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卫星互联网是一种以卫星等天基设备为媒介与网络节点,与地面设备互联互通且能提供与地面互联网类似服务的网络。不同于传统的光纤电缆,卫星互联网多通过低地轨道卫星之间的链路以及卫星与地面接入点之间的对应链路实现数据传输。目前一些大国和科技公司正在竞逐卫星互联网。美国SpaceX公司提出了太空高速互联网“星链计划”,并已成功发射1493颗卫星,用户过万。此外,俄罗斯信使卫星系统公司、英国一网公司、加拿大Telesat公司、韩国三星公司等相继开始卫星互联网项目。
【机 构】
：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卫星互联网是一种以卫星等天基设备为媒介与网络节点,与地面设备互联互通且能提供与地面互联网类似服务的网络。不同于传统的光纤电缆,卫星互联网多通过低地轨道卫星之间的链路以及卫星与地面接入点之间的对应链路实现数据传输。目前一些大国和科技公司正在竞逐卫星互联网。美国SpaceX公司提出了太空高速互联网“星链计划”,并已成功发射1493颗卫星,用户过万。此外,俄罗斯信使卫星系统公司、英国一网公司、加拿大Telesat公司、韩国三星公司等相继开始卫星互联网项目。
其他文献
《家庭制造》是伊恩·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反响最为热烈的一部作品.该作品主人公“我”屡屡突破道德禁忌,令人心悸地上演了一部道德滑坡与伦理缺失的成长迷误剧.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视角分析少年主人公“我”因身处混沌伦理环境招致其伦理身份困惑,从而引发伦理意识蒙昧直至导致畸形伦理选择,同时解析作品的反成长书写策略强化了作品创作旨向,以此剥离出作品的伦理旨向,有助于读者充分领略作品的文学教诲功能.
西方国家在埃及的殖民扩张、埃及伊斯兰传统教育的衰落、开展大规模改革的需求以及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入等内外因素,构成了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因.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创办各类专业学校、开办各级世俗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等,其教育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式”、凸显实用主义、教育模式偏向精英教育以及保留宗教教育等基本特点.这一教育改革打破了埃及伊斯兰传统教育的垄断地位并具有以下影响:构建了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立的格局;推动了埃及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埃及社会的思想解放;促进了近代埃及工业发展;培养了实用型人才并确保其
阿富汗困局是当前国际安全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内暴力活动的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与秩序.阿富汗的政治动荡自20世纪70年代持续至今,实现阿富汗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完成现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建构.阿富汗的国家建设是全球性力量、区域性力量和国内独特的社会文化力量之间复杂博弈的过程.通过场域理论和过程分析的重新诠释,本文认为在阿富汗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其政治结构包含了内外多种竞争性力量,并在多次互动过程中造就了阿富汗碎片化的政治结构.而政治结构、精英惯习和外部干预之间形成的特殊组合类型,是阿富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宗教”和“思辨哲学”作为靶子进行揭露和批判,虽然通篇没有出现“意识形态”术语,但是蕴涵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基本原理:颠倒的世界产生颠倒的世界意识,对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理论解放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这些基于形成根源、克服途径、功能作用所揭示出来的意识形态基本原理,表明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概念就已经达到了“原则高度”,否定性的概念内涵呼之欲出,其所欠缺的一是正式命名,二是来自唯物史观的系统论证和
网络平台的监管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责任机制实现的。政府监管网络平台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网络平台责任的设置,激励平台对平台内用户生产内容的管理,最终实现对用户行为一定程度的控制。从全球范围来看,长期以来的网络平台责任立法主要包括以美国1998年《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欧盟2000年《电子商务指令》为代表的“中立”标准和以美国1996年《通信净化法案》第230条的“好人法”标准。中国基本沿用的是“中立”的立法例。
September 21 is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Peace. On that day， this unanimous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established in 1981 calls on people everywhere to commit to peace above all differences for 24 hou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带来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全球网络空间与民众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了数字经济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网络风险也与日俱增。当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特点是建立在规则上的治理。各主体围绕规则制定、运用和修改展开的互动,成为全球网络空间制定过程中主体间博弈的主要形式。作为全球网络空间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就是围绕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与标准展开的互动博弈。
联合国大会于2021年5月27日通过关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安排的决议,定于2022年1月启动谈判(决议具体内容可查阅联合国网站)。这标志着联合国主导下首个网络国际公约谈判正式拉开帷幕,是网络规则空间国际制定的重大进展。一、进展2019年12月,第7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由中国、俄罗斯等共提的第247号决议,授权设立政府间特设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谈判打击网络犯罪全球性公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启动的《公约》谈判进程被迫推迟。
《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在刑事案件总量下降背景下,网络犯罪同比上升47.9%,呈现出逆势增长态势。这一态势反映出的现实背景是,“网络犯罪”这一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某几个新型犯罪类型,当前社会面临的是全体犯罪的整体网络化。在此背景下,探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下的公私合作模式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这不仅关系到网络犯罪治理的实际效果,还会在更深层次上影响到刑事司法的基本运行肌理。
在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影响下,中国的数字经济一直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且将持续快速上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4月25日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较2019年提升2.4%。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数字经济也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支柱,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但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给全球知识产权规则带来一系列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