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下旬，我应广东省政协的邀请，对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发表了一篇有关国际形势与公共外交的讲话。会后，广东省外办的老主任黄子强问了我一个问题：谈起外交，大家都记得周总理讲的“外交无小 事”。由于公共外交的开展，参加公共外交的人数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外交无小事”？
　　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外交无小事”是他对从事外交工作人员的重要教诲。外交工作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当然有大事和小事之分。“外交无小事”，首先是要求参与外交工作的人员要认真去做这项工作，不能掉以轻心。
　　“外交无小事”的另一层含义，是细节决定成败。外交工作中，有的看起来是细节，但是影響很大。过去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菜单他是要亲自过目的。菜单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并不小。菜单中可以看出主人对客人的态度。过去，总理对邀请伊斯兰客人，中方开始提出的菜单中出现了猪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总理当年强调“外交无小事”的另一层更深的含义是，要通过外交工作，体现新中国的外交风格。新中国外交风格最重要的是平等待人。不卑不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同大国打交道，要求对方平等待人，而不能居高临下；在同小国打交道时，要充分尊重对方。周恩来总理在这方面是我们的典范，他对小国、穷国十分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总理的言行和举止中。总理经常讲的两句话：“客随主便，主随客便”。总理对任何大国主义的言行，是深恶痛绝的。
　　我认为，对“外交无小事”的上述理解，今天仍然是适用的，我们搞公共外交也不例外。
　　另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今天的形势与总理当年面临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我们的外交舞台大大扩大了，1976年总理去世的时候，与中国的建交国仅有103国，中美还没有建交。而今天，与中国的建交国已达172国，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二，中国与世界交往的规模今非昔比。1949年到 1978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加在一起才28万，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而2011年，中国出境的人数高达7000万，除去赴港、澳、台的，走向世界的有近3000万人，是当年的3000倍。
　　第三，小外交已经变成了大外交。总理在世的时候，中国外交主要还是政治外交。我们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文化交往是很有限的。今天则不然，外交变成了大外交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军事等等，参加外交的行为体也大大增多了。
　　第四，世界了解中国的需求大大增加了。总理在世时，当然世界也想了解中国，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我们与外部世界来往很有限。而今天则不然，中国与世界已经连成了一气，高度的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胡锦涛主席说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从事公共外交时，必定要有所创新。不创新我们就很难适应今天面临的这样一个新局面。今天世界需要了解的中国是全方位的，绝不局限在政治领域。这样一来，我们的创新余地就很大了。
　　2006年10月，基辛格来华访问，我们一起共进早餐。当时我担任外交学院院长，请他到外交学院论坛去讲一次话。基辛格听后，想了想，然后对我说：“讲话就不必了，但是，我很愿意跟外交学院的学生进行座谈。”我问他为什么要同学生们进行座谈？他回答说：“今天，中美关系不错。但是，我不知道20年后中美关系会怎样。要预测20年后的中美关系如何，就要了解今天青年人的思想状况。”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全方位的工作。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背口径是不行的，而是要讲自己的真实想法。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要人家真正信服并不容易，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当世界确信中国真的是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崛起的阻力就会减少。公共外交在这方面是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