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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6月27日,美国石墙事件的一声枪响,震动了世界,也开启了同性恋权利运动。同性恋者开始要求从根本上否认歧视和迫害同性恋的制度,向政府伸手要权利。这种改变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在理念上的根本变化。
1969年6月27日,星期五。午夜,《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的专栏作家卢西恩•特拉斯科特(Lucian K. Truscott IV)像往常一样,步行到克里斯多大街上的“狮子头”酒吧去喝几杯。在距目的地不远处的石墙酒吧(Stonewall inn)门口,他却与一个里程碑性的事件不期而遇。历史学家莉莲•法迪曼(Lillian Faderman)这样描述它:“石墙事件至关重要,它像一声枪响,震动世界,开启了同性恋权利运动”。
“警察!执行公务!”
此时正值石墙酒吧的营业高峰期。这个在格林威治村大名鼎鼎的同性恋酒吧里,挤满了大概400多名同性恋者。厚厚的窗帘里面灯火昏暗,人们喝酒、跳舞、聊天、表达爱意。
凌晨一点半左右,查尔斯•斯迈思(Charles Smythe)侦探和副巡官塞缪尔•派恩(Seymour Pine),带着四个身着黑衣的便衣警察及两名穿制服的巡警来到石墙酒吧的门口,厉声大喝:“警察!执行公务!”
特拉斯科特知道,这只是警方对同性恋酒吧的一次突袭而已。类似的行动他早已屡见不鲜。
美国的同性恋酒吧兴起于二战之后。二战期间,同性恋远离家门,少了家庭的监管和乡村道德的束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感。战争结束了,他们不愿意返回家乡,纷纷涌入旧金山、纽约等大城市,自由自在地过着同性恋生活。大量同性恋的涌入导致了同性恋社区的蓬勃发展,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同性恋的处境一直很艰难,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普赖斯顿所说,“50年前……同性恋者不仅仅受到嘲讽。他们被系统地剥夺了公民权利:自由集会的权利,出入公共场所的权利,自由言论的权利以及自己选择亲密伴侣的权利。他们面临着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监督和骚扰。”
1952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同性恋作为一种反社会的精神紊乱列入《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如果被发现或怀疑是同性恋,将会失去工作,与社会隔离。1947至1950年间,1700份联邦求职申请被否定,4380人被军队开除,420名政府工作人员被解雇,因为他们被怀疑是同性恋。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都掌握有一份知名同性恋者名单以及他们的组织。很多城市开展“清扫”行动,把同性恋赶出公园、酒吧和海滩。
由于纽约州酒类管理局拒绝给同性恋酒吧提供酒精营业执照,因此,能开张的经营者都不是守法商人,他们都有黑手党背景。所以,尽管这些酒吧大都无证经营,卫生状况堪忧,以极不合理的价格提供加了水的饮料,但一般情况下,警察会允许其继续营业,所谓的“执行公务”就是”收取“保护费”,甚至是警察们嘲弄同性恋的游戏。
就在几周前,警方刚刚关闭了“缝纫师”酒吧和“棋盘”酒吧,它们和石墙酒吧一起,是纽约市警察局第六分局辖下最受欢迎的三家同性恋酒吧。在过去的两周内,警方已经对石墙酒吧进行了两次突袭。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两天前的午夜,带头的也是塞缪尔•派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此次突袭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一个石墙酒吧的常客、《乡村之声》记者霍华德•斯密斯(Howard Smith)却发现,今晚的情况有点特殊:同性恋,这个原本胆小顺从的群体,充斥着紧张、骚动乃至抗拒的情绪。
紧张的焦虑感
在没收了酒吧里的28箱啤酒和19瓶烈酒之后,警察开始查验身份。按照惯例,所有的顾客将排成一行,逐个接受检查,然后那些女性打扮的顾客被带到浴室,由女警检查其性别。所有的男扮女装者都将被逮捕。但有些男顾客拒绝出示身份证明,那些男扮女装者也不服从警官安排。于是警方决定把这些人都带回警局。
这使得同性恋们十分紧张。玛利亚•里特(Maria Ritter)和其他异装癖者被警察关在酒吧的另一个房间里,这个被家人称作史蒂夫的十七岁少年,内心充满了恐惧:“我最害怕的就是自己被逮捕,第二害怕的是我穿着妈妈裙子的照片会出现在报纸或电视报道中。”
有几个警察在搜查女同性恋时趁机“揩油”,引起了更大的不满。
而这种不满的情绪,其实在6月的早些时候,随着多起警察折磨同性恋事件的发生,就开始不断扩大。6月15日,一则有关同性恋的新闻成为当时的头条。坤斯区的一个公园成为附近异性恋青年的夜间游乐场。他们经常玩一个名为“翻滚同性恋”(“Rolling queers”)的游戏:鞭打并抢劫公园里的同性恋。而警察却置若罔闻,甚至参与其中。这使得同性恋者十分愤怒。
今年正赶上纽约州大选年。打击同性恋酒吧,严查同性恋身份是每次大选年的惯例。政治风向一变,警方们就不顾“道义”,“保护费”照收,突袭却更加频繁。更有甚者,纽约市警察局第六分局的警长新官上任,就把第一把火烧向同性恋,他的口号是“把同性恋赶出格林威治村”。
“每个人都感到愤怒和焦虑。到处可以听到对警察的敌意和诋毁。”史密斯隐隐感觉到,“一种紧张的焦虑感似乎遍及(同性恋)这个通常友好的圈子。”
两条路:反抗还是忍气吞声
而事实上,同性恋圈子内部并不像史密斯想象的那么“友好”。虽然在当时的美国,同性恋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但是像所有的群体一样,它也有自己的边缘——“跨性别”者。他们是那些女性化的男性和男性化的女性,包括“扮装皇后”(drag queens)、“男妓”(hustler)、“异装癖者”(transvestite)。
石墙酒吧是唯一接受这群边缘人的同性恋酒吧。22岁的狄克•加农(Dick Kanon)是这里的常客,他的话道出了“边缘人”的心声:“大部分的男同性恋者都是严重的受迫害幻想症。如果有一个能治愈它们的地方,那就是石墙酒吧。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安全,因为你和同类人在一起。你可以过来闲逛而不用担心那些想展示自己男性力量的小青年。在这里,我们的人数超过他们。”
石墙酒吧还有另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年轻且无家可归的同性恋者。当时纽约市有上百名年轻且无家可归的同性恋者。他们多在16至25岁之间,来自外地,没有工作,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关系。
他们大多生活在大街上,行乞或入店行窃,以获得进入石墙酒吧的门票费——三美元。只要支付三美元,你就可以在里面过夜,避开夏日酷暑和冬日严寒,还能避免被当做流民抓走。而且一旦交了门票钱,就可以喝酒。孩子们很容易通过行乞得到三美元。于是,石墙酒吧成了他们的家。
6月28日凌晨,这些孩子们和异装癖者,是酒吧里的400多名顾客中绝大多数,关闭石墙酒吧就等于关闭了他们“最后的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忍气吞声,失去一切;要么,奋起反抗。
如石墙事件的亲历者迈克尔•费得(Michael Fader)所言,人们选择了后者:“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再也无法忍受着这种混蛋处境。没有人组织,没有人鼓动,这只是这么多年的忍耐达到极限之后,在特殊的地点特殊的地方自然发生的事件。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想再回到过去。这就像我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时候要回我们那些一直都被夺走的东西了。”
混战
先被警察驱离的人不愿就这样离开“最后的家”,而是聚集在酒吧门外,等待朋友,继续观望。据6月29日的《纽约时报》报道,酒吧门口迅速聚集了两多百名愤怒的年轻人。
不断有路人加入这个群体,他们中有同性恋者,渴望动荡的年轻人,附近的居民,格林威治村的游客。每当有同性恋“明星”被赶出酒吧,人群中就会响起一阵欢呼声。还有人对着警察鼓掌,吹口哨,夸张地做各种表示“敬意”的动作。
当酒吧的黑手党老板被带上巡逻车时,人群发出欢呼声和掌声。但是随后,当三名引人注目的“装扮皇后”和酒吧普通雇员被带入巡逻车时,人群里发出不满的嘘声。人们开始高喊各种口号:“我们要自由!”“我是男同性恋,我骄傲!”“我喜欢男孩!”“同性恋权利!”
此时,一名已被带上警车的“扮装皇后” 打开另一侧的车门跳了出去,警察将其抓上车后,他再次试图逃跑。当一名警察准备把他铐住时,他用随身带的小包击打警察的头部。这名警察随即用警棍回击。
有些年轻人开始向警察投掷硬币。这时,一个戴着手铐的女同性恋被押送着走出酒吧。她不断咒骂警察,抱怨手铐太紧,并几次试图逃走。最后,一名警察把她扔进车里。这一幕彻底引爆了人群的愤怒。有人质问:“难道我们这些家伙就袖手旁观吗?”有人大喊:“看看警察的兽行!”
一场混战开始了。硬币、石块、酒瓶纷纷飞向警察。44岁的警官吉尔•韦斯曼(Gil Weissman)被硬币砸伤了眼睛,警方怀疑民谣歌手戴维•范•洛克(Dave Van Ronk)是凶手,抓住了他并逐步撤回到酒吧内。警察抵住了酒吧门,但是人群的愤怒和攻击有增无减。一些人试图点燃可燃液体喷向门里面;有人拔起一个停车计时器,猛击酒吧正门;人们点燃了垃圾桶,扔向酒吧的破玻璃窗。
攻击持续了40多分钟。酒吧门被撞开,警察们举起了手中的枪。一场更大的流血冲突似乎一触即发。这时,警笛声传来,一个本来是处理反越战示威的“战术巡逻队” (Tactical Patrol Force)被派来。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分散人群,人群继续向他们投掷石块,双方陷入了一场更大的混战。
凌晨四点左右,人群才逐渐散去。当最后一名警察离开石墙酒吧后,特拉斯科特发现酒吧的墙壁上用粉笔写满了这样的标语:“正在营业!”“我们同志有力量!”
汇集
石墙事件发生时,Ginny Apuzzo正在纽约市的一所修道院内,她想成为一名修女,通过静思来搞清像自己这样的女同性恋对社会有什么意义。在广播里偶然听到这条新闻时,她感觉“这像一个晴天霹雳”,“让我突然充满了愤怒,这应该是我要的生活:激情、抗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消极!”两周后,她离开了修道院,积极投身到同性恋权利运动中。如今她是美国国家男同性恋协会的执行理事,也是白宫同性恋问题顾问。
“晴天霹雳”,这也是大卫•卡特为写作《石墙事件:一场引发同性恋革命的突袭》一书而采访在现场的百名当事者时,人们对石墙事件所做的次数最多的形容。卡特在书中说道:“为什么说石墙事件是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因为它触及了人们的心灵。与警察抗争,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要知道,当时同性恋群体还是那么弱小而沉默。”
“或许从长远看来,这个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将实现同性恋权利运动理念的根本变化,将开启一场新的同性恋权利解放运动。目击者兰迪•维克(Randy Wicker)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兰迪的判断来自他长期从事同性恋权利运动的经历。1958年夏天,还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学生的兰迪来到纽约,参加了马特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纽约分会。这是美国第一个现代同性恋组织,1951年在洛杉矶成立。工作期间,安迪曾与比利蒂斯之女(Daughters of Bilitis)有过合作。这是美国第一个女同性恋组织,该同性恋组织创办了月刊杂志一一《阶梯》(Ladder)。
安迪逐渐对现今的同性恋权利组织有些不满:它们太过温和,缺乏反抗精神和权利意识。它们主要为同性恋者提供社会支持,采用创办同性恋刊物的方式,正面宣传同性恋,寻求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甚至建议同性恋者应当尽可能地融入主流社会,在穿着、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尽量避免引起人们注意。在年轻的安迪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妥协”。
1962年,安迪来到纽约,建立了纽约同性恋联盟。这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更加激进。它不是向主流社会乞求宽容,更不是要求同性恋者融入其中,而是从根本上否认歧视和迫害同性恋的制度,向政府伸手要权利。这种改变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在理念上的根本变化。
发轫
第二天晚上,特拉斯科特再次回到街道上。他发现克里斯多弗大街上、谢尔顿广场上乃至整个格林威治村,到处都是同性恋者。他们结队游行,高喊着“解放克里斯多弗大街”,抗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同性恋者所处的无法忍受的环境。很多同性恋手里都有奥斯卡•王尔德书店的老板,著名同性恋权利者克雷格•罗德威尔(Craig Rodwell)印发的传单《让黑手党和警察滚出酒吧》。
这场游行像六十年代其他的游行一样,充满了狂热和激情。“变装王后”们一直用骄傲的歌声震撼着夜空:“我们是石墙女孩儿/我们烫卷发/……我们穿短裙/我们的双腿很秀美!”热烈的摇滚乐之后,激情澎湃的演讲者开始高声宣扬同性恋权利,号召同性恋们奋起斗争。在部分街区,游行者与维持秩序的警车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总体来说,游行在和平的氛围里进行。
石墙酒吧还开着,尽管有一扇门已被烧焦,所有的大灯都被打碎,只剩下一些昏暗的小灯泡。门口贴着酒吧经营者的告示:“我们对所有提供帮助的人心存感激,但是石墙酒吧相信和平。请中止暴力,我们相信和平。”
距离石墙酒吧不远的谢尔顿广场成为最大的游行场所。住在格林威治村的著名诗人艾伦•金斯堡也是同性恋。这晚,他在特拉斯科特的陪同下前往谢尔顿广场。他对昨晚发生的反抗事件赞赏不已:“你看这些男同性恋们多么美丽,他们已经丢弃了十年前就具有的那些伤痕累累的外表!”这是特拉斯科特首次听见有人用“美丽”一词描述同性恋群体。就在6月27日的白天,在刚刚写完的文章里,他还习惯性地用侮辱性的叫法称呼同性恋者。为此,一群同性恋者在几天后包围了《乡村之声》杂志社,要求杂志社公开道歉。
随后的几天里,每晚都有类似的游行发生。大约在7月3号,游行渐渐中止。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同性恋权利运动立刻却呈野火燎原之势,收不住了。
1969年6月27日,星期五。午夜,《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的专栏作家卢西恩•特拉斯科特(Lucian K. Truscott IV)像往常一样,步行到克里斯多大街上的“狮子头”酒吧去喝几杯。在距目的地不远处的石墙酒吧(Stonewall inn)门口,他却与一个里程碑性的事件不期而遇。历史学家莉莲•法迪曼(Lillian Faderman)这样描述它:“石墙事件至关重要,它像一声枪响,震动世界,开启了同性恋权利运动”。
“警察!执行公务!”
此时正值石墙酒吧的营业高峰期。这个在格林威治村大名鼎鼎的同性恋酒吧里,挤满了大概400多名同性恋者。厚厚的窗帘里面灯火昏暗,人们喝酒、跳舞、聊天、表达爱意。
凌晨一点半左右,查尔斯•斯迈思(Charles Smythe)侦探和副巡官塞缪尔•派恩(Seymour Pine),带着四个身着黑衣的便衣警察及两名穿制服的巡警来到石墙酒吧的门口,厉声大喝:“警察!执行公务!”
特拉斯科特知道,这只是警方对同性恋酒吧的一次突袭而已。类似的行动他早已屡见不鲜。
美国的同性恋酒吧兴起于二战之后。二战期间,同性恋远离家门,少了家庭的监管和乡村道德的束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感。战争结束了,他们不愿意返回家乡,纷纷涌入旧金山、纽约等大城市,自由自在地过着同性恋生活。大量同性恋的涌入导致了同性恋社区的蓬勃发展,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同性恋的处境一直很艰难,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普赖斯顿所说,“50年前……同性恋者不仅仅受到嘲讽。他们被系统地剥夺了公民权利:自由集会的权利,出入公共场所的权利,自由言论的权利以及自己选择亲密伴侣的权利。他们面临着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监督和骚扰。”
1952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同性恋作为一种反社会的精神紊乱列入《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如果被发现或怀疑是同性恋,将会失去工作,与社会隔离。1947至1950年间,1700份联邦求职申请被否定,4380人被军队开除,420名政府工作人员被解雇,因为他们被怀疑是同性恋。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都掌握有一份知名同性恋者名单以及他们的组织。很多城市开展“清扫”行动,把同性恋赶出公园、酒吧和海滩。
由于纽约州酒类管理局拒绝给同性恋酒吧提供酒精营业执照,因此,能开张的经营者都不是守法商人,他们都有黑手党背景。所以,尽管这些酒吧大都无证经营,卫生状况堪忧,以极不合理的价格提供加了水的饮料,但一般情况下,警察会允许其继续营业,所谓的“执行公务”就是”收取“保护费”,甚至是警察们嘲弄同性恋的游戏。
就在几周前,警方刚刚关闭了“缝纫师”酒吧和“棋盘”酒吧,它们和石墙酒吧一起,是纽约市警察局第六分局辖下最受欢迎的三家同性恋酒吧。在过去的两周内,警方已经对石墙酒吧进行了两次突袭。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两天前的午夜,带头的也是塞缪尔•派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此次突袭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一个石墙酒吧的常客、《乡村之声》记者霍华德•斯密斯(Howard Smith)却发现,今晚的情况有点特殊:同性恋,这个原本胆小顺从的群体,充斥着紧张、骚动乃至抗拒的情绪。
紧张的焦虑感
在没收了酒吧里的28箱啤酒和19瓶烈酒之后,警察开始查验身份。按照惯例,所有的顾客将排成一行,逐个接受检查,然后那些女性打扮的顾客被带到浴室,由女警检查其性别。所有的男扮女装者都将被逮捕。但有些男顾客拒绝出示身份证明,那些男扮女装者也不服从警官安排。于是警方决定把这些人都带回警局。
这使得同性恋们十分紧张。玛利亚•里特(Maria Ritter)和其他异装癖者被警察关在酒吧的另一个房间里,这个被家人称作史蒂夫的十七岁少年,内心充满了恐惧:“我最害怕的就是自己被逮捕,第二害怕的是我穿着妈妈裙子的照片会出现在报纸或电视报道中。”
有几个警察在搜查女同性恋时趁机“揩油”,引起了更大的不满。
而这种不满的情绪,其实在6月的早些时候,随着多起警察折磨同性恋事件的发生,就开始不断扩大。6月15日,一则有关同性恋的新闻成为当时的头条。坤斯区的一个公园成为附近异性恋青年的夜间游乐场。他们经常玩一个名为“翻滚同性恋”(“Rolling queers”)的游戏:鞭打并抢劫公园里的同性恋。而警察却置若罔闻,甚至参与其中。这使得同性恋者十分愤怒。
今年正赶上纽约州大选年。打击同性恋酒吧,严查同性恋身份是每次大选年的惯例。政治风向一变,警方们就不顾“道义”,“保护费”照收,突袭却更加频繁。更有甚者,纽约市警察局第六分局的警长新官上任,就把第一把火烧向同性恋,他的口号是“把同性恋赶出格林威治村”。
“每个人都感到愤怒和焦虑。到处可以听到对警察的敌意和诋毁。”史密斯隐隐感觉到,“一种紧张的焦虑感似乎遍及(同性恋)这个通常友好的圈子。”
两条路:反抗还是忍气吞声
而事实上,同性恋圈子内部并不像史密斯想象的那么“友好”。虽然在当时的美国,同性恋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但是像所有的群体一样,它也有自己的边缘——“跨性别”者。他们是那些女性化的男性和男性化的女性,包括“扮装皇后”(drag queens)、“男妓”(hustler)、“异装癖者”(transvestite)。
石墙酒吧是唯一接受这群边缘人的同性恋酒吧。22岁的狄克•加农(Dick Kanon)是这里的常客,他的话道出了“边缘人”的心声:“大部分的男同性恋者都是严重的受迫害幻想症。如果有一个能治愈它们的地方,那就是石墙酒吧。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安全,因为你和同类人在一起。你可以过来闲逛而不用担心那些想展示自己男性力量的小青年。在这里,我们的人数超过他们。”
石墙酒吧还有另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年轻且无家可归的同性恋者。当时纽约市有上百名年轻且无家可归的同性恋者。他们多在16至25岁之间,来自外地,没有工作,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关系。
他们大多生活在大街上,行乞或入店行窃,以获得进入石墙酒吧的门票费——三美元。只要支付三美元,你就可以在里面过夜,避开夏日酷暑和冬日严寒,还能避免被当做流民抓走。而且一旦交了门票钱,就可以喝酒。孩子们很容易通过行乞得到三美元。于是,石墙酒吧成了他们的家。
6月28日凌晨,这些孩子们和异装癖者,是酒吧里的400多名顾客中绝大多数,关闭石墙酒吧就等于关闭了他们“最后的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忍气吞声,失去一切;要么,奋起反抗。
如石墙事件的亲历者迈克尔•费得(Michael Fader)所言,人们选择了后者:“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再也无法忍受着这种混蛋处境。没有人组织,没有人鼓动,这只是这么多年的忍耐达到极限之后,在特殊的地点特殊的地方自然发生的事件。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想再回到过去。这就像我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时候要回我们那些一直都被夺走的东西了。”
混战
先被警察驱离的人不愿就这样离开“最后的家”,而是聚集在酒吧门外,等待朋友,继续观望。据6月29日的《纽约时报》报道,酒吧门口迅速聚集了两多百名愤怒的年轻人。
不断有路人加入这个群体,他们中有同性恋者,渴望动荡的年轻人,附近的居民,格林威治村的游客。每当有同性恋“明星”被赶出酒吧,人群中就会响起一阵欢呼声。还有人对着警察鼓掌,吹口哨,夸张地做各种表示“敬意”的动作。
当酒吧的黑手党老板被带上巡逻车时,人群发出欢呼声和掌声。但是随后,当三名引人注目的“装扮皇后”和酒吧普通雇员被带入巡逻车时,人群里发出不满的嘘声。人们开始高喊各种口号:“我们要自由!”“我是男同性恋,我骄傲!”“我喜欢男孩!”“同性恋权利!”
此时,一名已被带上警车的“扮装皇后” 打开另一侧的车门跳了出去,警察将其抓上车后,他再次试图逃跑。当一名警察准备把他铐住时,他用随身带的小包击打警察的头部。这名警察随即用警棍回击。
有些年轻人开始向警察投掷硬币。这时,一个戴着手铐的女同性恋被押送着走出酒吧。她不断咒骂警察,抱怨手铐太紧,并几次试图逃走。最后,一名警察把她扔进车里。这一幕彻底引爆了人群的愤怒。有人质问:“难道我们这些家伙就袖手旁观吗?”有人大喊:“看看警察的兽行!”
一场混战开始了。硬币、石块、酒瓶纷纷飞向警察。44岁的警官吉尔•韦斯曼(Gil Weissman)被硬币砸伤了眼睛,警方怀疑民谣歌手戴维•范•洛克(Dave Van Ronk)是凶手,抓住了他并逐步撤回到酒吧内。警察抵住了酒吧门,但是人群的愤怒和攻击有增无减。一些人试图点燃可燃液体喷向门里面;有人拔起一个停车计时器,猛击酒吧正门;人们点燃了垃圾桶,扔向酒吧的破玻璃窗。
攻击持续了40多分钟。酒吧门被撞开,警察们举起了手中的枪。一场更大的流血冲突似乎一触即发。这时,警笛声传来,一个本来是处理反越战示威的“战术巡逻队” (Tactical Patrol Force)被派来。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分散人群,人群继续向他们投掷石块,双方陷入了一场更大的混战。
凌晨四点左右,人群才逐渐散去。当最后一名警察离开石墙酒吧后,特拉斯科特发现酒吧的墙壁上用粉笔写满了这样的标语:“正在营业!”“我们同志有力量!”
汇集
石墙事件发生时,Ginny Apuzzo正在纽约市的一所修道院内,她想成为一名修女,通过静思来搞清像自己这样的女同性恋对社会有什么意义。在广播里偶然听到这条新闻时,她感觉“这像一个晴天霹雳”,“让我突然充满了愤怒,这应该是我要的生活:激情、抗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消极!”两周后,她离开了修道院,积极投身到同性恋权利运动中。如今她是美国国家男同性恋协会的执行理事,也是白宫同性恋问题顾问。
“晴天霹雳”,这也是大卫•卡特为写作《石墙事件:一场引发同性恋革命的突袭》一书而采访在现场的百名当事者时,人们对石墙事件所做的次数最多的形容。卡特在书中说道:“为什么说石墙事件是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因为它触及了人们的心灵。与警察抗争,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要知道,当时同性恋群体还是那么弱小而沉默。”
“或许从长远看来,这个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将实现同性恋权利运动理念的根本变化,将开启一场新的同性恋权利解放运动。目击者兰迪•维克(Randy Wicker)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兰迪的判断来自他长期从事同性恋权利运动的经历。1958年夏天,还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学生的兰迪来到纽约,参加了马特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纽约分会。这是美国第一个现代同性恋组织,1951年在洛杉矶成立。工作期间,安迪曾与比利蒂斯之女(Daughters of Bilitis)有过合作。这是美国第一个女同性恋组织,该同性恋组织创办了月刊杂志一一《阶梯》(Ladder)。
安迪逐渐对现今的同性恋权利组织有些不满:它们太过温和,缺乏反抗精神和权利意识。它们主要为同性恋者提供社会支持,采用创办同性恋刊物的方式,正面宣传同性恋,寻求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甚至建议同性恋者应当尽可能地融入主流社会,在穿着、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尽量避免引起人们注意。在年轻的安迪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妥协”。
1962年,安迪来到纽约,建立了纽约同性恋联盟。这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更加激进。它不是向主流社会乞求宽容,更不是要求同性恋者融入其中,而是从根本上否认歧视和迫害同性恋的制度,向政府伸手要权利。这种改变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在理念上的根本变化。
发轫
第二天晚上,特拉斯科特再次回到街道上。他发现克里斯多弗大街上、谢尔顿广场上乃至整个格林威治村,到处都是同性恋者。他们结队游行,高喊着“解放克里斯多弗大街”,抗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同性恋者所处的无法忍受的环境。很多同性恋手里都有奥斯卡•王尔德书店的老板,著名同性恋权利者克雷格•罗德威尔(Craig Rodwell)印发的传单《让黑手党和警察滚出酒吧》。
这场游行像六十年代其他的游行一样,充满了狂热和激情。“变装王后”们一直用骄傲的歌声震撼着夜空:“我们是石墙女孩儿/我们烫卷发/……我们穿短裙/我们的双腿很秀美!”热烈的摇滚乐之后,激情澎湃的演讲者开始高声宣扬同性恋权利,号召同性恋们奋起斗争。在部分街区,游行者与维持秩序的警车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总体来说,游行在和平的氛围里进行。
石墙酒吧还开着,尽管有一扇门已被烧焦,所有的大灯都被打碎,只剩下一些昏暗的小灯泡。门口贴着酒吧经营者的告示:“我们对所有提供帮助的人心存感激,但是石墙酒吧相信和平。请中止暴力,我们相信和平。”
距离石墙酒吧不远的谢尔顿广场成为最大的游行场所。住在格林威治村的著名诗人艾伦•金斯堡也是同性恋。这晚,他在特拉斯科特的陪同下前往谢尔顿广场。他对昨晚发生的反抗事件赞赏不已:“你看这些男同性恋们多么美丽,他们已经丢弃了十年前就具有的那些伤痕累累的外表!”这是特拉斯科特首次听见有人用“美丽”一词描述同性恋群体。就在6月27日的白天,在刚刚写完的文章里,他还习惯性地用侮辱性的叫法称呼同性恋者。为此,一群同性恋者在几天后包围了《乡村之声》杂志社,要求杂志社公开道歉。
随后的几天里,每晚都有类似的游行发生。大约在7月3号,游行渐渐中止。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同性恋权利运动立刻却呈野火燎原之势,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