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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春秋》究竟发生着怎样的纠葛？这一追问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整个学界，至今尚未得到较好地解决。本文认为二者都是儒家士人为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一种言说手段，即通过对先人典籍的当下解读进行话语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先秦士人与汉代儒士共有的策略取向。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强调的乃是文化价值功能的衔接与转化，因而有其内在的逻辑链接关系，绝非如钱玄同、顾顿刚等认为的“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