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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趾瓷即是漳州窑素三彩瓷
在日本，人们谈茶时所提到的“交趾”一般是指陶瓷器。自古以来，茶文化界都笼统地认为它指的是原产于古代东南的交趾国(今越南)的舶来品，其中最有代表的是交趾香盒。绿、黄、紫等釉色鲜艳的各式香盒，其多姿多彩充满异国情调的造型，使人联想到热带南国。另外，分别用青、蓝、紫等色釉装饰了“堆线”花纹的壶、瓶等在日本也称为交趾。至今在日本“涂有绿、黄、紫等彩釉的16至17世纪的中国陶瓷均被称为交趾瓷……除香盒外，这些陶瓷器被设想在中国南部所烧，故也多被称为华南三彩。”
以上日本人所言交趾瓷、华南三彩中，除“青、蓝、紫等色釉装饰了堆线”花纹的法花器外，我国习称素三彩。
素三彩的主要颜色有黄、绿、紫(或呈紫褐)三色，也用黑、白两色，因不用红色(荤色)，素雅洁静，故被人们称为素三彩。素三彩之名称出现于清末，宣统二年出版的《陶雅》有：“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民国初年《饮流斋说瓷》进一步说明：“黑白等地而绘绿、黄、紫三色花者，谓之素三彩(素三彩亦有连地统计者)。”素三彩是在杂彩的基础发展并成熟的。明成化元年已见素三彩，如《鸿禧集珍》中有一件素三彩足具，上楷书“成化元年孟秋吉日景德镇东山程氏静乐轩章靖公十一世孙节淳置为妻何氏足具用”。如果说仅以一件传世品，不足为证，可能并不足以推翻《中国陶瓷史》的“正德时期……创制了‘素三彩’新品种”说。景德镇珠山成化官窑中发掘出土素三彩香薰，方座底部有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双方框款。足以证明成化年间素三彩技艺已较为成熟。有人也许会问，日本传世的平和窑素三彩香盒中何以能见到红色釉?其实所谓红色乃褐色，部分红色为漆上色，为出窑后上漆(也许是购者，也许是经销商)，笔者曾见到盒盖上的鱼纹为无釉涩胎，《交趾香合》110页也见两件已施釉的香盒，盖顶无釉涩胎，涩胎处应为上漆用。日本文献中即有涂漆的记载，《槐记》中记录了享保11年1月23日用于茶会的香盒“略长，呈素陶状，雕有蔓草花纹，盖上则有剑状菱形纹，涂有朱漆，乃为交趾，实为精美。”
谈到素三彩，以往仅知它是景德镇明、清两代生产的。1992年春，福建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居民林添民写信给平和县博物馆，报告了该村发现一处古窑址。经考古发掘为素三彩窑，成为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在日本，“交趾香合”的称呼已存在了近300年，但产地窑口一直误为越南。1992年，日本学者森村健一访问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看到了平和窑的陶瓷标本，判断圈足带细沙的青花瓷和素三彩香盒就是日本所称的“汕头器”和“交趾香合”。1997年田坑窑的发掘，证明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众多被称为“交趾瓷”、“华南三彩”的素三彩，实为平和县明末清初产品，为长期悬而未决的海内外众多的此类陶瓷的窑口问题提供了证据，找到了归宿。为此，中日双方合作举办了“交趾香盒——福建省出土文物与日本的传世品”特别展，并出版图录，影响甚巨。
素三彩的外销与“交趾瓷”得名
交趾是今越南北方红河下游地区古代的称谓，唐初已更名安南，10世纪后始分离成为独立的国家越南。关于交趾一词的来龙去脉，古今解释有多种。最早解释的是《后汉书·南蛮传》日：“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日交趾。”《山海经》则列举了南方数十国的名称，称：“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郭濮注：“言脚胫曲戾相交，所谓雕题交趾者也。”唐人杜佑《通典》云：“南方夷人，其足大，趾开广，若并足而立，其指则交，故名交趾。”越南陶文英《越南古代史》认为：交趾之名是从蛟龙图腾引申而来的。《交趾探源》则认为：交趾一词的由来同古代天文历法相关，可能得白于日影相交或南北相交的中心点。笔者以为，不管作何解，交趾是指越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日：“交趾，今安南地，及汉唐郡县。”
日本在宽平六年(894年)废除了遣唐使制度后，可以说进入了锁国状态，历经宋元明三朝，数百年间没有任何贸易往来。明朝廷为取缔海盗活动，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实行“海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福建人因往日本贸易，被台风飘至朝鲜者数达千人，可见前往日本贸易的闽商很多，而且大多数是漳州人。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正式取消海禁，准贩东西洋，为防倭患仍禁止与日本通商。因此自然形成了转口贸易，据《东西洋考》载：与月港贸易往来的有交趾(越南北部沿海)等数十个国家。据岩生成一《新版朱印船贸易史的研究》提到：明人何乔远有“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乎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荷兰总督奎恩有：广南是极好的港湾，具体地说是交趾支那一带有停泊港，在这里中国人同日本人交易一年年兴隆起来了。由此可以推测，所谓与交趾进行的贸易，实质上是日本同明朝商船之间的进出口贸易。
此外，西川如见曾于元禄八年著《华夷通商考》，宝永五年(1708年)增补版中有：“交趾是一个国家的总称，来到日本被称为‘交趾’的船只来自那个国家叫广南的地方……这个国家中居住着许多中国人，而且来自福建和漳州的商船也云集于此，从那里满载日用百货来到日本的所谓交趾商船中有的实际上受雇于居任在当地的中国商人，代替他们完成从交趾送货到日本的任务。”这说明，当朱印船成为历史后，来自中国福建漳州的商船就开始以“交趾船”的名义来往于交趾与日本之间了。在福建漳州平和县发现交趾瓷，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其贸易途径了。但是无论它是从福建直接销到长崎港，还是经由交趾间接贸易，所谓“交趾瓷”原产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其理由之一也许是日本人对交趾情有独钟，中国商人则投日本人所好吧。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商人的商业意识在命名方面的一个反映。因为这些“素三彩”来源于交趾船，而又不明产地，故以“交趾瓷”称之。较早的时候有人指出：“交趾瓷”是产于越南或者中国南部的制品。后来龟井明德就明确指出“交趾瓷”是“明代华南彩釉陶”。
台湾刘铭侮则解释曰：“日据时代，日本人偶些将叶麟趾或其师兄弟的陶偶送至法国博览会展出，当时此种陶偶并未有正式名称，只因乃交陆镇师祖传来，而暂称交阯陶偶……后日本人又将广东交阯镇，误为越南境内之交趾镇，而将交阯陶称为‘交趾烧’”。其实，日本人所称“交趾烧”乃据其风格似素三彩，而将这类作品称为交趾陶瓷。
然而，2006年出版的“巨著”《世界陶瓷》还将4件福建“交趾香盒”列为3世纪越南产品实不应该。
田坑窑素三彩
田坑窑以素三彩为主，兼烧青花瓷，也见极少的青瓷、白瓷及酱釉瓷。《福建平和县田坑素三彩窑址调查》、《福建平和南胜田坑窑的素三彩略探》、《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造型和装饰艺术》、《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瓷器的工艺特色与来源》、《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介绍较详，《交趾香 合——福建省出土遗物と日本の伝世品特别展》一书中所见标本彩图及日本传世“交趾香合”也较全面。笔者无需多费笔墨。田坑窑自1997年秋发掘后，已基本不见遗物，笔者多次考察仅采集到百余件(片)素三彩标本(包括素烧件)，其中部分内书有“大卅九”、“白廿口”、“大九一”、“孔六五”、“千四口”、“人卅大”等铭文，也见一些未见披露的新标本。如：菱口盘，完整，轮制，盘内刻荷塘水禽纹饰，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田坑窑素三彩产品国内不见出土，传世的仅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被误定为“辽三彩”或“金三彩”。笔者有专文论证，论文完成时还不见该盘标本。此后，该标本的出土证实笔者观点正确。
关于田坑窑素三彩的时代问题，一般认为是明代末期的天启四年(1624年)上下较合适，而日本学者却对此有所质疑。性质为对外贸易瓷，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也有人在《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中认为：漳州窑素三彩以外销为主，也有少量内供。并引用漳浦县明正德纪年墓出土的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为据。漳浦的所谓“正德纪年墓出土素三彩瓜棱水注”，实为从盗墓者手中收缴，为事后到现场调查。调查者认为它与平和窑素三彩极为相似，是否为闽南地区产品，尚待进一步认定。笔者认为该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窑素三彩有相似的一面，但总体风格却不同。如果被认定为田坑窑产品，那么就意味着田坑窑的烧造时间提前到正德年间(1506～1521年)。从《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看，均支持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天启四年上下)，却又出现引用了“正德素三彩”为平和窑素三彩内供的依据。这就意味着他否定了自己同一文中所支持的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素三彩在福建闽南确有少量留存，笔者已见过近十件，但并不具内销之意义。可能是外销环节中的无意散失。见于图录中的可确定为平和窑素三彩的仅有一件莲瓣口盘(图1)，却被误定为“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该盘为故宫博物院1954年购藏，并被作为“辽(金)三彩”收入众多陶瓷书刊，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中国陶瓷全集》、《宋辽陶瓷鉴定》、《中国陶瓷综述》等书中及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等报刊上。田坑窑出土的素烧件(图2)，确证它是平和田坑窑或洞口窑素三彩产品。相同的菱花口盘洞口窑也有出土。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认为：田坑窑发掘出土和历次调查采集的素三彩香盒，未达到《形物香合相朴》序列表中的半数，并且出土的多为序列表中比较靠下之物。其做工与被定为上列的“大龟香合”、“台牛香合”、“菊蟹香合”、“分铜龟香合”等相比较，则显单薄且纤细，且烧成物坚硬者多。或许平和县一带还会发现烧制“大龟香合”、“台牛香合”、“分铜龟香合”的窑址。笔者采集的这件石榴形“火焰马香盒”素烧件(图3)，很可能就是《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十八位色绘火焰马香合”，但与传世“火焰马香合”(图4)其他非主题纹饰有一些差异，可知“火焰马香合”不止一种。另外日本有一件交趾狒狒香盒(图5)烧成地不详，相同的素烧标本(图6)已在田坑窑出土。
洞口窑素三彩
洞口窑素三彩被笔者发现并首次作了报道，已大致将该窑地址、品种、规模等作了详细介绍。
洞口窑采集的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有盒、罐、瓶、笔架、香炉、军持、塑像、碗、盘、方碟、耳饰、莲花座、印模等200余件。素三彩香盒品种不如田坑窑，许多产品与田坑窑相同。但也发现不少田坑窑不见之品种，与田坑窑形成了产品互补。
1、香盒
石榴形盒盖，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二段目十位柘榴香合”一致；鱼跃香盒(图7)，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七位 荒磯香合”相同(图8)，田坑窑也见该标本出土，海水纹不尽相同；回头鸟盒，模印成形，施黄釉多脱落，盖与盒粘连，目前未见传世品；福字香盒，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福之字香合”；寿字香盒，纹饰有数种，其中一件与日本传世品相同(图9、图10)，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寿之字香合”；联珠花纹盒，模印成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与粮站窑址标本纹饰相同；模印联珠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褐釉；瓜形盒，大中小几种残件，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牡丹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一件为印花牡丹，一件为凹刻牡丹；花鸟纹盒，模印成形，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因残，上似有一鸟，花旁似一塔尖；竹纹盒，模制，盖面针刀刻竹纹，未见传世品；压印竖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有大有小；椭形盒，模制，盒壁呈瓜棱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另外尚见几种纹饰精美的残盒，均不见传世品可资比照。
2、素三彩罐
刻花罐，仅一残片，内施白釉，外施酱褐釉，罐口刻花填黄、绿彩；素纹罐，采集数件，均无口沿，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瓜形罐，采集数件，均残，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
3、素三彩瓶
出筋纹瓶，口沿残失，仅剩上腹部，模印成形，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上有墨书“前九枚分……又十七枚……又三枚分五……又十五枚分四……又七……又口十七枚……”推测是窑工记数的残件。这式瓶较特别，青花瓶中可见到这类瓶，为喇叭口，颈口折束细小。1998年洞口窑曾出土不明器一件，内施青釉，器表素胎，残高11.8cm，与此件造型一样；双耳瓶，盘口，颈附双龙耳，圆鼓腹，喇叭足，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颈、腹线刻折技花卉图案，足刻云纹；瓶颈，残存瓶颈，分别以紫、绿、黄、黑、白五色绘花卉纹，虽出自窑址却不敢断定为该窑产品，因与其他素三彩器有较大区别。
4、素三彩壶
采集数件，均无口沿，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5、素烧笔架
山形笔架，山形，架座为模制，一侧为花，一侧为海波纹，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6、素烧军持
军持，仅残存流，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这种军持在东南亚等国家有较多收藏，但不见素三彩军持，也有可能是其它低温釉军持。
7、素三彩炉
开光鱼纹炉，拉坯成型，鼎式，双耳，三足，内无釉，外壁对称刻鱼纹及菱纹，纹饰填黄釉，无纹处施绿釉，底足无釉；兽足炉，残存炉足，内无釉，外施绿釉。
8、素烧耳饰
龙形耳饰，模印成形，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可能是双耳瓶的残存件。
9、素三彩塑像
供像，采集10余片，均缺头部，其中一件残高达25an以上，一件残高约10cm，模制，大件者内施 青釉，小件者内无釉，都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田坑窑也曾见“佛像”，头、底均残失，素烧，灰红胎，表面泛黄，身披袈裟，盘腿端坐，与洞口窑的供像略似；西域人像，残存头部，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10、素三彩莲花座
莲花座，模印成形，器表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底挖一孔。上有接胎痕。
11、素烧印模
印模，有多种残件，其中一件完整器为联珠纹盒的印模，底面有4杂梅花纹及3个长方形凹纹，可能用于固定。
12、素三彩盘
宝鸭荷莲纹盘(图11，口径18.5、高5.2cm)，较完整，轮制，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与日本传世品(图12)相同；素三彩盘，洞口窑有多种，多为残片，不见开光盘；莲纹盘(图13)，残片，内刻莲花等纹，因残不明，莲施黄釉，枝叶为紫釉，地为绿釉，外壁亦为绿釉，圈足内底无釉，与之相同纹饰的素三彩盘在日本见传世，纹饰为宝鸭穿莲纹(也有称莲池鸳鸯纹盘，笔者以为不确，因仅见一只，何称“鸳鸯”)，内底亦无釉，可知这类内底无釉的素三彩盘为洞口窑产品，田坑窑的素三彩器多满釉；菱花口盘，残片，内施化妆土，外施白釉，内底刻一鹭莲荷(一路连科)纹，这类外施高温釉内素烧的器物较特别，与田坑窑的菱花口盘不同，田坑窑不见外施高温釉内刻花素烧器皿。
13、素三彩碗
宝鸭荷莲碗，较完整，轮制，敞口折沿内敛，圈足，内底刻划宝(保)鸭(甲)荷(和)莲(连)纹，腹刻朵宝纹饰，沿刻花卉纹，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14、素三彩碟
倭角方碟，模制素烧，已填彩，因残破等种种原因未施釉装烧。
15、不明物
共2件，一件似器足，外有模印覆莲纹，与之大小、造型、纹饰等相似的器物，田坑窑曾出土一件，定名为“小杯”。另一件似器盖，模制成型，施化妆土素烧。
关于洞口窑的烧造年代，发掘报告认为应在明代晚期。原报告发现3处遗物堆积，笔者却发现有5处堆积。笔者在窑址采集到“万历通宝”铜钱和日本“宽永通宝”铜钱。“万历通宝”为明万历四年(1576年)始铸；“宽永通宝”为日本后水尾天皇宽永二年(1625年)始私铸，发行令正式发出是宽永十三年(1636年)。另外采集到的青花小杯有清早初期特征。因此，笔者综合了发掘报告和采集新标本等，推测洞口窑的烧造年代为明万历晚期至清代早期。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认为：交趾香盒与素三彩作品在作工与釉调上有时间差，即交趾香盒乃是先行制于素三彩盒子及碟子等，推测素三彩是迄今所认为的那样，是进入清代以后的作品，而且还应该有早于田坑窑而烧造交趾香盒的其他窑存在，或许在早于田坑窑的窑中烧制“大龟香盒”、“台牛香盒”等作品。若将长崎市筑町遗迹出土的交趾香盒考虑为1630年以前，则各自的推定年代有相当的差距。这种时间上的沟壑，大概会伴随着今后先行于田坑窑之窑址的发现，而逐渐填平。如今洞口窑正是先行于田坑窑之窑址。
从总体看，洞口窑面积较大，烧造素三彩的地点有三处(包括陂沟窑)，烧造品种较全面，许多田坑窑不见的品种在该窑却较多发现。洞口窑与田坑窑的不少器物非常近似，说明两窑有诸多联系，甚至有合作经营关系。洞口窑烧造时间应早于田坑窑，延续时间也较长，是一处外销为主兼及内销的大窑场，素三彩瓷只是兼烧品种，随着海外订单的增多，才开辟了另一处专业窑——田坑窑，专烧素三彩。
平和窑素三彩技术来源
平和窑素三彩瓷的烧造窑场，目前可获确定的有田坑窑与洞口窑两处，尚未认定的窑场有花仔楼窑(仅有极少几片出土)和粮站附近(仅出土一件素烧香盒盖)。当然，将来还会有新的烧造素三彩瓷的窑场会被发现。
关于平和窑素三彩瓷技术来源问题，梅华全认为来自景德镇，理由有三：1、两者制作风格相同；2、万历时期景德镇高岭土枯竭；3、万历二十七年，因烧造龙缸，陶工童宾被逼赴火而死，引起大规模“民变”。因此，部分景德镇窑工逃亡到福建平和县继续本行。也有人引用吕成龙“素三彩瓷器是在‘杂彩’瓷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认为：平和县素三彩窑技术是与其周边相关的“杂彩”相关，如与田坑窑相邻的花仔楼窑址和洞口窑址，出土少量单色釉器和釉彩(釉画)瓷器。单色釉器有蓝釉、酱釉、黄釉等。所谓釉彩是指以釉描绘图案、纹样的装饰方法，迄今已发现的均是以酱釉或蓝釉为地，在其上用白釉作画。这些材料为田坑窑素三彩在明末呈一时盛行提供了很好的技术铺垫，不再让人有突兀之感。我也同意景德镇素三彩是从杂彩中走出来的。吕成龙所指的：白釉绿彩、白釉黄彩、黄地绿彩、绿地黄彩、黄地紫彩、绿地紫彩计6种杂彩，均为低温釉。与平和窑所谓“釉彩”或“釉画”(名称不确，引用他人创作的命名未加脚注。笔者在《海外藏“饼花手”与窑口标本的对比研究》一文有详论。)无关，平和窑的色地堆花(即所谓的“釉彩”或“釉画”)为高温一次烧成，根本不同于杂彩、素三彩的两次入窑工艺。
笔者认为平和县窑业技术是以景德镇窑工为技术支撑的，明嘉靖以后，景德镇灾荒、瘟疫、兵灾时有发生，如嘉靖十九年“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业，聚佣万余人，会大水食绝，遂肆掳掠，村镇为墟。”嘉靖二十年“辛酉，初，江西平乐县民党佣工于浮梁，岁饥食，浮梁民负其佣值，尽遣道之，遂行劫夺。”隆庆五年正值兵灾，朝廷又强迫烧制御器十万件，引起“地方工匠等鸣告。”万历年间“陶户既当大疫，又复增税，财务胜涌，米盐阻绝，亡命鼓，几成大乱”等等，民不聊生，迫使部分窑工流散迁移，部分流入了福建平和县情有可原。又据福建研究者考证，正德十二年平息寇乱后，曾留选部分兵众定居平和，其中有江西籍陶瓷窑工。九峰镇(原平和县治所在地)有俗称“江西坟”的山岗，系平和设县以来江西移民公坟，世代沿称而得名。另外，从正德十四年至崇祯二年，有13位江西籍人士任平和知县。时值月港海上贸易繁荣，瓷器又是外销大宗商品，江西籍县令自然要利用自身优势从江西引进陶瓷技术工人到平和，烧造贸易瓷以获利。平和田中央窑曾出土一件“太原郡”铭挡箍，有学者称“太原郡”为地方官或地方官府用器。那么可否理解平和县部分窑场为地方官府所设“地方官窑”，利用本地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和便利的水路出海口，烧造瓷器外销赢利?这些江西籍地方官也带来了江西陶瓷技工，以便指导本地窑业。福建元代已有二次烧造的低温釉窑场，而晋江磁灶蜘蛛山窑是专业低温釉窑场，生产黄彩、绿彩、黄绿彩等铅釉器，平和窑有了磁灶窑的部分技术延伸，通过不断学习景德镇先进的生产工艺，因而形成了似于景而又不同于景的素三彩瓷。
在日本，人们谈茶时所提到的“交趾”一般是指陶瓷器。自古以来，茶文化界都笼统地认为它指的是原产于古代东南的交趾国(今越南)的舶来品，其中最有代表的是交趾香盒。绿、黄、紫等釉色鲜艳的各式香盒，其多姿多彩充满异国情调的造型，使人联想到热带南国。另外，分别用青、蓝、紫等色釉装饰了“堆线”花纹的壶、瓶等在日本也称为交趾。至今在日本“涂有绿、黄、紫等彩釉的16至17世纪的中国陶瓷均被称为交趾瓷……除香盒外，这些陶瓷器被设想在中国南部所烧，故也多被称为华南三彩。”
以上日本人所言交趾瓷、华南三彩中，除“青、蓝、紫等色釉装饰了堆线”花纹的法花器外，我国习称素三彩。
素三彩的主要颜色有黄、绿、紫(或呈紫褐)三色，也用黑、白两色，因不用红色(荤色)，素雅洁静，故被人们称为素三彩。素三彩之名称出现于清末，宣统二年出版的《陶雅》有：“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民国初年《饮流斋说瓷》进一步说明：“黑白等地而绘绿、黄、紫三色花者，谓之素三彩(素三彩亦有连地统计者)。”素三彩是在杂彩的基础发展并成熟的。明成化元年已见素三彩，如《鸿禧集珍》中有一件素三彩足具，上楷书“成化元年孟秋吉日景德镇东山程氏静乐轩章靖公十一世孙节淳置为妻何氏足具用”。如果说仅以一件传世品，不足为证，可能并不足以推翻《中国陶瓷史》的“正德时期……创制了‘素三彩’新品种”说。景德镇珠山成化官窑中发掘出土素三彩香薰，方座底部有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双方框款。足以证明成化年间素三彩技艺已较为成熟。有人也许会问，日本传世的平和窑素三彩香盒中何以能见到红色釉?其实所谓红色乃褐色，部分红色为漆上色，为出窑后上漆(也许是购者，也许是经销商)，笔者曾见到盒盖上的鱼纹为无釉涩胎，《交趾香合》110页也见两件已施釉的香盒，盖顶无釉涩胎，涩胎处应为上漆用。日本文献中即有涂漆的记载，《槐记》中记录了享保11年1月23日用于茶会的香盒“略长，呈素陶状，雕有蔓草花纹，盖上则有剑状菱形纹，涂有朱漆，乃为交趾，实为精美。”
谈到素三彩，以往仅知它是景德镇明、清两代生产的。1992年春，福建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居民林添民写信给平和县博物馆，报告了该村发现一处古窑址。经考古发掘为素三彩窑，成为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在日本，“交趾香合”的称呼已存在了近300年，但产地窑口一直误为越南。1992年，日本学者森村健一访问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看到了平和窑的陶瓷标本，判断圈足带细沙的青花瓷和素三彩香盒就是日本所称的“汕头器”和“交趾香合”。1997年田坑窑的发掘，证明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众多被称为“交趾瓷”、“华南三彩”的素三彩，实为平和县明末清初产品，为长期悬而未决的海内外众多的此类陶瓷的窑口问题提供了证据，找到了归宿。为此，中日双方合作举办了“交趾香盒——福建省出土文物与日本的传世品”特别展，并出版图录，影响甚巨。
素三彩的外销与“交趾瓷”得名
交趾是今越南北方红河下游地区古代的称谓，唐初已更名安南，10世纪后始分离成为独立的国家越南。关于交趾一词的来龙去脉，古今解释有多种。最早解释的是《后汉书·南蛮传》日：“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日交趾。”《山海经》则列举了南方数十国的名称，称：“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郭濮注：“言脚胫曲戾相交，所谓雕题交趾者也。”唐人杜佑《通典》云：“南方夷人，其足大，趾开广，若并足而立，其指则交，故名交趾。”越南陶文英《越南古代史》认为：交趾之名是从蛟龙图腾引申而来的。《交趾探源》则认为：交趾一词的由来同古代天文历法相关，可能得白于日影相交或南北相交的中心点。笔者以为，不管作何解，交趾是指越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日：“交趾，今安南地，及汉唐郡县。”
日本在宽平六年(894年)废除了遣唐使制度后，可以说进入了锁国状态，历经宋元明三朝，数百年间没有任何贸易往来。明朝廷为取缔海盗活动，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实行“海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福建人因往日本贸易，被台风飘至朝鲜者数达千人，可见前往日本贸易的闽商很多，而且大多数是漳州人。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正式取消海禁，准贩东西洋，为防倭患仍禁止与日本通商。因此自然形成了转口贸易，据《东西洋考》载：与月港贸易往来的有交趾(越南北部沿海)等数十个国家。据岩生成一《新版朱印船贸易史的研究》提到：明人何乔远有“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乎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荷兰总督奎恩有：广南是极好的港湾，具体地说是交趾支那一带有停泊港，在这里中国人同日本人交易一年年兴隆起来了。由此可以推测，所谓与交趾进行的贸易，实质上是日本同明朝商船之间的进出口贸易。
此外，西川如见曾于元禄八年著《华夷通商考》，宝永五年(1708年)增补版中有：“交趾是一个国家的总称，来到日本被称为‘交趾’的船只来自那个国家叫广南的地方……这个国家中居住着许多中国人，而且来自福建和漳州的商船也云集于此，从那里满载日用百货来到日本的所谓交趾商船中有的实际上受雇于居任在当地的中国商人，代替他们完成从交趾送货到日本的任务。”这说明，当朱印船成为历史后，来自中国福建漳州的商船就开始以“交趾船”的名义来往于交趾与日本之间了。在福建漳州平和县发现交趾瓷，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其贸易途径了。但是无论它是从福建直接销到长崎港，还是经由交趾间接贸易，所谓“交趾瓷”原产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其理由之一也许是日本人对交趾情有独钟，中国商人则投日本人所好吧。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商人的商业意识在命名方面的一个反映。因为这些“素三彩”来源于交趾船，而又不明产地，故以“交趾瓷”称之。较早的时候有人指出：“交趾瓷”是产于越南或者中国南部的制品。后来龟井明德就明确指出“交趾瓷”是“明代华南彩釉陶”。
台湾刘铭侮则解释曰：“日据时代，日本人偶些将叶麟趾或其师兄弟的陶偶送至法国博览会展出，当时此种陶偶并未有正式名称，只因乃交陆镇师祖传来，而暂称交阯陶偶……后日本人又将广东交阯镇，误为越南境内之交趾镇，而将交阯陶称为‘交趾烧’”。其实，日本人所称“交趾烧”乃据其风格似素三彩，而将这类作品称为交趾陶瓷。
然而，2006年出版的“巨著”《世界陶瓷》还将4件福建“交趾香盒”列为3世纪越南产品实不应该。
田坑窑素三彩
田坑窑以素三彩为主，兼烧青花瓷，也见极少的青瓷、白瓷及酱釉瓷。《福建平和县田坑素三彩窑址调查》、《福建平和南胜田坑窑的素三彩略探》、《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造型和装饰艺术》、《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瓷器的工艺特色与来源》、《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介绍较详，《交趾香 合——福建省出土遗物と日本の伝世品特别展》一书中所见标本彩图及日本传世“交趾香合”也较全面。笔者无需多费笔墨。田坑窑自1997年秋发掘后，已基本不见遗物，笔者多次考察仅采集到百余件(片)素三彩标本(包括素烧件)，其中部分内书有“大卅九”、“白廿口”、“大九一”、“孔六五”、“千四口”、“人卅大”等铭文，也见一些未见披露的新标本。如：菱口盘，完整，轮制，盘内刻荷塘水禽纹饰，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田坑窑素三彩产品国内不见出土，传世的仅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被误定为“辽三彩”或“金三彩”。笔者有专文论证，论文完成时还不见该盘标本。此后，该标本的出土证实笔者观点正确。
关于田坑窑素三彩的时代问题，一般认为是明代末期的天启四年(1624年)上下较合适，而日本学者却对此有所质疑。性质为对外贸易瓷，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也有人在《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中认为：漳州窑素三彩以外销为主，也有少量内供。并引用漳浦县明正德纪年墓出土的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为据。漳浦的所谓“正德纪年墓出土素三彩瓜棱水注”，实为从盗墓者手中收缴，为事后到现场调查。调查者认为它与平和窑素三彩极为相似，是否为闽南地区产品，尚待进一步认定。笔者认为该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窑素三彩有相似的一面，但总体风格却不同。如果被认定为田坑窑产品，那么就意味着田坑窑的烧造时间提前到正德年间(1506～1521年)。从《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看，均支持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天启四年上下)，却又出现引用了“正德素三彩”为平和窑素三彩内供的依据。这就意味着他否定了自己同一文中所支持的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素三彩在福建闽南确有少量留存，笔者已见过近十件，但并不具内销之意义。可能是外销环节中的无意散失。见于图录中的可确定为平和窑素三彩的仅有一件莲瓣口盘(图1)，却被误定为“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该盘为故宫博物院1954年购藏，并被作为“辽(金)三彩”收入众多陶瓷书刊，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中国陶瓷全集》、《宋辽陶瓷鉴定》、《中国陶瓷综述》等书中及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等报刊上。田坑窑出土的素烧件(图2)，确证它是平和田坑窑或洞口窑素三彩产品。相同的菱花口盘洞口窑也有出土。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认为：田坑窑发掘出土和历次调查采集的素三彩香盒，未达到《形物香合相朴》序列表中的半数，并且出土的多为序列表中比较靠下之物。其做工与被定为上列的“大龟香合”、“台牛香合”、“菊蟹香合”、“分铜龟香合”等相比较，则显单薄且纤细，且烧成物坚硬者多。或许平和县一带还会发现烧制“大龟香合”、“台牛香合”、“分铜龟香合”的窑址。笔者采集的这件石榴形“火焰马香盒”素烧件(图3)，很可能就是《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十八位色绘火焰马香合”，但与传世“火焰马香合”(图4)其他非主题纹饰有一些差异，可知“火焰马香合”不止一种。另外日本有一件交趾狒狒香盒(图5)烧成地不详，相同的素烧标本(图6)已在田坑窑出土。
洞口窑素三彩
洞口窑素三彩被笔者发现并首次作了报道，已大致将该窑地址、品种、规模等作了详细介绍。
洞口窑采集的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有盒、罐、瓶、笔架、香炉、军持、塑像、碗、盘、方碟、耳饰、莲花座、印模等200余件。素三彩香盒品种不如田坑窑，许多产品与田坑窑相同。但也发现不少田坑窑不见之品种，与田坑窑形成了产品互补。
1、香盒
石榴形盒盖，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二段目十位柘榴香合”一致；鱼跃香盒(图7)，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七位 荒磯香合”相同(图8)，田坑窑也见该标本出土，海水纹不尽相同；回头鸟盒，模印成形，施黄釉多脱落，盖与盒粘连，目前未见传世品；福字香盒，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福之字香合”；寿字香盒，纹饰有数种，其中一件与日本传世品相同(图9、图10)，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寿之字香合”；联珠花纹盒，模印成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与粮站窑址标本纹饰相同；模印联珠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褐釉；瓜形盒，大中小几种残件，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牡丹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一件为印花牡丹，一件为凹刻牡丹；花鸟纹盒，模印成形，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因残，上似有一鸟，花旁似一塔尖；竹纹盒，模制，盖面针刀刻竹纹，未见传世品；压印竖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有大有小；椭形盒，模制，盒壁呈瓜棱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另外尚见几种纹饰精美的残盒，均不见传世品可资比照。
2、素三彩罐
刻花罐，仅一残片，内施白釉，外施酱褐釉，罐口刻花填黄、绿彩；素纹罐，采集数件，均无口沿，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瓜形罐，采集数件，均残，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
3、素三彩瓶
出筋纹瓶，口沿残失，仅剩上腹部，模印成形，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上有墨书“前九枚分……又十七枚……又三枚分五……又十五枚分四……又七……又口十七枚……”推测是窑工记数的残件。这式瓶较特别，青花瓶中可见到这类瓶，为喇叭口，颈口折束细小。1998年洞口窑曾出土不明器一件，内施青釉，器表素胎，残高11.8cm，与此件造型一样；双耳瓶，盘口，颈附双龙耳，圆鼓腹，喇叭足，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颈、腹线刻折技花卉图案，足刻云纹；瓶颈，残存瓶颈，分别以紫、绿、黄、黑、白五色绘花卉纹，虽出自窑址却不敢断定为该窑产品，因与其他素三彩器有较大区别。
4、素三彩壶
采集数件，均无口沿，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5、素烧笔架
山形笔架，山形，架座为模制，一侧为花，一侧为海波纹，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6、素烧军持
军持，仅残存流，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这种军持在东南亚等国家有较多收藏，但不见素三彩军持，也有可能是其它低温釉军持。
7、素三彩炉
开光鱼纹炉，拉坯成型，鼎式，双耳，三足，内无釉，外壁对称刻鱼纹及菱纹，纹饰填黄釉，无纹处施绿釉，底足无釉；兽足炉，残存炉足，内无釉，外施绿釉。
8、素烧耳饰
龙形耳饰，模印成形，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可能是双耳瓶的残存件。
9、素三彩塑像
供像，采集10余片，均缺头部，其中一件残高达25an以上，一件残高约10cm，模制，大件者内施 青釉，小件者内无釉，都施白色化妆土素烧。田坑窑也曾见“佛像”，头、底均残失，素烧，灰红胎，表面泛黄，身披袈裟，盘腿端坐，与洞口窑的供像略似；西域人像，残存头部，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10、素三彩莲花座
莲花座，模印成形，器表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底挖一孔。上有接胎痕。
11、素烧印模
印模，有多种残件，其中一件完整器为联珠纹盒的印模，底面有4杂梅花纹及3个长方形凹纹，可能用于固定。
12、素三彩盘
宝鸭荷莲纹盘(图11，口径18.5、高5.2cm)，较完整，轮制，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与日本传世品(图12)相同；素三彩盘，洞口窑有多种，多为残片，不见开光盘；莲纹盘(图13)，残片，内刻莲花等纹，因残不明，莲施黄釉，枝叶为紫釉，地为绿釉，外壁亦为绿釉，圈足内底无釉，与之相同纹饰的素三彩盘在日本见传世，纹饰为宝鸭穿莲纹(也有称莲池鸳鸯纹盘，笔者以为不确，因仅见一只，何称“鸳鸯”)，内底亦无釉，可知这类内底无釉的素三彩盘为洞口窑产品，田坑窑的素三彩器多满釉；菱花口盘，残片，内施化妆土，外施白釉，内底刻一鹭莲荷(一路连科)纹，这类外施高温釉内素烧的器物较特别，与田坑窑的菱花口盘不同，田坑窑不见外施高温釉内刻花素烧器皿。
13、素三彩碗
宝鸭荷莲碗，较完整，轮制，敞口折沿内敛，圈足，内底刻划宝(保)鸭(甲)荷(和)莲(连)纹，腹刻朵宝纹饰，沿刻花卉纹，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14、素三彩碟
倭角方碟，模制素烧，已填彩，因残破等种种原因未施釉装烧。
15、不明物
共2件，一件似器足，外有模印覆莲纹，与之大小、造型、纹饰等相似的器物，田坑窑曾出土一件，定名为“小杯”。另一件似器盖，模制成型，施化妆土素烧。
关于洞口窑的烧造年代，发掘报告认为应在明代晚期。原报告发现3处遗物堆积，笔者却发现有5处堆积。笔者在窑址采集到“万历通宝”铜钱和日本“宽永通宝”铜钱。“万历通宝”为明万历四年(1576年)始铸；“宽永通宝”为日本后水尾天皇宽永二年(1625年)始私铸，发行令正式发出是宽永十三年(1636年)。另外采集到的青花小杯有清早初期特征。因此，笔者综合了发掘报告和采集新标本等，推测洞口窑的烧造年代为明万历晚期至清代早期。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认为：交趾香盒与素三彩作品在作工与釉调上有时间差，即交趾香盒乃是先行制于素三彩盒子及碟子等，推测素三彩是迄今所认为的那样，是进入清代以后的作品，而且还应该有早于田坑窑而烧造交趾香盒的其他窑存在，或许在早于田坑窑的窑中烧制“大龟香盒”、“台牛香盒”等作品。若将长崎市筑町遗迹出土的交趾香盒考虑为1630年以前，则各自的推定年代有相当的差距。这种时间上的沟壑，大概会伴随着今后先行于田坑窑之窑址的发现，而逐渐填平。如今洞口窑正是先行于田坑窑之窑址。
从总体看，洞口窑面积较大，烧造素三彩的地点有三处(包括陂沟窑)，烧造品种较全面，许多田坑窑不见的品种在该窑却较多发现。洞口窑与田坑窑的不少器物非常近似，说明两窑有诸多联系，甚至有合作经营关系。洞口窑烧造时间应早于田坑窑，延续时间也较长，是一处外销为主兼及内销的大窑场，素三彩瓷只是兼烧品种，随着海外订单的增多，才开辟了另一处专业窑——田坑窑，专烧素三彩。
平和窑素三彩技术来源
平和窑素三彩瓷的烧造窑场，目前可获确定的有田坑窑与洞口窑两处，尚未认定的窑场有花仔楼窑(仅有极少几片出土)和粮站附近(仅出土一件素烧香盒盖)。当然，将来还会有新的烧造素三彩瓷的窑场会被发现。
关于平和窑素三彩瓷技术来源问题，梅华全认为来自景德镇，理由有三：1、两者制作风格相同；2、万历时期景德镇高岭土枯竭；3、万历二十七年，因烧造龙缸，陶工童宾被逼赴火而死，引起大规模“民变”。因此，部分景德镇窑工逃亡到福建平和县继续本行。也有人引用吕成龙“素三彩瓷器是在‘杂彩’瓷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认为：平和县素三彩窑技术是与其周边相关的“杂彩”相关，如与田坑窑相邻的花仔楼窑址和洞口窑址，出土少量单色釉器和釉彩(釉画)瓷器。单色釉器有蓝釉、酱釉、黄釉等。所谓釉彩是指以釉描绘图案、纹样的装饰方法，迄今已发现的均是以酱釉或蓝釉为地，在其上用白釉作画。这些材料为田坑窑素三彩在明末呈一时盛行提供了很好的技术铺垫，不再让人有突兀之感。我也同意景德镇素三彩是从杂彩中走出来的。吕成龙所指的：白釉绿彩、白釉黄彩、黄地绿彩、绿地黄彩、黄地紫彩、绿地紫彩计6种杂彩，均为低温釉。与平和窑所谓“釉彩”或“釉画”(名称不确，引用他人创作的命名未加脚注。笔者在《海外藏“饼花手”与窑口标本的对比研究》一文有详论。)无关，平和窑的色地堆花(即所谓的“釉彩”或“釉画”)为高温一次烧成，根本不同于杂彩、素三彩的两次入窑工艺。
笔者认为平和县窑业技术是以景德镇窑工为技术支撑的，明嘉靖以后，景德镇灾荒、瘟疫、兵灾时有发生，如嘉靖十九年“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业，聚佣万余人，会大水食绝，遂肆掳掠，村镇为墟。”嘉靖二十年“辛酉，初，江西平乐县民党佣工于浮梁，岁饥食，浮梁民负其佣值，尽遣道之，遂行劫夺。”隆庆五年正值兵灾，朝廷又强迫烧制御器十万件，引起“地方工匠等鸣告。”万历年间“陶户既当大疫，又复增税，财务胜涌，米盐阻绝，亡命鼓，几成大乱”等等，民不聊生，迫使部分窑工流散迁移，部分流入了福建平和县情有可原。又据福建研究者考证，正德十二年平息寇乱后，曾留选部分兵众定居平和，其中有江西籍陶瓷窑工。九峰镇(原平和县治所在地)有俗称“江西坟”的山岗，系平和设县以来江西移民公坟，世代沿称而得名。另外，从正德十四年至崇祯二年，有13位江西籍人士任平和知县。时值月港海上贸易繁荣，瓷器又是外销大宗商品，江西籍县令自然要利用自身优势从江西引进陶瓷技术工人到平和，烧造贸易瓷以获利。平和田中央窑曾出土一件“太原郡”铭挡箍，有学者称“太原郡”为地方官或地方官府用器。那么可否理解平和县部分窑场为地方官府所设“地方官窑”，利用本地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和便利的水路出海口，烧造瓷器外销赢利?这些江西籍地方官也带来了江西陶瓷技工，以便指导本地窑业。福建元代已有二次烧造的低温釉窑场，而晋江磁灶蜘蛛山窑是专业低温釉窑场，生产黄彩、绿彩、黄绿彩等铅釉器，平和窑有了磁灶窑的部分技术延伸，通过不断学习景德镇先进的生产工艺，因而形成了似于景而又不同于景的素三彩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