那么,通货紧缩的根源是什么呢?
  物价持续下降,通货紧缩,是不是由于货币供应量不足造成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数字,最近几年来,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有所加快。从现象上来说,至少可以断定,不是货币供应量下降造成的,至于是不是由于货币传导机制出了问题,从近几年银行体制和货币传导机制来看,既然这些体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五年前没有发生通货紧缩,而在几年后的今天发生了紧缩,至少可以排除是传导机制发生质变引致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批发物价定基比指数显示,1995年第四季度和1996年第一季度物价增幅已很低,增长不足3%,1996年物价开始出现负增长,消费价格也出现相同的趋势,而广义货币量M2在1996年以前的几年里保持20%的增长速度,1995年各月平均增幅约30%;在大约20%~30%的平均增长幅度下,物价仍然出现负增长。而在最近年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保持在平均14%~15%的的水平,这一水平比其他国家要高得多。
  那么,发生通货紧缩的根源是不是由于供给过剩引起的?这是一部分学者认同的观点,而且很有市场。供给能力过剩,的确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现象,重复建设过多,各地大干快上,仅彩电生产线就引进了几十条。众多汽车生产厂家纷纷各自扩大规模,而全国所有厂家的汽车产量还赶不上世界大厂家一家所造的汽车多。正是80年代的饥渴症导致了生产能力盲目扩张,凡是专用性资本性强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结合比较紧密的企业都没有发展起来,汽车业最为典型;相反,那些资本密集型强但技术密集型不强的的企业都在各地开花结果,家电业成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剩是必然的现象。这是中国工业结构的体制条块分割所决定的,也是由于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准确地说是由于部门所有制与地方所有制决定的。
  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是,当家电业的主要厂家产品过剩时,而中国农村近一半家庭却没有用上彩电,而用上彩电的家庭用的是25英寸以下的电视,中国农村至少有1亿台的市场。如果这些潜在的市场变成现实的市场,彩电业的日子不是不好过,而是扩大生产也来不及。汽车市场也是如此,当消费的环境被严重扭曲时,汽车消费成了公安、税务、交通(包括驾校)、保险、银行、汽车厂家等部门的唐僧肉时,汽车消费也就变成了一些部门所有者的肥水,要扩大这样的内需,显然是要多花费成本的。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消费增长缓慢。这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一方面,生产相对过剩,一些产品卖不出去,价格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一些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家庭急需消费,但由于受到收入预期的影响,不愿也不敢消费。很明显,生产过剩是与广大消费者的购买能力相比而言的。这种过剩是相对的,是相对普通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来讲的。
  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是导致农民消费增长减缓的根本原因。1978年城乡收入差别为2.6:1,1985年缩小到1.9:1,到2001年又扩大到2.9:1。1986年~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87%,而同时期城镇人均收入增长160%,几乎比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快一倍。这样的逆调节现象,不仅不能缩小城乡差距,而且还以很快的速度扩大了城乡差距。1995年比1978年农副产品价格收购指数上升3.4倍,而2002年农副产品价格比1995年下降22.5%。而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势头正持续下去。加入WTO以后,而农民收入赖以增长的主要来源农产品价格还会下降,而农民负担、乡镇体制改革等还见不到端倪。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指望农民收入会有较快增长仍不现实。
  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24794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64%,而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5%,少了0.86个百分点;日本人均个人消费支出18404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支出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无论按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还是按美元汇率计算,我国的实际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
  很明显,生产相对过剩是与城乡居民的收入相比而言的。通货紧缩只不过是这种现象的表现形式而已。当城乡居民预期下降,收入就会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现期消费就会下降;而现期消费下降,产品价格就会下降,厂商预期投资的收益会下降;这就导致投资需求下降,整个经济会出现通货紧缩和需求下降。政府的投资需求会带动一部分投资需求,但投入公共设施与公共品收益下降,同时存在漏出效应,投资的乘数效应减低,无法抵消全社会整个投资的下降。而出口需求要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整个经济处在不稳定之中。
  解决这个问题,要从需求开始。就投资需求而言,仅仅扩大政府投资,追加国债不是长久之计。近几年连续发国债,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一些公共品得到了较快发展,但这种投资时间长,收益低,更何况经过几年的投入,一些好项目已经建成,再加大这种投资会增加财政风险。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政府投资由于层层发包,真正流入农民工钱包的钱并不多,拉动最终需求牵引力有限。由于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远远低于私人投资,仅仅靠政府投资这条路,尤其靠国债投资已经走不通。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拉动民间投资。民间储蓄加上手持现金,足有十万亿之多。仅仅考虑到可支配投资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私营企业投资仍低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投资量。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卡壳了呢?
  究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就投资的制度环节而言,仍然存在着一大二公的旧观念,尽管全国人大作了决议,所有对境外人投资开放的领域对内资都一视同仁,也对内资开放。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人们的观念,还是投资环境,尤其是政府支持、银行贷款、技术改造、产业准入方面,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歧视。例如私人投资办中学、大学仍存在各种限制,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并没有转到监督管理上来。在教育垄断的同时,大量的中学生、大学生筹集巨额的学费到国外上学,大量的教育资源在流向国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私人投资不开放造成的后果。文化产业也是如此。文化产业在美国是第四大产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美国文化的传播。反观我们,没有将产业与控制分离开来,真正好的产品出不来,产业也无法做大,文化需求也无法满足,大量的资源在流失。
  从消费需求来看,问题就更复杂了。一方面,城市居民对汽车、住房和信息的需求成日益上升之势,另一方面,这三大件的消费环境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汽车消费更成问题。税收、保险、银行、交通、公安、停车场等各种费用降不下来,抑制消费而不是鼓励消费,成为限制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
  从农村需求来看,提高农民收入喊了多年,降低农民负担采取了多少措施,但农民收入难以有实质性提高,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实现下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农民购买力不提高,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而言,空调、电冰箱、电脑不成为消费新三件,我国产业结构的新一轮结构升级难以完成,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的设想也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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