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五四”时期的文化巨匠与抗战时期的亲日附逆，这两个具有颠覆性意味的标签同时集结于周作人的历史身份，深刻揭示其思想形态的复杂性，因此分析其身份转向的内部缘由便具有重要的文化隐喻性。本文以1943年至1944年所发生的“反动老作家”事件为切入点，分析贯穿于周作人思想的两大因素——“退”的人本倾向与“泛”的民族意识——是如何影响他对该事件的处理，同时从这两个维度解读周作人思想形态中的个人本位和东亚意识，探讨其后期选择的缘由。
　　关键词：周作人 反动老作家 个人本位 民族意识 东亚意识
　　周作人在其晚年所书的《知堂回想录》中，以两节的篇幅来记叙“反动老作家”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回忆他所写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思想的四篇文章——《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如何在日本文化界产生轰动，以及他如何成为“扫荡中国反动老作家”的首要针对对象。周作人在阐述这一历史事件时，显然带有20世纪60年代的心绪色彩和价值判断，他自言片冈铁兵所作题为“扫荡反动作家”的演讲“在我觉得是意外的成功，因为我当初的用意知识反对新民会的主张，却没有料到这样大的收获，至于敌人封我为‘反动老作家’或‘残余敌人’，则更是十二分的光荣了”a。
　　回溯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在日伪任职期间，对于日方所扣的“反动老作家”帽子并不满意，曾发声明、写信件以保全自身名声，颇有爱惜羽毛之感。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却以其曾被日方指认为“反动老作家”来为自己辩诉，所作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也被用来佐证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反抗日本树立中心思想的动机。显而易见的是，周作人对于“反动老作家”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前后不统一的状况。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使得周作人在两种生存环境下，均能对“反动老作家”做出不同的解读？周作人的这种左右游走的倾向又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读策略对于周作人“寿多则辱”的人生命途产生了何种宿命式的影响？这是亟待探知和深入了解的。本文以“反动老作家”为透视窗口，分析周作人思想中“退”的人本倾向和“泛”的民族意识是如何影响他的圆融抉择，以此透过周作人的行为表象，深入挖掘内部思想因素，从周作人的自身意识认识周作人的一生走向。
　　一、“退”的人本倾向：国人思想与国民文化的蓄势收缩
　　“五四”时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认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学”b。当同时期人关注文学革命之际，周作人却将重心放在思想革命上，《思想革命》和《祖先崇拜》可以算作其“言志”之作。《祖先崇拜》中提到“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学问，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c，周作人晚年评议时也直言“反对中国的尊重国粹，主张废止祖先崇拜而改为子孙崇拜”d。由此观之，周作人在前期时，他主张人从庞杂的社会和凝固僵化的传统中抽离出来，回到人本身，完成“退”的自我建构，此次的“退”，是肩负国人思想导向的一次人本先声，是站在集体意义上的共同退守和重新认知。其后，在政治建构、战争行进之际，周作人选择退回书斋，坚守“自己的园地”，这是在时代大潮中的个人之“退”。一方面表达了周作人对于政治运动和流血牺牲不愿苟同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本位主义自始至终贯彻的表现。所以在周作人早期的思想状态中，根植于他思想中“退”的保全策略一直占据某种主导地位。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讨论的“退”，是针对周作人总的思想特征下的选择方向问题，而非是简单的对错二元判断。人的凸显和人道主义的宣扬是集体的、高调的退守，在一时间带领国民重新认识人与文学；自己的园地是安静的、苦茶般的自品，是纷乱时局中的自身选择。在抗战前期，这类思想和选择不构成大是大非的价值判断，所以周作人得以坚守文化阵线，不受外界臧否。
　　反观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的观点，以国人思想代言者的身份，对中国思想做出了一次总的诊断，他认为“中国思想并无什么问题，只须设法培养他，使他正当长发便好”e，将中国的中心思想再次附着于儒家这个主心骨上，虽然仅以古籍中部分反映民生状况的选段为依托，实则是带领国人又一次精神意义上的退守，退回儒家所建构的断壁残垣中去。尽管当时错杂的中日战争环境并不能保证周作人是稳妥的国人声音的集结器，但这次的退守在日方看来是对日本文化扶持的一次拒绝。不仅如此，周作人又将中国人的思想稳定性与生存问题挂钩，“但是又因为中国思想以国民生存为本，假如生存有了问题，思想以将发生动摇，会有乱的危险，此非理论主义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语言所能防遏”f。在中日战争时期，生存是最基本也是最紧迫的问题，周作人在二者之间建立此种关系，实则是在以国人之退为基本点，先有生存，后得思想稳定，再则不作乱，具有极大的暗示和软弱示威意味，这在日方看来则是以思想稳定的统治需求来逼迫满足中国人的生存需求。片冈铁兵正是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周作人所暗含的周旋意味，在《致周作人函》中表示“若不曾感到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扮演的角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罢了”g，同时他表示“不应阻害中国人的欲望，这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的战争之消极的抵抗”h。笔者无意于夸赞片冈铁兵的文学理解力，但片冈铁兵对此文的反应恰恰反映了周作人以退为进的文学手笔的力道。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为国人思想打上生存标签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与周作人在抗战时期选择留守北京形成了镜像关系，周作人曾以举家南迁不便选择留在北京，又为了生存开始翻译书籍、担任职务，可以说周作人在沦陷时的北京的所作所为均是从生存这一基本点出发，而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不仅仅是以生存作为保护国人的旗帜，也是以国人作为自己因生存而选择后退的同道挡箭牌。
　　与前期的人本主位和思想意识的退守相比，后期周作人在文学观念和文化内容上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从批驳传统文化糟粕到以儒家为寄居外壳，从“以人为是”的文学理念到解决生存问题便达到“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其中得以贯穿的是他面对时局时的选择方向，皆是“退”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