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第一任校长朱清时。
　　朱清时曾于1998年至2008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算得上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校长之一。2009年，受深圳市邀请，他南下筹建南科大，过程中不断挑战着原本的高等教育制度。
　　朱清时首先希望大学“去行政化”，由教授治校，政府虽然提供预算，但不干涉学校的日常管理。他还主张通过自主选拔而非统一高考招收学生。南科大招收的第一批45名学生也确实如此。他们没有参加高考，拿到的学位也由南科大自己颁发，而非像其他中国大学那样由教育部颁发。这一系列言论和行动，让南科大很快被寄予“传统大学教育的挑战者和改革者”的期待。
　　不过与外界“想象”中的南科大不同，学生们所经历的南科大可能没有那么多传奇色彩，甚至南科大官方对外宣称的对标对象也一直在变。
　　筹办之初，它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明确目标。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科技大学从建校之初就砸重金聚集了一批顶尖科研人才，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领先的研究型大学。
　　这样的目标也符合南科大所在地深圳市的要求。这座临近香港的超级城市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最年轻的城市，这意味着它缺乏高等教育资源—在南科大之前，深圳只有深圳大学一所综合大学，以及两所职业技术学院。
　　南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深圳市政府。在南科大的服务使命中，也明确写着“服务深圳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双方没有有透露过每年投入的具体数字，但南科大的教师们普遍同意，在这里能获得更好的薪酬和科研条件。这也是初期南科大吸引人才的重要砝码。
　　香港科技大学的速成模式对深圳很有吸引力。事实上，香港科技大学的3名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厉建书正是南科大筹建之时的重要成员。但他们与朱清时产生了分歧。
　　朱清时希望尽快招聘人才，根据现状逐渐建立南科大的框架，而3名教授要求首先制定明确的办学目标、专业规划和规章制度，再开始招聘教授、招收学生。最后的结果是，2011年，3位教授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南科大的筹建工作。同年，南科大开始招收第一批45名学生。
　　不少早期入学南科大的学生的确是被这所学校的改革抱负吸引。教育部门曾希望为第一批的45名学生安排一场“走形式”的特殊高考，让他们获得正式的入学资格，以便他们的学位今后能被政府机关或国有公司认可。但这45名学生没有参加，有学生这样表述原因：“参加高考就是‘背离’改革。”
　　2013年入学的陈越也是如此。他毕业于内地一所重点高中，属于那种成绩优秀但“不太听话”的学生。陈越在高二时读到了《南方周末》对南科大的一篇报道，其中有“去行政化”“导师制”“前两年不分专业”等内容。“当时觉得这些提法很好，很认同。”陈越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不过进入大学校园后，他首先体验到的是比想象中更大的学业压力，同学之间流传的一种玩笑话是“没想到读了个‘高四’”。
　　南科大的学生虽然在大学的前两年不分专业，但实际上，他们大多数的课程仍是确定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Java、英语听说等课程是大一的必修课—这实际上是一种理工科大类学校的培养思路。上述课程除了高数与线性代数，其余全部使用英文教材，采取双语教学，对学生是不小的挑战。
　　每周约25课时，再加上不亚于上课的作业负担，不少南科大的學生在第一年几乎把所有精力投入课业学习中。和高中一样，这里评价学生的最主要标准还是成绩（GPA）。
　　同时，学生在大二就必须有选择地选修专业课，所以，专业的分流实际上从大二—而非大三—就开始了。
　　当初招生宣传时的重点之一“导师制”，则成为一个偶然性很高的制度。南科大确实以每五六名学生配备一名导师的标准实施该制度，而且学生可以在入学之初就自主选择导师。不过，学生与导师的交流效果完全看个人意愿。有的导师经常与学生交流，但也有没见过几面的导师和学生，学校对此并无硬性约束。
　　让大多数学生认可的，是进入实验室的机会。南科大的学生只要愿意，从大一开始就可以选择进入老师的实验室。这对于理工科的学生来说是重要的训练。
　　与陈越同级的李炅不讨厌高强度的学业压力，完整的理科基础学习让他能够尝试不同专业的知识，他喜欢这种保持许多可能性的状态。
　　不过他身边更多的同学，很快就明确了自己在大学的首要任务—准备出国深造。事实上，整个学校的氛围都在鼓励这一点。
　　南科大的官网上，陈列了2018届优秀毕业生的介绍。一共14人，其中2人直升了本校的研究生，1人在国内高校读研，其余11人全部都将赴海外深造。
　　这种氛围有历史原因。由于第一批学生的学位无法在国内得到认可，他们天然地就更倾向去国外深造，获得一个硕士或者博士学位。最终这一批学生毕业时，79%选择了出国留学。对不少有志于出国深造的学生而言，这反倒成为一个吸引力。
　　李炅原本没有强烈的意愿，但在这种氛围之下也逐渐明确了出国深造的方向。“当你看到你很尊敬的老师有海外学历背景，身边有很多准备托福、GRE的同学，再加上学长学姐的经验，你自然会逐渐倾向于这一方向。”他最后也如愿拿到了国外大学的offer。
　　但如果学生发现自己不适合科研道路，或者不愿意出国深造，他们的选择就变得很有限。陈越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在大三选定专业后有一段迷茫期，不知道自己未来该做什么，也无法从老师或前辈口中得到有用的就业建议。“高中的时候，我也曾模糊地设想过自己从事科研。但一个高中生很难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陈越说。
　　他在毕业后选择加入同学创办的创业公司。陈越说：“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可能还会选择现在的专业，但一定会在大学看更多历史、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书。” 　　在与港科大的教授分道扬镳后，朱清时曾在公开演讲中把加州理工大学视作南科大的目标—这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的大学规模很小，但拥有全球顶尖的科研实力—他希望南科大能够办成一个小而精的科技大学，只培养顶尖的学术人才。目前，南科大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在1000名左右，这个数字相比于北大清华确实更少。
　　不过，南科大的现实却与这一目标有矛盾。如果要在科研领域获得声望，本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是重要的资源，也是培养重点，但南科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独立招收研究生。
　　直到今年，南科大才成为教育部认可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设立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力学4个博士点和7个硕士点。这对一所中国的大学来说至关重要，意味着它将拥有更多的研究力量，有机会申请更多的科研项目基金，拿出更多科研成果。这些也能同时帮助它在人才市场和招生竞争中获得更高评价。
　　2014年，朱清时卸任校长。半年后，南科大聘请了新一任校长，北大原副校长陈十一。
　　在陈十一的公开言论中，南科大的对标对象再一次发生变化，变成了临近硅谷的斯坦福大学。陈十一说南科大同样乐见毕业生在创业和就业中获得成功。南科大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被视作只是一所出国申请的培训学校。
　　而且，即使是一所纯粹以理科和工科为主的学校，也同样需要，或者说必须有人文教育。现在南科大建立了社会科学中心和人文中心，虽然不是正式的专业，但他们能为学生开设选修课。陈越和陈炅都认为，缺乏专业以外的通识课程，是南科大培养方案中最大的短板之一。《南科新知》是学生自己制作的一本校园刊物，有一期的封面文章是南科大师生的阅读状态调查，标题是《你有多久没捧起过一本书了》。
　　在南科大初期的招生宣传中，本科生教学改革、去行政化这些大学本身的目标曾被作为宣传重点。南科大确实建立了由教授选举和校长委任产生的学术委员会。但同时，南科大也和所有中国大学一样设有党委会，它的两任党委书记都曾是深圳市政府的官员—现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与当年的“激进改革者”形象越来越远。

　　另一个受到巨大关注的“改革重点”—自主招生、不参加高考—也已经成为过去。目前南科大采用的招生方法是折中的“631”模式：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复试和面试成绩占30%、高中阶段平时成绩占10%。这也是经过教育部认可的“改革试点”。根据北京市教委刚刚发布的高校招生改革方案，2020年起，高校在北京招生也可申请尝试综合评价模式，其中对高考成绩的占比要求也是不低于60%。
　　有趣的是，南科大内部曾非正式地讨论过是否可以像其他大学一样，完全依照高考成绩招生，取消30%的自主招生部分。原因是有不少老师认为高考的分数能更有效地反映一个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力。而提出反对声音的是政府的教育管理机构，因为30%的自主招生考试被视为高校招生改革的典型案例，它们需要这个案例。
　　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考题已经逐渐变得与传统的理科竞赛题相似，原本那些脑筋急转弯式的“怪题”越来越少。包括李炅在内，很多学生都支持这一改变，但也有一些学生对如今的考题感到失望。
　　现在，南科大在招生时，提到更多的是它的出国交换机会、进入实验室的机会、全英语教学，以及毕业后的出国深造比例等。这也的确是学生，或者说家长更关心的话题。
　　即使是没有选择出国读研道路的陈越也同意，南科大强有力的专业教学、英语授课，以及实验室的训练，对学生颇有价值，也能显著提高学生在科研和申请国外学校时的竞争力。
　　如果单从高考分数线而言，南科大的进步可谓迅速。一所招生不过8年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在有些省市已经可以与原“985高校”同等。
　　同时，南科大也不再是深圳市唯一扶持的大学，如今深圳已经或正在建立的大学包括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等。这意味着无论是招生办学，还是从地方政府获取支持，它面临的竞争都更为激烈。
　　现在的南科大，正在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现有评价标准下的好大学。这有点像是一个在适应环境之后找到生存之道的创业公司。而筹备初期朱清时与港科大教授的分歧，如果翻看中外合资公司的创立史，也能看到太多类似的例子。
　　不论是前两年不分专业、英文教学，还是鼓励学生进入实验室，南科大的这些做法在中国的大学中确实創新，但这些创新与它成立时所背负的“去行政化”“招生改革”“中国高校试验田”等名词已经关系不大。声名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或许是南科大这个改革案例真正有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