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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们已经放弃了企业贷款业务，不再开发新客户，现在只对资质良好的老客户进行维护。”东莞市润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房贷部客户经理邹青梅告诉本刊记者。
东莞市担保行业协会秘书长何秀芬也说：“至少就目前来看，整个融资性担保行业弥漫着悲观的情绪。”
在广州，广州联银融资担保公司及其相关3家担保公司已停业，“5月就出现代偿问题，8、9月就基本散伙。日前某国有银行对相关资产进行重组。”
在佛山也出现了同样问题，佛山华忆融资担保公司出现代偿风险后，在7月份将部分在保的业务分散给当地四家担保公司。
2011年10月，工商银行率先下文，要求合作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必须“由中央部委、省（市）、地市级政府全资或控股成立”。之后，其他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也纷纷效仿，或明或暗地收紧了对民营担保公司的授信标准。这一措施将“吃银行饭”的担保公司推向了困境。
2012年初，珠三角又先后爆出“华鼎担保”和“创富担保”因违规操作造成资金链断裂，进而引出涉嫌巨额骗贷的丑闻。此事一出，更加触动了金融安全这一敏感神经。
“高投入、高风险、低收入”
“担保公司要承担贷款100%的风险，一旦被担保公司无力偿贷，担保公司就要全额代偿，可以说是‘高投入、高风险、低收入’。”东莞市担保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赖德平向本刊记者解释说。
根据2010年3月8日发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监管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实缴货币资本）的最低限额，但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这一注册资本，在珠三角被提高到“不少于1个亿”，并要求自有资金中至少10%作为银行保证金，其余的可投资部分仅“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
按照这种要求，在珠三角，如果一家担保公司的自有资金为1亿元，在10%的银行保证金和20%的投资额外，剩下的资金用于担保公司做融资性担保业务。由于受到投资限制，这些钱很可能闲置，这就使担保公司减少了盈利来源，只能通过收取手续费维持运作。
而做一单企业担保贷款业务，行业通行的手续费为贷款额度的3%。“以一单业务1000万来算，能赚30万，还不包括成本费用。”邹青梅说，“一旦有一单业务出现问题，那么这一年就算白干了。”
而像房贷、车贷等担保业务，手续费更低。“房贷一般是1到2个点，以50万起贷计算，一单也就10000元，而且是一次性收取，不会因为办理手续拖延了时间而再收额外的费用。”至于车贷，“一单手续费只有500到800元，还不一定有得做，像建行就是自己做，根本不允许我们介入。”
“关键是没有信用体系”
邹青梅说，在做企业融资担保贷款时，3个点的手续费已经不算高，但面对生存空间的压缩，不少担保公司竟然2个点也做，“（行业）都被做坏了”。
各企业内部的违规操作进一步挤压了行业生存空间。
在东莞投资创业的齐杨，由于企业经营困难，曾经人介绍通过另一位经营担保业务的朋友，向银行做过融资贷款。“我只需要300万，但担保公司希望我能向银行贷款500万，多出的200万由他们拿走进行投资，对我这边则给予减免手续费的优惠。”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获得贷款没几个月，这家担保公司因为其经手的一家被担保企业无力还款，合作银行不仅停止授信，还要求其代偿所贷款项。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另找担保公司作保，才算过了这一关。
类似情况在东莞担保界并不少见。从事会计业务的郭建路向本刊记者介绍称，他就亲历过财务公司帮助中小企业做假账的情况。
“银行放贷有严格标准，有些企业达不到标准，只能向担保公司求助。”他说，很多时候担保公司都能帮助企业顺利贷款，但如果资质太差，担保公司也无能为力，“这时候财务公司就出现了。”
“财务公司会逐条逐项做账，最终再通过担保公司获得银行贷款。”郭建路说，这些情况银行也知道，甚至很多时候是银行告诉企业哪里不符合标准、需要如何修改。他说，东莞融资性担保行业，差不多90%都存在做假账的情况。
邹青梅和何秀芬并未向本刊记者确认上述说法的真伪，但对于行业的恶化她们也有感受。“关键是没有信用体系，”何秀芬说，“（诚信）环境不好，企业没有诚信，一出问题就跑路。”
“洗牌重组是必然的”
东莞市金融局金融科科长钟正良告诉本刊记者，“2012年是担保业风险比较集中爆发的一年”。
他说，从全国来看，银行业严格限制与担保公司的合作，整个行业已经显示出将要重新洗牌、大浪淘沙的趋势。
钟正良介绍说，2012年1~10月，东莞市金融机构累计向中小微型企业发放贷款2148. 4亿元，但今年以来全市的担保额却略有下降，“按我掌握的数据来看，担保机构的在保额只有139亿，同比下降20%左右”。
“目前在广州，只有20%~30%的融资担保公司还在开展业务，而3个多月前还有50%的担保公司有业务。”一位业内人士说。
“我们公司现在只做房贷和工程保函。”邹青梅说，从2004年公司开业至今，一直在做的只有房贷，“这一块基本上零风险。”而对于被大多数担保公司视为主业的企业融资担保，“以前也做，但是今年全停了，现在只做资质良好的老客户的‘倒贷’和‘延贷’，不再开发新客户。”
何秀芬告诉本刊记者，国有银行只与政策性担保公司合作的策略不仅直接切断了民营担保公司的一条生命线，而且受其影响，股份制银行也提高了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门槛。
“这就像人受了伤，不给时间治疗，而是直接砍掉。”在她看来，如果银行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给出“养伤”的时间，民营担保公司的现状至少要比现在好很多。
在何秀芬看来，资质优良的企业都被银行抢走了，而通过担保公司寻求融资贷款的多少都是有问题的企业。一旦被担保企业中有一个出了问题，银行就一股脑地切断担保公司授信，并第一时间收回贷款。“短贷的本来就是用来周转的，中长贷的也总得有个循环的过程。”于是在银行的紧逼之下，就出现了民间高息借贷，进一步造成更多企业倒闭。
在郭建路看来，由于担保公司属于舶来品，而中国又没有完善的诚信机制和监管机制，因此已经步入歧途，“最终必将走向末路”。
邹青梅认为，担保公司肯定会收缩，会倒掉一批，也会有一批转向专业化道路。
相较于上述看衰的观点，东莞市金融局局长叶浩鹏却比较乐观。“洗牌重组是必然的，完善也需要时间，而且最终也可能走向一个新的保险公司的模式，不一定会叫做担保。”
据他介绍，在台湾地区，所有银行的盈利管理部门都要提一部分，形成风险分担的机制。
叶浩鹏说，担保行业在制度设计上先天不足，要维持正常运作本就很难，“好的企业都被银行抢走了，找担保公司的都有一定风险。而现在各级政府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对风险分担的支持力度还不够。”
东莞市担保行业协会秘书长何秀芬也说：“至少就目前来看，整个融资性担保行业弥漫着悲观的情绪。”
在广州，广州联银融资担保公司及其相关3家担保公司已停业，“5月就出现代偿问题，8、9月就基本散伙。日前某国有银行对相关资产进行重组。”
在佛山也出现了同样问题，佛山华忆融资担保公司出现代偿风险后，在7月份将部分在保的业务分散给当地四家担保公司。
2011年10月，工商银行率先下文，要求合作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必须“由中央部委、省（市）、地市级政府全资或控股成立”。之后，其他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也纷纷效仿，或明或暗地收紧了对民营担保公司的授信标准。这一措施将“吃银行饭”的担保公司推向了困境。
2012年初，珠三角又先后爆出“华鼎担保”和“创富担保”因违规操作造成资金链断裂，进而引出涉嫌巨额骗贷的丑闻。此事一出，更加触动了金融安全这一敏感神经。
“高投入、高风险、低收入”
“担保公司要承担贷款100%的风险，一旦被担保公司无力偿贷，担保公司就要全额代偿，可以说是‘高投入、高风险、低收入’。”东莞市担保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赖德平向本刊记者解释说。
根据2010年3月8日发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监管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实缴货币资本）的最低限额，但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这一注册资本，在珠三角被提高到“不少于1个亿”，并要求自有资金中至少10%作为银行保证金，其余的可投资部分仅“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
按照这种要求，在珠三角，如果一家担保公司的自有资金为1亿元，在10%的银行保证金和20%的投资额外，剩下的资金用于担保公司做融资性担保业务。由于受到投资限制，这些钱很可能闲置，这就使担保公司减少了盈利来源，只能通过收取手续费维持运作。
而做一单企业担保贷款业务，行业通行的手续费为贷款额度的3%。“以一单业务1000万来算，能赚30万，还不包括成本费用。”邹青梅说，“一旦有一单业务出现问题，那么这一年就算白干了。”
而像房贷、车贷等担保业务，手续费更低。“房贷一般是1到2个点，以50万起贷计算，一单也就10000元，而且是一次性收取，不会因为办理手续拖延了时间而再收额外的费用。”至于车贷，“一单手续费只有500到800元，还不一定有得做，像建行就是自己做，根本不允许我们介入。”
“关键是没有信用体系”
邹青梅说，在做企业融资担保贷款时，3个点的手续费已经不算高，但面对生存空间的压缩，不少担保公司竟然2个点也做，“（行业）都被做坏了”。
各企业内部的违规操作进一步挤压了行业生存空间。
在东莞投资创业的齐杨，由于企业经营困难，曾经人介绍通过另一位经营担保业务的朋友，向银行做过融资贷款。“我只需要300万，但担保公司希望我能向银行贷款500万，多出的200万由他们拿走进行投资，对我这边则给予减免手续费的优惠。”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获得贷款没几个月，这家担保公司因为其经手的一家被担保企业无力还款，合作银行不仅停止授信，还要求其代偿所贷款项。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另找担保公司作保，才算过了这一关。
类似情况在东莞担保界并不少见。从事会计业务的郭建路向本刊记者介绍称，他就亲历过财务公司帮助中小企业做假账的情况。
“银行放贷有严格标准，有些企业达不到标准，只能向担保公司求助。”他说，很多时候担保公司都能帮助企业顺利贷款，但如果资质太差，担保公司也无能为力，“这时候财务公司就出现了。”
“财务公司会逐条逐项做账，最终再通过担保公司获得银行贷款。”郭建路说，这些情况银行也知道，甚至很多时候是银行告诉企业哪里不符合标准、需要如何修改。他说，东莞融资性担保行业，差不多90%都存在做假账的情况。
邹青梅和何秀芬并未向本刊记者确认上述说法的真伪，但对于行业的恶化她们也有感受。“关键是没有信用体系，”何秀芬说，“（诚信）环境不好，企业没有诚信，一出问题就跑路。”
“洗牌重组是必然的”
东莞市金融局金融科科长钟正良告诉本刊记者，“2012年是担保业风险比较集中爆发的一年”。
他说，从全国来看，银行业严格限制与担保公司的合作，整个行业已经显示出将要重新洗牌、大浪淘沙的趋势。
钟正良介绍说，2012年1~10月，东莞市金融机构累计向中小微型企业发放贷款2148. 4亿元，但今年以来全市的担保额却略有下降，“按我掌握的数据来看，担保机构的在保额只有139亿，同比下降20%左右”。
“目前在广州，只有20%~30%的融资担保公司还在开展业务，而3个多月前还有50%的担保公司有业务。”一位业内人士说。
“我们公司现在只做房贷和工程保函。”邹青梅说，从2004年公司开业至今，一直在做的只有房贷，“这一块基本上零风险。”而对于被大多数担保公司视为主业的企业融资担保，“以前也做，但是今年全停了，现在只做资质良好的老客户的‘倒贷’和‘延贷’，不再开发新客户。”
何秀芬告诉本刊记者，国有银行只与政策性担保公司合作的策略不仅直接切断了民营担保公司的一条生命线，而且受其影响，股份制银行也提高了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门槛。
“这就像人受了伤，不给时间治疗，而是直接砍掉。”在她看来，如果银行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给出“养伤”的时间，民营担保公司的现状至少要比现在好很多。
在何秀芬看来，资质优良的企业都被银行抢走了，而通过担保公司寻求融资贷款的多少都是有问题的企业。一旦被担保企业中有一个出了问题，银行就一股脑地切断担保公司授信，并第一时间收回贷款。“短贷的本来就是用来周转的，中长贷的也总得有个循环的过程。”于是在银行的紧逼之下，就出现了民间高息借贷，进一步造成更多企业倒闭。
在郭建路看来，由于担保公司属于舶来品，而中国又没有完善的诚信机制和监管机制，因此已经步入歧途，“最终必将走向末路”。
邹青梅认为，担保公司肯定会收缩，会倒掉一批，也会有一批转向专业化道路。
相较于上述看衰的观点，东莞市金融局局长叶浩鹏却比较乐观。“洗牌重组是必然的，完善也需要时间，而且最终也可能走向一个新的保险公司的模式，不一定会叫做担保。”
据他介绍，在台湾地区，所有银行的盈利管理部门都要提一部分，形成风险分担的机制。
叶浩鹏说，担保行业在制度设计上先天不足，要维持正常运作本就很难，“好的企业都被银行抢走了，找担保公司的都有一定风险。而现在各级政府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对风险分担的支持力度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