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研究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三十余年，在努力完成国家科研重大项目的同时，坚持进行有关蒋介石的专题研究，陆续发表相关成果。其中一部分，收入《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一书，作为《近史探幽系列》之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2002年2月，我又将另一部分论文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作为《近史探幽系列》之二，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在序言中特别表示，“本书的是是非非，都静候读者的指教。”这话旨在表明，我将本书交给读者去评论，留给历史去检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在欢迎之列。此书出版后，颇蒙海内外学界关注。然而，今年海外出现的一篇严重歪曲拙著的“书评”和其后引起的风波，促使我改变这种一切“欢迎”态度，决定对该“书评”进行驳斥。
先是台湾《传记文学》4月号发表段干木先生的“书评”，评论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以下简称拙著)。该文题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大陆一流学者为蒋介石翻案》，此后，美国《黄花岗杂志》第5期又发表《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一文，署名香港朱有道，而内容则与台湾《传记文学》所刊完全相同。由于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强人就己，并且借题发挥，进行政治攻击，已经超出了“书评”的范围，并且严重歪曲了我的著作，其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对我进行恶意诬陷，我必须据理驳斥，以正视听。“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
兹依历史事件先后，从几个方面揭示“书评”的歪曲，同时说明拙著的真相。
一、关于中山舰事件。拙著旨在还原历史真相，澄清各种谬误不实之词，揭露此次事件虽发端于西山会议派的挑拨离间，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其必然性。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年3月18日深夜，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共产党员、时任海军局代局长的李之龙即派中山舰及宝璧舰应调。但是，当两舰由广州开到黄埔军校后，却发现并无凋舰之事。20日晨，蒋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监视苏联顾问。此后，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即声称中山舰的调动，系李之龙“矫令”，目的是将他强行绑架到莫斯科，属于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阴谋，而1949年以来大陆历史学家则普遍认为，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事情的真相如何，一直是个谜团。
拙著根据大量扎实、可靠的资料指出：1、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季山嘉(苏联顾问)无关，也与中共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2、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3、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拙著115-116页，以下仅注页码)。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右派想“拆散”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团结局面，挑拨国共关系，“使共产党和蒋分家”(121页)。拙著特别着重指出：就蒋介石误信右派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127页)。“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129页)
拙著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论述大体如上。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中，却专门写了一段“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蒙冤七十五年”，作为拙著为蒋介石“翻案”的有力证据之一。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吗?
二、拙著批判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批判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而“书评”却声称，拙著肯定蒋介石“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
1931年2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在制订约法问题上发生分歧。蒋主张制订约法，而胡则反对制订约法。28日，蒋介石悍然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关于此事，拙著评论说：“蒋介石虽然早年就参加辛亥革命，但始终并无多少民主思想。”(293页)“他此际之所以重视约法，主要是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中原大战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它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严重威胁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接过政敌的口号来，力图以此争取人心，剥夺反对派的借口，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同上页)在这一论述的前提下，我曾根据蒋介石日记提出，他有过某些“刷新”政治的念头。拙著写道：“尽管蒋介石的目的是‘阏绝乱源’，巩固统治，但是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自由选举，自由提案，议案公开，等等，毕竟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他在‘江电’中重提曾作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无奈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一遇到反对意见，他就又用起老套路来了。”(294页)拙著还分析说：“蒋是个独裁主义者，追求、神往的是大权在握，个人专断的‘总统集权制’，岂能容得别人的批评、牵制和反对呢!”拙著又说：“软禁胡汉民事件是中国三十年代初期的一次典型政治事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299页)文章结尾，我特别指出，蒋“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类似的严厉批判还有，不能一一列举。’但是，这些，段干木(朱有道)先生都不引，主观；武断地声称：“杨天石认为蒋介石前述举措‘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也作为拙著为蒋介石翻案的例证之二。断章取义的做法还有比这更突出的吗?
三、拙著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退让为特征；但“书评”却将它当作“中共喉舌”的言论，引用拙著来加以批判，利用本人反对本人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有一段妙文，照录如下：“中共喉舌一向认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以妥协与退让为特征。’但杨天石教授以大量史实证明，暂时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经过“书评”的这一处理，杨天石就成了反对“中共喉舌”的勇士。事实是否如此呢?
拙著原文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未作任何抵抗就丢掉了东北大片江山，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国人最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有所改变，其表现是：在淞沪地区和长城各口抗击来犯日军；在谈判桌上，也进行过若干抗争。但是，就其总体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403页)两相比较，“书评”只删去了上引拙著中最后一句的“仍”字，就将这一观点定性为“中共喉舌”的语言。那末，敝人到底是“中共喉舌”呢?还是“中共喉舌”的反对者呢?
我在认定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弊焚“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进认真、严肃的科学考察。抽著指出；蒋之所以如此，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381页)。拙著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认为内忧重于外患，视中共为头号敌人。”(397页)对此，拙著严厉批判说：“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分歧旭无论如何，总是‘兄弟阅于墙’，在民族敌人面前属于内部矛盾。蒋介石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视日本侵华为‘皮肤小病’，将中共看成远比日本军国主义者更为危险的敌人，这就颠倒了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违背于国人团结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错误也就由此产生了。”(397~398页)
拙著指出，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实行对日妥协和退让政策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蒋介石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他认为：日本已是现代化国家，日军武器精良，技术高明，中国在短时期绝对无法弥补这两大缺点。因此，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有败无胜，自在意中’。他甚至估计，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扛、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381~382‘页)对此，拙著分析说：“中日间的差距是事实，战争需要准备也是事实，蒋介石主张进行不断的、有后续力的持久战斗也是正确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军实力估计过高，对战争中武器、技术的作用也估计过高，相反，对中国的抗战力量则估计过低。他战略、战术呆板，只知道打阵地战、固守战，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略战术，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战争和敌后战争，这是他长期畏战、避战的原因。”(384页)
拙著还指出，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实行对日妥协和退让政策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某些影响。拙著说：“蒋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午灭亡吴国的故事。”(384页)拙著还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欲取先予”、“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等思想对蒋介石也有影响(385页)；这些，拙著都有扎实的资料为据，并非虚构。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对蒋介石当年的妥协、退让进行了批判，拙著说：“应该指出，勾践的忍辱是在抵抗失败，国家灭亡之后，而蒋介石的忍辱是在国家尚在，事犹可为的时候。蒋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敌人面前的软弱一面，其结果是使国家权益一再受到损害。”(386页)又说：“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403页)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才表示：战争需要多方面的准备，蒋介石在一段时间内的妥协、退让，其中“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笨，也是二种谋略”。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中，我的上述分析和批判都不见了，我的书就完完全全被说成为蒋介石“辨诬”、“翻案”之作了。
四、拙著肯定胡汉民、陈铭枢、李济深、冯玉祥、张学良等反蒋爱国人士，而“书评”却一律否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因此激起国民党党内部分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先后有胡汉民组织“新国民党”，组成“西南派”，陈铭枢、李济深等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人民政府)、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事件。对此，我在抽著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例如，拙著称：“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日益为国人所不满，胡汉民由于主张抗战，逐渐争得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栅护。”(312页)但是，“书评”却说：“以上种种阴谋活动表明，胡汉民绝对不是‘相当正派’的政治人物。”又说：“胡汉民策动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连绵不绝的战事，导致内耗严重，于是日寇乘虚入侵。”还说：“张学良是个投机游移分子。”凡此，都和拙著的观点完全对立。
五、拙著对蒋介石的抗日作了适当肯定，同时，也对其软弱、动摇作了揭示和批判，但“书评”却全面捧场，美化其为“民族英雄”。尽管蒋介石长期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但是，在日寇侵略危机自益加深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从事抗日准备；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剿共’(政策，但同时；又企图迷惑日本人，以对“红军”的追剿掩护其在四川、云南、贵州建立长期抗日基地的行为。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终于决心抗战，和中共再度合作。抗战八年中，他一面指挥国民党部队对日作战，但同时又和日-本人多渠道地秘密谈判。在拙著中，我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蒋介石和小川平吉、萱野长知之间的暧昧关系。抽著分析说；“抗战前期；蒋介石脚踩两头船。他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维持谈判，准备妥协。当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作战不利时，这种动摇、妥协的倾向表现得尤其突出。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方诱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蒋介石充分懂得，只要他接受日方条件，甚至只要他和日方谈判的消息透露，他就会遭到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垮台。”(428页)拙著还以大量独家发现的资料探讨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关系。拙著指出：“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蒋介石长期认为中国实力不如日本，与日本作战，中国必败。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思想上的恐日症并未消除，因此，他采取的是一面作战，一面和谈的两手政策，根据不同形势，交互为用，以便进可以战，退可以和，左右逢源。”但是，段干木(朱有道)先生对我的上述分析和论述都视而不见，过度称誉蒋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传记文学》的标题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黄花岗杂志》的标题是《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请问，这符合拙著的原意吗?能从拙著找到“民族英雄”这四个字吗?值得提醒的是，由于个人精力和篇幅的限制，拙著中没有一篇研究蒋介石如何指挥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这是应该加以研究的)，相反，仅有上述两篇讨论蒋和日本方面秘密谈判的文章。这是在“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吗?
应该指出，抗日战争中蒋介石集团和日方的秘密谈判，次数频繁，过程复杂，有多方面的作用。拙著对此已有所叙述，但是，还大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笔者也还在进一步研究中。
六、结语。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自取所需，强人就已，无中生有，严重歪曲了拙著的面貌。其各种观点，均系“书评”作者的观点，与拙著无关。“书评”还有一部分政治攻击的内容，相信明眼人均能看出，那是“书评”作者某种情绪的发泄，与拙著更没有任何关系。拙著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读者如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讨论以至撰文公开批评，这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是，连拙著都没有渎，就恶意诬陷，借端煽动，就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了。
蒋介石已经去世近三十年，早已成了历史人物。他一身经历复杂。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中年，和共产党有过北伐与抗日两次合作，但又两次发动反共内战；晚年，退据台湾，梦想反攻大陆，但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因此，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研究蒋介石，分析他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研究其发展、变化以致最终为中共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打倒的历程，给予全面、准确、辩证的科学评价，当肯定者肯定，当否定者否定，是摆在中国历史学家面前的重要工作。这个题目做好了，有助于写好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华民国史，更大有助于争取台湾回归、和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这一问题上，我衷心欢迎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共同争鸣，但是，坚决反对“书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恶劣的学风和文风。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p2年2月版)
先是台湾《传记文学》4月号发表段干木先生的“书评”，评论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以下简称拙著)。该文题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大陆一流学者为蒋介石翻案》，此后，美国《黄花岗杂志》第5期又发表《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一文，署名香港朱有道，而内容则与台湾《传记文学》所刊完全相同。由于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强人就己，并且借题发挥，进行政治攻击，已经超出了“书评”的范围，并且严重歪曲了我的著作，其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对我进行恶意诬陷，我必须据理驳斥，以正视听。“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
兹依历史事件先后，从几个方面揭示“书评”的歪曲，同时说明拙著的真相。
一、关于中山舰事件。拙著旨在还原历史真相，澄清各种谬误不实之词，揭露此次事件虽发端于西山会议派的挑拨离间，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其必然性。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年3月18日深夜，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共产党员、时任海军局代局长的李之龙即派中山舰及宝璧舰应调。但是，当两舰由广州开到黄埔军校后，却发现并无凋舰之事。20日晨，蒋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监视苏联顾问。此后，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即声称中山舰的调动，系李之龙“矫令”，目的是将他强行绑架到莫斯科，属于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阴谋，而1949年以来大陆历史学家则普遍认为，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事情的真相如何，一直是个谜团。
拙著根据大量扎实、可靠的资料指出：1、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季山嘉(苏联顾问)无关，也与中共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2、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3、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拙著115-116页，以下仅注页码)。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右派想“拆散”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团结局面，挑拨国共关系，“使共产党和蒋分家”(121页)。拙著特别着重指出：就蒋介石误信右派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127页)。“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129页)
拙著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论述大体如上。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中，却专门写了一段“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蒙冤七十五年”，作为拙著为蒋介石“翻案”的有力证据之一。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吗?
二、拙著批判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批判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而“书评”却声称，拙著肯定蒋介石“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
1931年2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在制订约法问题上发生分歧。蒋主张制订约法，而胡则反对制订约法。28日，蒋介石悍然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关于此事，拙著评论说：“蒋介石虽然早年就参加辛亥革命，但始终并无多少民主思想。”(293页)“他此际之所以重视约法，主要是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中原大战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它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严重威胁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接过政敌的口号来，力图以此争取人心，剥夺反对派的借口，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同上页)在这一论述的前提下，我曾根据蒋介石日记提出，他有过某些“刷新”政治的念头。拙著写道：“尽管蒋介石的目的是‘阏绝乱源’，巩固统治，但是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自由选举，自由提案，议案公开，等等，毕竟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他在‘江电’中重提曾作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无奈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一遇到反对意见，他就又用起老套路来了。”(294页)拙著还分析说：“蒋是个独裁主义者，追求、神往的是大权在握，个人专断的‘总统集权制’，岂能容得别人的批评、牵制和反对呢!”拙著又说：“软禁胡汉民事件是中国三十年代初期的一次典型政治事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299页)文章结尾，我特别指出，蒋“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类似的严厉批判还有，不能一一列举。’但是，这些，段干木(朱有道)先生都不引，主观；武断地声称：“杨天石认为蒋介石前述举措‘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也作为拙著为蒋介石翻案的例证之二。断章取义的做法还有比这更突出的吗?
三、拙著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退让为特征；但“书评”却将它当作“中共喉舌”的言论，引用拙著来加以批判，利用本人反对本人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有一段妙文，照录如下：“中共喉舌一向认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以妥协与退让为特征。’但杨天石教授以大量史实证明，暂时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经过“书评”的这一处理，杨天石就成了反对“中共喉舌”的勇士。事实是否如此呢?
拙著原文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未作任何抵抗就丢掉了东北大片江山，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国人最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有所改变，其表现是：在淞沪地区和长城各口抗击来犯日军；在谈判桌上，也进行过若干抗争。但是，就其总体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403页)两相比较，“书评”只删去了上引拙著中最后一句的“仍”字，就将这一观点定性为“中共喉舌”的语言。那末，敝人到底是“中共喉舌”呢?还是“中共喉舌”的反对者呢?
我在认定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弊焚“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进认真、严肃的科学考察。抽著指出；蒋之所以如此，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381页)。拙著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认为内忧重于外患，视中共为头号敌人。”(397页)对此，拙著严厉批判说：“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分歧旭无论如何，总是‘兄弟阅于墙’，在民族敌人面前属于内部矛盾。蒋介石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视日本侵华为‘皮肤小病’，将中共看成远比日本军国主义者更为危险的敌人，这就颠倒了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违背于国人团结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错误也就由此产生了。”(397~398页)
拙著指出，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实行对日妥协和退让政策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蒋介石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他认为：日本已是现代化国家，日军武器精良，技术高明，中国在短时期绝对无法弥补这两大缺点。因此，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有败无胜，自在意中’。他甚至估计，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扛、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381~382‘页)对此，拙著分析说：“中日间的差距是事实，战争需要准备也是事实，蒋介石主张进行不断的、有后续力的持久战斗也是正确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军实力估计过高，对战争中武器、技术的作用也估计过高，相反，对中国的抗战力量则估计过低。他战略、战术呆板，只知道打阵地战、固守战，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略战术，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战争和敌后战争，这是他长期畏战、避战的原因。”(384页)
拙著还指出，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实行对日妥协和退让政策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某些影响。拙著说：“蒋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午灭亡吴国的故事。”(384页)拙著还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欲取先予”、“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等思想对蒋介石也有影响(385页)；这些，拙著都有扎实的资料为据，并非虚构。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对蒋介石当年的妥协、退让进行了批判，拙著说：“应该指出，勾践的忍辱是在抵抗失败，国家灭亡之后，而蒋介石的忍辱是在国家尚在，事犹可为的时候。蒋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敌人面前的软弱一面，其结果是使国家权益一再受到损害。”(386页)又说：“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403页)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才表示：战争需要多方面的准备，蒋介石在一段时间内的妥协、退让，其中“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笨，也是二种谋略”。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中，我的上述分析和批判都不见了，我的书就完完全全被说成为蒋介石“辨诬”、“翻案”之作了。
四、拙著肯定胡汉民、陈铭枢、李济深、冯玉祥、张学良等反蒋爱国人士，而“书评”却一律否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因此激起国民党党内部分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先后有胡汉民组织“新国民党”，组成“西南派”，陈铭枢、李济深等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人民政府)、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事件。对此，我在抽著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例如，拙著称：“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日益为国人所不满，胡汉民由于主张抗战，逐渐争得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栅护。”(312页)但是，“书评”却说：“以上种种阴谋活动表明，胡汉民绝对不是‘相当正派’的政治人物。”又说：“胡汉民策动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连绵不绝的战事，导致内耗严重，于是日寇乘虚入侵。”还说：“张学良是个投机游移分子。”凡此，都和拙著的观点完全对立。
五、拙著对蒋介石的抗日作了适当肯定，同时，也对其软弱、动摇作了揭示和批判，但“书评”却全面捧场，美化其为“民族英雄”。尽管蒋介石长期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但是，在日寇侵略危机自益加深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从事抗日准备；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剿共’(政策，但同时；又企图迷惑日本人，以对“红军”的追剿掩护其在四川、云南、贵州建立长期抗日基地的行为。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终于决心抗战，和中共再度合作。抗战八年中，他一面指挥国民党部队对日作战，但同时又和日-本人多渠道地秘密谈判。在拙著中，我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蒋介石和小川平吉、萱野长知之间的暧昧关系。抽著分析说；“抗战前期；蒋介石脚踩两头船。他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维持谈判，准备妥协。当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作战不利时，这种动摇、妥协的倾向表现得尤其突出。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方诱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蒋介石充分懂得，只要他接受日方条件，甚至只要他和日方谈判的消息透露，他就会遭到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垮台。”(428页)拙著还以大量独家发现的资料探讨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关系。拙著指出：“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蒋介石长期认为中国实力不如日本，与日本作战，中国必败。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思想上的恐日症并未消除，因此，他采取的是一面作战，一面和谈的两手政策，根据不同形势，交互为用，以便进可以战，退可以和，左右逢源。”但是，段干木(朱有道)先生对我的上述分析和论述都视而不见，过度称誉蒋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传记文学》的标题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黄花岗杂志》的标题是《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请问，这符合拙著的原意吗?能从拙著找到“民族英雄”这四个字吗?值得提醒的是，由于个人精力和篇幅的限制，拙著中没有一篇研究蒋介石如何指挥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这是应该加以研究的)，相反，仅有上述两篇讨论蒋和日本方面秘密谈判的文章。这是在“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吗?
应该指出，抗日战争中蒋介石集团和日方的秘密谈判，次数频繁，过程复杂，有多方面的作用。拙著对此已有所叙述，但是，还大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笔者也还在进一步研究中。
六、结语。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自取所需，强人就已，无中生有，严重歪曲了拙著的面貌。其各种观点，均系“书评”作者的观点，与拙著无关。“书评”还有一部分政治攻击的内容，相信明眼人均能看出，那是“书评”作者某种情绪的发泄，与拙著更没有任何关系。拙著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读者如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讨论以至撰文公开批评，这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是，连拙著都没有渎，就恶意诬陷，借端煽动，就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了。
蒋介石已经去世近三十年，早已成了历史人物。他一身经历复杂。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中年，和共产党有过北伐与抗日两次合作，但又两次发动反共内战；晚年，退据台湾，梦想反攻大陆，但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因此，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研究蒋介石，分析他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研究其发展、变化以致最终为中共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打倒的历程，给予全面、准确、辩证的科学评价，当肯定者肯定，当否定者否定，是摆在中国历史学家面前的重要工作。这个题目做好了，有助于写好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华民国史，更大有助于争取台湾回归、和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这一问题上，我衷心欢迎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共同争鸣，但是，坚决反对“书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恶劣的学风和文风。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p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