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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罢《我的文字语言观》（徐德江），有几点感想，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据有关媒体报道，时下全球大约3000万人在学汉语。学好汉语的首要条件是对汉字要有科学的认识，企图绕过汉字这个门槛只学汉语或中文的拼音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真正学好汉语或中文（中文这里指中国语言文字，即汉语汉字）的目标的。
《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是近20余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学“非主流学派”的代表作。作者系统地、全面地、概括地总结了近20多年来在同国内外“主流学派”的争辩中所确立的语言文字理论中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读罢总会觉得作者是在讲自己真实的语言文字学观点——与国内外传统观点反差很大的观点，他讲都是真话，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这是了解、认识、研究当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历史与现状不可多得的一份材料。作者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将其和盘托出，敢拿自己当靶子、不怕成为众矢之的，这不但需要勇气与自信，更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文章对中外语言学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作者如当年哥伦布把鸡蛋突然立在平滑桌面上的举动一样，让人觉得“简单”，但又颇有见地。这就是他把“明确简约”视为“一切文字语言结构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根本规律和科学标准”。
译者同样认为：迄今为止，中文是世界上最为“明确简约”的语文。说中文如“用乘法说话”而说西文则像是“用加法说话”，这道理正如在寓言故事里，癞蛤蟆与燕子比赛数数时，癞蛤蟆是赢家一样，因为它说的是“二五一十”，只用了四个音节，而燕子数数，似乎很快，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却用了十个音节。不难明白，用中文说话似乎慢条斯理，但在单位时间内所要表达的内容绝不会比用西文所要表达的内容为少。
作者明确指出人类口说语言的统一绝对不会发生在文字统一之前。作为语言的一种载体——文字（包括字音文字和非字音文字两类），特别是形象化的或便于联想的非字音文字（或叫它字形、字符），肯定会优先得到人类的认同。长久以来人们惯于使用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术语符号，事实上已经成了人类最短小精干的语言文字了，而同它们的特点可以类比的语言文字（如中文）一定会优先得到人类的认同。如果不懂中文的美国人、俄国人知道了汉字“田”和英文field，以及俄文нйва意思大致相同，那么，他们会不会觉得用“田”这个字比用field，或用нйва等来取得中、美、俄等不同语族人民之间的“共识”更容易一些？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正像阿拉伯数字“1，2，3……”可以读成“一，二，三……”也可以读成“one,two,three……”或“одн,два,три……”等诸多不同的语音一样道理，只要一看到一目了然的易于产生联想的字或形象逼真的符号，人们便容易取得“共识”。中文具有阿拉伯数字或各学科术语符号的特点。但有人仍武断地宣称“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要想改变这个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见200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2版）。译者不知何谓语言的国际性？人类四分之一以上人口都应用的语言，难道没有国际性吗？人类至少有5651种语言，使用人口超过5000万的不过13种，而所谓语言的国际性是直接与其使用的人口数量不可分开的。这是极普通的常识。如果果真“汉语的国际性最弱”，那么它的排名就是第五千六百五十一了，倒数第一名，试问最大的国际性组织联合国为什么还偏指定中文为联合国的一种工作语言？实际上，他所说的“国际性”不过是汉语“拉丁化”的同义语，不过是“拉丁字母万能论”的翻版。说到底还是想继续搞汉语文的“拉丁化”。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致力于否定汉语汉字优越性的实践，遇到了汉语汉字的顽强抵抗，却毫无悔改之意。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中文的魅力及其国际性会更加“锋芒毕露”，它的国际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就某种意义来说，中文是视觉语文，中文表意性强，在这方面比拼音文字有明显优势。为此，文章作者一直认为“汉字是科学的、易学的、具有智能、国际性和艺术性的文字”。
来北京参加首届世界汉语大会的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著名汉学家白乐桑(Belassen) 对《人民日报》海外版专访记者说：“说中文难的都是你们中国人”（见2005年7月26日第二版）。此言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甚至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地道出了“中国人”对自己祖国语言文字评估并不科学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很大，语言学人才济济，但真正敢对西方语言学权威说“不”的人物屈指可数，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汉字不那么自信，自己不自信，也不愿意看见别人自信。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的作者仍然坚持敢说几句中文的好话，坚持汉字科学性的理论信条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难能可贵。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作者用一条主线统帅全篇。这就是他处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分析问题，克服了诸多语言学家的某些片面性，自觉地跳出了几个语言学的误区，耐人寻味。
作者非常注重语言文字中所谓“细胞”“字”“词”“词法”“语法”等概念的界定及其相互联系方面的研究与论证，有独到之处、有新意、有创见，与众不同。建议熟悉西方语言学的诸多学者或权威最好不要对他轻易说“不”——先把人家的东西搞懂了，再骂他“狗屁不是”或“幼稚可笑”。实在来说，人与人之间智商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你轻易地说人家“小儿科”时往往是源于你自己对“小儿科”的无知；其实真正的名人或权威也有失误甚至无知时，有时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马克思把商品作为经济形态的细胞来研究，毛泽东提倡“解剖麻雀”；这也是《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所用的研究方法。处处与西方大语言学家理论观点进行核对，作者发现了若干不能苟同的问题。这是该文的一大特色。
作者认为“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个王国”，批判了索绪尔的口说语言“一个王国”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认为口说语言是个“王国”，“元首”是语音。就这种意义来说，索绪尔的语言学实为语音语言学，或者说是听觉语言学，所以用他的语言文字理论绝不可能认识到建立在以视觉为主的表意文字的优越性。作者强调指出：字音文字不仅具有口说语言的要素，而且，内容更丰富。关键是不可将字音文字误认为只是“字形”；文字也是个王国，“元首”是字形。这就是作者的“两个王国论”。这个观点是对建立在“口语中心论”“语音中心论”基础上的西方语言学的深刻揭露与批判，为恢复中文在世界语言文字中应有的历史地位首次提出了理论根据。“在‘口语中心论’‘语音中心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字发展‘三阶段论’（形意—音意—纯表音），曾风行世界。但这个‘文字发展规律’‘公理’和‘常识’，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事实。其危害极大。”
作者与索绪尔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的理论的根基不同。索绪尔尽管对语音、对口说语言的研究有出类拔萃的贡献。但由于受所处时代的限制，受人类脑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不清楚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视觉（83%）而不是听觉（11%）或其他有关渠道（6%）。因此，他对人类借助视觉所形成的“非字音文字”所知甚少，他与其他西方语言学家一样必然会提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这样似是而非的论断；因为他不重视人类语言形成、发展的主渠道——视觉的作用，所以他的语言学严格来讲不过是以研究听觉接受（或通过语音输出）信息为主的口说语言学罢了。就某种意义来说，如果说中文是视觉语言文字，那么，几乎所有拼音文字都是听觉语言文字。《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作者的100条看法几乎无不与他更看重视觉对语言文字形成、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有关。他认为视觉语言文字比听觉语言文字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过多依靠语音来区分人要表达的意念往往难于做到“明确简约”。
“非字音文字”这一提法恰到好处。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某种共同语言形成之前人类实际交际必然要经过的历史过程。不难设想：最原始的人，尚无所谓什么统一语言时，第一次看见用四条腿飞跑的马时，大家绝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就都会发出个“马”的语音来。口说语言滞后视觉所形成的意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今天，张三想告诉李四昨天他看见了马，他很可能在地上画个有四条腿的马的外形，这个图画文字即非字音文字要产生在整个语族对马有了统一叫法之前恐怕是合乎语言学“常识”或“公理”的。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非字音文字”或人类最早的传达信息的符号肯定要先于人类生活、劳动中逐渐形成的语言。
作者的另一个可能引起“主流派”一片嘘声的是他认为词汇问题或诸如形态变化之类的所谓词法问题和语法问题不宜搅在一起。形态问题不是语法问题。形态越是复杂的语言文字不是越先进，相反，倒是一种文字进化尚未完成，仍然残留着“尾巴”或长着“胸毛”的表现。作者认为拼音文字词法或形态复杂是其不如中文“明确简约”的重要原因。
例如，俄语“我读书”“Ячимаю книку”相当于英文I read a book，“ю”“у”的词尾变化可以用词自身的“标独功能”“结合功能”来解释；所谓语法不该管这种“形态变化的事”。这是不同语族中的个性的东西而不是共性。普通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或主要应该研究的对象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求其大同而存小异，绝不宜用个性的东西作为共性的尺子或标准去裁决不同语言品位的高低。中文没词形变化是它发展进步的标志而绝不是什么落后的象征。
鲁道夫·付乐施博士（Dr Rudolf Flesch）在他的《如何有效地写作、讲演与思考》（How to Write, Speak, and Think More Effectively）一文中写道：“约莫50年前（该书初版发行为1948年）全部语言学家都同意：认定中国话是‘婴儿语’，可是大家都错了：中文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语文。几千年来，中国人不停地简化自己的语言，才得出现在的样子。
“他们把西方文法书里种种麻烦丢了个精光，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几条排字的规则。
“在世界主流语文里，紧跟中文的是英文……现在已经把字形变化和不规则词扔了一些，大概接近公元前500年的中文了……不幸它们命定要在一套有拼有写的语文中讨生活，所以连把一个theatre改成theater也要奋斗几十年。中国人不用拼字，可又讨了便宜。”
鲁道夫·付乐施博士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中文情有独钟，说了许多中文的好话绝非是因为什么利益的驱动。他是真诚的，绝无故意吹捧之意。他1911年出生于奥地利，1944年定居美国，以讲授英文写作而驰名世界。是讲授写作的职业需要决定了他要以世界上最“明确简约”的中文的思路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学生。世界诸多学者拜读了他的大作都情不自禁地预言：“世界各国语言文字最后必然要向中国看齐。”如果当初中国的一些大学者、大文豪、大语言学家读过他这部书，他们也许不会说出妄自菲薄的话了。
《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的正式发表绝不会是中国语言文字学“主流派”“非主流派”争论的终结，新的一轮的争论还在后头，译者愿拭目以待。
（通讯地址：100026首都经贸大学外语系，作者为教授）
据有关媒体报道，时下全球大约3000万人在学汉语。学好汉语的首要条件是对汉字要有科学的认识，企图绕过汉字这个门槛只学汉语或中文的拼音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真正学好汉语或中文（中文这里指中国语言文字，即汉语汉字）的目标的。
《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是近20余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学“非主流学派”的代表作。作者系统地、全面地、概括地总结了近20多年来在同国内外“主流学派”的争辩中所确立的语言文字理论中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读罢总会觉得作者是在讲自己真实的语言文字学观点——与国内外传统观点反差很大的观点，他讲都是真话，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这是了解、认识、研究当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历史与现状不可多得的一份材料。作者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将其和盘托出，敢拿自己当靶子、不怕成为众矢之的，这不但需要勇气与自信，更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文章对中外语言学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作者如当年哥伦布把鸡蛋突然立在平滑桌面上的举动一样，让人觉得“简单”，但又颇有见地。这就是他把“明确简约”视为“一切文字语言结构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根本规律和科学标准”。
译者同样认为：迄今为止，中文是世界上最为“明确简约”的语文。说中文如“用乘法说话”而说西文则像是“用加法说话”，这道理正如在寓言故事里，癞蛤蟆与燕子比赛数数时，癞蛤蟆是赢家一样，因为它说的是“二五一十”，只用了四个音节，而燕子数数，似乎很快，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却用了十个音节。不难明白，用中文说话似乎慢条斯理，但在单位时间内所要表达的内容绝不会比用西文所要表达的内容为少。
作者明确指出人类口说语言的统一绝对不会发生在文字统一之前。作为语言的一种载体——文字（包括字音文字和非字音文字两类），特别是形象化的或便于联想的非字音文字（或叫它字形、字符），肯定会优先得到人类的认同。长久以来人们惯于使用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术语符号，事实上已经成了人类最短小精干的语言文字了，而同它们的特点可以类比的语言文字（如中文）一定会优先得到人类的认同。如果不懂中文的美国人、俄国人知道了汉字“田”和英文field，以及俄文нйва意思大致相同，那么，他们会不会觉得用“田”这个字比用field，或用нйва等来取得中、美、俄等不同语族人民之间的“共识”更容易一些？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正像阿拉伯数字“1，2，3……”可以读成“一，二，三……”也可以读成“one,two,three……”或“одн,два,три……”等诸多不同的语音一样道理，只要一看到一目了然的易于产生联想的字或形象逼真的符号，人们便容易取得“共识”。中文具有阿拉伯数字或各学科术语符号的特点。但有人仍武断地宣称“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要想改变这个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见200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2版）。译者不知何谓语言的国际性？人类四分之一以上人口都应用的语言，难道没有国际性吗？人类至少有5651种语言，使用人口超过5000万的不过13种，而所谓语言的国际性是直接与其使用的人口数量不可分开的。这是极普通的常识。如果果真“汉语的国际性最弱”，那么它的排名就是第五千六百五十一了，倒数第一名，试问最大的国际性组织联合国为什么还偏指定中文为联合国的一种工作语言？实际上，他所说的“国际性”不过是汉语“拉丁化”的同义语，不过是“拉丁字母万能论”的翻版。说到底还是想继续搞汉语文的“拉丁化”。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致力于否定汉语汉字优越性的实践，遇到了汉语汉字的顽强抵抗，却毫无悔改之意。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中文的魅力及其国际性会更加“锋芒毕露”，它的国际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就某种意义来说，中文是视觉语文，中文表意性强，在这方面比拼音文字有明显优势。为此，文章作者一直认为“汉字是科学的、易学的、具有智能、国际性和艺术性的文字”。
来北京参加首届世界汉语大会的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著名汉学家白乐桑(Belassen) 对《人民日报》海外版专访记者说：“说中文难的都是你们中国人”（见2005年7月26日第二版）。此言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甚至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地道出了“中国人”对自己祖国语言文字评估并不科学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很大，语言学人才济济，但真正敢对西方语言学权威说“不”的人物屈指可数，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汉字不那么自信，自己不自信，也不愿意看见别人自信。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的作者仍然坚持敢说几句中文的好话，坚持汉字科学性的理论信条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难能可贵。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作者用一条主线统帅全篇。这就是他处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分析问题，克服了诸多语言学家的某些片面性，自觉地跳出了几个语言学的误区，耐人寻味。
作者非常注重语言文字中所谓“细胞”“字”“词”“词法”“语法”等概念的界定及其相互联系方面的研究与论证，有独到之处、有新意、有创见，与众不同。建议熟悉西方语言学的诸多学者或权威最好不要对他轻易说“不”——先把人家的东西搞懂了，再骂他“狗屁不是”或“幼稚可笑”。实在来说，人与人之间智商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你轻易地说人家“小儿科”时往往是源于你自己对“小儿科”的无知；其实真正的名人或权威也有失误甚至无知时，有时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马克思把商品作为经济形态的细胞来研究，毛泽东提倡“解剖麻雀”；这也是《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所用的研究方法。处处与西方大语言学家理论观点进行核对，作者发现了若干不能苟同的问题。这是该文的一大特色。
作者认为“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个王国”，批判了索绪尔的口说语言“一个王国”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认为口说语言是个“王国”，“元首”是语音。就这种意义来说，索绪尔的语言学实为语音语言学，或者说是听觉语言学，所以用他的语言文字理论绝不可能认识到建立在以视觉为主的表意文字的优越性。作者强调指出：字音文字不仅具有口说语言的要素，而且，内容更丰富。关键是不可将字音文字误认为只是“字形”；文字也是个王国，“元首”是字形。这就是作者的“两个王国论”。这个观点是对建立在“口语中心论”“语音中心论”基础上的西方语言学的深刻揭露与批判，为恢复中文在世界语言文字中应有的历史地位首次提出了理论根据。“在‘口语中心论’‘语音中心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字发展‘三阶段论’（形意—音意—纯表音），曾风行世界。但这个‘文字发展规律’‘公理’和‘常识’，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事实。其危害极大。”
作者与索绪尔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的理论的根基不同。索绪尔尽管对语音、对口说语言的研究有出类拔萃的贡献。但由于受所处时代的限制，受人类脑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不清楚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视觉（83%）而不是听觉（11%）或其他有关渠道（6%）。因此，他对人类借助视觉所形成的“非字音文字”所知甚少，他与其他西方语言学家一样必然会提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这样似是而非的论断；因为他不重视人类语言形成、发展的主渠道——视觉的作用，所以他的语言学严格来讲不过是以研究听觉接受（或通过语音输出）信息为主的口说语言学罢了。就某种意义来说，如果说中文是视觉语言文字，那么，几乎所有拼音文字都是听觉语言文字。《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作者的100条看法几乎无不与他更看重视觉对语言文字形成、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有关。他认为视觉语言文字比听觉语言文字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过多依靠语音来区分人要表达的意念往往难于做到“明确简约”。
“非字音文字”这一提法恰到好处。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某种共同语言形成之前人类实际交际必然要经过的历史过程。不难设想：最原始的人，尚无所谓什么统一语言时，第一次看见用四条腿飞跑的马时，大家绝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就都会发出个“马”的语音来。口说语言滞后视觉所形成的意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今天，张三想告诉李四昨天他看见了马，他很可能在地上画个有四条腿的马的外形，这个图画文字即非字音文字要产生在整个语族对马有了统一叫法之前恐怕是合乎语言学“常识”或“公理”的。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非字音文字”或人类最早的传达信息的符号肯定要先于人类生活、劳动中逐渐形成的语言。
作者的另一个可能引起“主流派”一片嘘声的是他认为词汇问题或诸如形态变化之类的所谓词法问题和语法问题不宜搅在一起。形态问题不是语法问题。形态越是复杂的语言文字不是越先进，相反，倒是一种文字进化尚未完成，仍然残留着“尾巴”或长着“胸毛”的表现。作者认为拼音文字词法或形态复杂是其不如中文“明确简约”的重要原因。
例如，俄语“我读书”“Ячимаю книку”相当于英文I read a book，“ю”“у”的词尾变化可以用词自身的“标独功能”“结合功能”来解释；所谓语法不该管这种“形态变化的事”。这是不同语族中的个性的东西而不是共性。普通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或主要应该研究的对象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求其大同而存小异，绝不宜用个性的东西作为共性的尺子或标准去裁决不同语言品位的高低。中文没词形变化是它发展进步的标志而绝不是什么落后的象征。
鲁道夫·付乐施博士（Dr Rudolf Flesch）在他的《如何有效地写作、讲演与思考》（How to Write, Speak, and Think More Effectively）一文中写道：“约莫50年前（该书初版发行为1948年）全部语言学家都同意：认定中国话是‘婴儿语’，可是大家都错了：中文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语文。几千年来，中国人不停地简化自己的语言，才得出现在的样子。
“他们把西方文法书里种种麻烦丢了个精光，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几条排字的规则。
“在世界主流语文里，紧跟中文的是英文……现在已经把字形变化和不规则词扔了一些，大概接近公元前500年的中文了……不幸它们命定要在一套有拼有写的语文中讨生活，所以连把一个theatre改成theater也要奋斗几十年。中国人不用拼字，可又讨了便宜。”
鲁道夫·付乐施博士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中文情有独钟，说了许多中文的好话绝非是因为什么利益的驱动。他是真诚的，绝无故意吹捧之意。他1911年出生于奥地利，1944年定居美国，以讲授英文写作而驰名世界。是讲授写作的职业需要决定了他要以世界上最“明确简约”的中文的思路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学生。世界诸多学者拜读了他的大作都情不自禁地预言：“世界各国语言文字最后必然要向中国看齐。”如果当初中国的一些大学者、大文豪、大语言学家读过他这部书，他们也许不会说出妄自菲薄的话了。
《我的文字语言观》一文的正式发表绝不会是中国语言文字学“主流派”“非主流派”争论的终结，新的一轮的争论还在后头，译者愿拭目以待。
（通讯地址：100026首都经贸大学外语系，作者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