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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关于“写真实”的大讨论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表现现实生活中光明的一面，歌颂英雄人物，进行宏大叙事和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批判落后的现象哪个才是“真实”？在这场论争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当代文学中“启蒙主义者”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当代文学；“真实”；启蒙思想
作者简介：薛婧（1989-），女，汉族，山西晋中人，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
洪子诚先生在《关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谈到了“启蒙思想者的悲哀”（其他四点分别为“当代文学的‘传统’”、“文学规范的争持”、“周扬观点的后退”和“激进的文学思潮”），这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关于何为“真实”，在一些作家看来，文学之所以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就是因为它表现了现实中的光明，歌颂了工农兵群众中的英雄人物形象；而对于秦兆阳等人来说，“‘写真实’，就是要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大胆干预生活’，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揭露一切病态的、落后的现象。”[1]其实，这场争论，也就是五十年代文学规范的这些主要挑战者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蕴含的深层内容实际上就是文学上的“启蒙主义者”的精神风貌。
当柳青的《创业史》被创作出来之后，学界便立刻展开了一场关于其表现人物形象真实性的大讨论：小说有两个主要人物——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到底是 “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真实，还是他的父亲梁三老汉的形象更真实？冯牧认为，《创业史》真实记录了土改，梁生宝的形象塑造的最好；邵荃麟却认为小说表现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因此梁三老汉的形象非常成功。严家炎也在《关于梁生宝形象》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最有价值的是梁三老汉。
文章中这样写道：“毋庸置疑，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时，曾经力图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把人物写得高大。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土改后互助组合作事业的初期，实际生活中梁生宝式的新人还只是萌芽，而像他这样成熟的尤其少。” [2]在作品中，梁生宝被塑造成了一个公而忘私、极有原则的农民共产党员，他有灵敏的政治眼光和一定的理论水平，与“成长小说”不同，梁生宝一出现就显得非常成熟。作者为了将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把梁生宝少年时代的故事讲述的色彩斑斓，给梁生宝周围布置了一个光环。这样“煞费苦心”的描写，就自然而然地为梁生宝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打下了基础，这足以表明他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英雄是有据可查、完全可信的。但是，经过作者精心的安排之后，梁生宝身上的“人性”就减少了。这里所说的“人性”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那样，而是作为“人”本身都会有的特性。于是，这个英雄仿佛离我们很远，有点儿不那么“接地气”。
相比之下，梁三老汉这一角色塑造的更加贴近“人”：他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苦恼、怀疑、摇摆甚至自发的反对，更像是当时大多数人面对“合作社”这个新事物该有的正常反应。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其实是存在抵触情绪的。柳青在写《创业史》之前下乡工作的许多经历就已经证明了那些农民以及农村的干部对农业合作化这一重大事件的真实反应。“但由于柳青已经在头脑中建立起与主流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在面对农民这种未经教化的真实心态时，他首先感到的是农民的政治觉悟有问题。” [4]因而，在写《创业史》的过程中，柳青对于农民的这种“自发性”进行了批判，就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历史的真实性存在于本质的真实而非现实的真实中。” [4]这样，他在写作过程中就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思考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历史真实性，梁生宝这个英雄形象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回到上一段的开头，梁三老汉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中间人物”，他虽然愚昧、自私，不过并不惹人讨厌，反而还让读者觉得更加真实。在旧社会经历的起起落落的“创业史”足以让他在新社会到来时发自内心地拥护土改。对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通过拼命的劳动，把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发展成自己的一份家业。因此，当需要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时候，他很难接受，几千年的私有制观念和小农的保守性决定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质疑。但从生活方面来说，他又是个勤劳朴实、心地善良、自力更生的劳动者， 他虽然不支持儿子创办互助组，有时候甚至心存疑虑，但心里还是替儿子捏着一把汗，偷偷关注着互助组的情况。在小说中，作者用精彩的语言描写了这个老农的矛盾心理，并着重表现了这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从反对互助组，到怀疑自己一直坚持的旧道路，再到承认儿子正在走的路是正确的，最终站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边。其实，类似于梁三老汉这样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特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老农民的思想转变，和他内心经历的痛苦艰巨的矛盾斗争展现得如此惟妙惟肖，着实令人震撼。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众多的人物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多数评论家都赞扬创作者对小二黑和小芹的塑造是成功的，却很少有人认为三仙姑表现的活灵活现。
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这三十年间，被许多作家一致认为的创作主题主要是“写真实”和干预生活。这“一方面，是对于新社会肌体尚潜隐或已显露的疾患和危机的揭发；另一方面，是‘觉醒’的、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的个人与‘大众’及其代表力量之间的摩擦、对抗，以及‘个体’的孤立无援的处境，揭示‘启蒙者’在现代社会中的悲剧命运。”[1]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具有现代启蒙人格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就已经出现了。顶着“小资产阶级”帽子的陆萍以被“改造”的形态出现在医院，梦想着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治理医院的阴暗面，结果，她却被医院中的人一致认定为患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历史发展到五十至七十年代，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主人公林震大体上“重现”了当时的陆萍。林震幻想着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来教育和改造组织部里的麻木灵魂，结果被以刘世吾为首的组织部看做“小资产阶级幼稚病”，因为刘世吾认为，林震还未当“工农兵学生”就妄想当“先生”，这是非常荒谬的。结果是，林震从“启蒙者”变成了“被教育者”。陆萍和林震极其相似的悲剧命运，从本质上看，就是作者当时的启蒙人格的艺术投射物。[3]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企图唤醒在“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现在想想，也不失为一种启蒙意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胡风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精神奴役创伤”，它主要存在于广大民众的精神上。他们在黑暗的社会中饱受摧残，身上虽然爆发出很强的战斗能力，但在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和固有的奴性思想束缚了他们，使得他们甘愿苟活于世。因此，救身并不难，难的是“治疗”甚至“治愈”民众的这种精神状态。洪子诚先生在文中写到：“一个革命家，负有如冯雪峰讲过的‘实际地媒介革命的新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于大众’的责任，对大众讲出‘真理’的责任。” [1]但是，他们所珍视的以自由、独立为立足点的“个人主义”在当时和“癌症”一样，被认为是应该批判的东西，而随之而来的批判又给“个人主义”戴上了道德的枷锁，将其与极端自私、追逐名利的“利己主义”混淆。
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那些接受“五四”启蒙思想传统的作家被剥夺了允许他们思考知识、运用知识的权利。“如罗曼·罗兰那样，探索‘个人主义’在无产阶级的集体的沃土中重新获得生命，是他们的永久、却无法实现的渴求。”[1]为了能更准确的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为了能够拥有更充实的心灵，启蒙思想者们在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中，遭受到了谴责和嘲笑。
参考文献：
[1]洪子诚.关于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96.
[2]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J].1963.
[3]李遇春.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启蒙话语的心理透视[J].文学评论，2007.
[4]林霆.被规训的叙事[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第265页.
关键词：当代文学；“真实”；启蒙思想
作者简介：薛婧（1989-），女，汉族，山西晋中人，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
洪子诚先生在《关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谈到了“启蒙思想者的悲哀”（其他四点分别为“当代文学的‘传统’”、“文学规范的争持”、“周扬观点的后退”和“激进的文学思潮”），这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关于何为“真实”，在一些作家看来，文学之所以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就是因为它表现了现实中的光明，歌颂了工农兵群众中的英雄人物形象；而对于秦兆阳等人来说，“‘写真实’，就是要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大胆干预生活’，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揭露一切病态的、落后的现象。”[1]其实，这场争论，也就是五十年代文学规范的这些主要挑战者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蕴含的深层内容实际上就是文学上的“启蒙主义者”的精神风貌。
当柳青的《创业史》被创作出来之后，学界便立刻展开了一场关于其表现人物形象真实性的大讨论：小说有两个主要人物——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到底是 “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真实，还是他的父亲梁三老汉的形象更真实？冯牧认为，《创业史》真实记录了土改，梁生宝的形象塑造的最好；邵荃麟却认为小说表现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因此梁三老汉的形象非常成功。严家炎也在《关于梁生宝形象》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最有价值的是梁三老汉。
文章中这样写道：“毋庸置疑，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时，曾经力图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把人物写得高大。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土改后互助组合作事业的初期，实际生活中梁生宝式的新人还只是萌芽，而像他这样成熟的尤其少。” [2]在作品中，梁生宝被塑造成了一个公而忘私、极有原则的农民共产党员，他有灵敏的政治眼光和一定的理论水平，与“成长小说”不同，梁生宝一出现就显得非常成熟。作者为了将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把梁生宝少年时代的故事讲述的色彩斑斓，给梁生宝周围布置了一个光环。这样“煞费苦心”的描写，就自然而然地为梁生宝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打下了基础，这足以表明他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英雄是有据可查、完全可信的。但是，经过作者精心的安排之后，梁生宝身上的“人性”就减少了。这里所说的“人性”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那样，而是作为“人”本身都会有的特性。于是，这个英雄仿佛离我们很远，有点儿不那么“接地气”。
相比之下，梁三老汉这一角色塑造的更加贴近“人”：他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苦恼、怀疑、摇摆甚至自发的反对，更像是当时大多数人面对“合作社”这个新事物该有的正常反应。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其实是存在抵触情绪的。柳青在写《创业史》之前下乡工作的许多经历就已经证明了那些农民以及农村的干部对农业合作化这一重大事件的真实反应。“但由于柳青已经在头脑中建立起与主流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在面对农民这种未经教化的真实心态时，他首先感到的是农民的政治觉悟有问题。” [4]因而，在写《创业史》的过程中，柳青对于农民的这种“自发性”进行了批判，就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历史的真实性存在于本质的真实而非现实的真实中。” [4]这样，他在写作过程中就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思考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历史真实性，梁生宝这个英雄形象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回到上一段的开头，梁三老汉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中间人物”，他虽然愚昧、自私，不过并不惹人讨厌，反而还让读者觉得更加真实。在旧社会经历的起起落落的“创业史”足以让他在新社会到来时发自内心地拥护土改。对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通过拼命的劳动，把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发展成自己的一份家业。因此，当需要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时候，他很难接受，几千年的私有制观念和小农的保守性决定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质疑。但从生活方面来说，他又是个勤劳朴实、心地善良、自力更生的劳动者， 他虽然不支持儿子创办互助组，有时候甚至心存疑虑，但心里还是替儿子捏着一把汗，偷偷关注着互助组的情况。在小说中，作者用精彩的语言描写了这个老农的矛盾心理，并着重表现了这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从反对互助组，到怀疑自己一直坚持的旧道路，再到承认儿子正在走的路是正确的，最终站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边。其实，类似于梁三老汉这样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特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老农民的思想转变，和他内心经历的痛苦艰巨的矛盾斗争展现得如此惟妙惟肖，着实令人震撼。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众多的人物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多数评论家都赞扬创作者对小二黑和小芹的塑造是成功的，却很少有人认为三仙姑表现的活灵活现。
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这三十年间，被许多作家一致认为的创作主题主要是“写真实”和干预生活。这“一方面，是对于新社会肌体尚潜隐或已显露的疾患和危机的揭发；另一方面，是‘觉醒’的、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的个人与‘大众’及其代表力量之间的摩擦、对抗，以及‘个体’的孤立无援的处境，揭示‘启蒙者’在现代社会中的悲剧命运。”[1]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具有现代启蒙人格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就已经出现了。顶着“小资产阶级”帽子的陆萍以被“改造”的形态出现在医院，梦想着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治理医院的阴暗面，结果，她却被医院中的人一致认定为患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历史发展到五十至七十年代，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主人公林震大体上“重现”了当时的陆萍。林震幻想着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来教育和改造组织部里的麻木灵魂，结果被以刘世吾为首的组织部看做“小资产阶级幼稚病”，因为刘世吾认为，林震还未当“工农兵学生”就妄想当“先生”，这是非常荒谬的。结果是，林震从“启蒙者”变成了“被教育者”。陆萍和林震极其相似的悲剧命运，从本质上看，就是作者当时的启蒙人格的艺术投射物。[3]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企图唤醒在“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现在想想，也不失为一种启蒙意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胡风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精神奴役创伤”，它主要存在于广大民众的精神上。他们在黑暗的社会中饱受摧残，身上虽然爆发出很强的战斗能力，但在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和固有的奴性思想束缚了他们，使得他们甘愿苟活于世。因此，救身并不难，难的是“治疗”甚至“治愈”民众的这种精神状态。洪子诚先生在文中写到：“一个革命家，负有如冯雪峰讲过的‘实际地媒介革命的新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于大众’的责任，对大众讲出‘真理’的责任。” [1]但是，他们所珍视的以自由、独立为立足点的“个人主义”在当时和“癌症”一样，被认为是应该批判的东西，而随之而来的批判又给“个人主义”戴上了道德的枷锁，将其与极端自私、追逐名利的“利己主义”混淆。
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那些接受“五四”启蒙思想传统的作家被剥夺了允许他们思考知识、运用知识的权利。“如罗曼·罗兰那样，探索‘个人主义’在无产阶级的集体的沃土中重新获得生命，是他们的永久、却无法实现的渴求。”[1]为了能更准确的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为了能够拥有更充实的心灵，启蒙思想者们在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中，遭受到了谴责和嘲笑。
参考文献：
[1]洪子诚.关于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96.
[2]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J].1963.
[3]李遇春.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启蒙话语的心理透视[J].文学评论，2007.
[4]林霆.被规训的叙事[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