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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进步、互联网普及，许多新新词汇应运而生，除了新造词语，“旧瓶装新酒”的词语也屡见不鲜，语言学将此种现象命名为“语义流变”。本文运用语言学知识，以“菊花”、“同志”为例子，追溯其语义流变历程，并从语言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分析语义流变的原因。
【关键词】：“菊花”；“同志”；语义流变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语言变化的方式之一是“语义流变”，即在其原有语义的基础上，词可以通过扩展、缩小、升格被降格等方式派生出新的语义。也就是说，一些新词就是被增添了新义的旧词。在网络时代，新词层出不穷。“语义流变”是网络用语的产生方式之一，其中“菊花”、“同志”是典型代表。本文试对“菊花”、“同志”这两个词做些粗浅的探讨，寻找词义的演变方式，探究语义流变的原因。
一、“菊花”与“同志”的语义流变
菊花在植物分类学中是宿根草本植物，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因其花期多在秋冬，而且凋谢后不会一片片地凋零花瓣，所以菊花常被古代的文人赋予深远的象征意义，成为文人节气和品格的写照，如“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常用来比喻坚贞不屈的人。自从陶潜先生在东篱采了一把菊花，菊花又被赋予超凡脱俗的隐者姿态。另外，中国人素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茶的习俗，菊花也有吉祥、长寿的含义。从古至今，菊花作为高洁的、吉祥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人的心理共识.。然而，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菊花”又被赋予新的含义，不再是高洁的代表，反而常引起人“不怀好意”地一笑。
在网络上，“菊花”已成为屁眼的代名词。“菊花一词起初是台湾90年代末网络论坛上小范围使用的黑话。而其广泛流传则源自一部漫画—藤崎龙于2002年连载的《樱铁奇想》”。[1]这是一部充满“大话”色彩、颠覆意味的幻想漫画，其中的多数角色都是借用哲学家的名字。一直“高冷”，说着“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的叔本华也不幸中枪，成了漫画中的“小菊花之神”。正是这段漫画导致“菊花”一词在当时的动漫爱好圈里流行开来，由于形似，一看即明，又因网络传播便利，所以迅速扩散，成了网民普遍认识和使用的词汇。
“菊花”虽因漫画而新增一义，但其作为一种植物的本义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消退，所以“菊花”的语义流变方式是语义扩大。而令一种词汇，如“同志”，对青年人而言，其原有意义消退，因其新的语义而被人们接受，这种流变方式则是语义转移。
“同志”一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心则同志”。后又有《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古汉语中，“同志”的意思是志趣相同。“同志”一词之所以在今天看来政治色彩比较浓厚，是因为近代在翻译comrade时采用了“同志”一词。Comrade的狭义解释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含义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事业奋斗的人。在近代中国，“同志”成为革命团体成员间的常用称呼。辛亥革命后，因“大人”、“老爷”等称呼都反映旧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有损共和政治的形象，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曾颁布文件，试图用“同志”、“先生”替代“老爷”、“大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改造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高压的政治手段使社会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志”成了最权威、最通用的称呼。但在改革开放后，“同志”一词在党外越来越少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师傅”、“老板”、“美女”等称呼语。
“同志”一词如今又活跃起来，只不过更多地表达另一层意思—同性恋。“同志”的这种用法起源于九十年代。1989年，香港知名艺术家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他的创意首先在香港、台湾、新加波等地传播，后传入大陆，并为青年人认同与使用。
二、语义流变产生原因
（一）语言内因：语言禁忌与语言经济原则
在语言交际中，有一些词语是不能随便说的，说出来就可能会引起听话人的不快和反感，这就是语言学上所说的“禁忌语”。禁忌语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猥亵性词语，常常与性和排泄物有关，被视为污秽下流的一类词语。二是亵渎性词语，指冒犯神威，对神不敬的词，包括诅咒语、肮脏语、种族诋毁语等。
在一些特定场合中，禁忌语的含义不得不表达，于是“菊花”成了猥亵性词语屁眼的委婉语，而“同性恋”因在社会上受一部分人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亵渎性词语，所以用“同志”一词较中性地反映了这一类群体。林奕华谈起这个想法时也曾说道，“在1989年……，当时的情形不像现在，许多同性恋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太敢来。我们就干脆把他改成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名字，我就想到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2]
那为何要用“菊花”、“同志”直接表达与原语义风马牛不相及的语义，而不能专门新造一个委婉语呢？这与语言表达的经济性有关。语言经济原则指“因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始终在发展、变化，促使人们采用更多、更新、更复杂、更具有特定作用的语言单位，而人的自然惰性则要求在言语活动中尽可能减少力量的消耗，使用比较少、省力的或者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3]“同志”的原有语义在当今不再适用，但其语言符号仍存在，所以被赋予适应时代的新义继续使用。这种语言经济原则，不仅使人能省时省力地记住词语，而且在网络时代，因各种奇葩的联系将不同的语义统一为一个语言符号，如“菊花”因花形而被赋予新义，“囧”直接因字形被赋予新义，更有一种娱乐意味在里面，具有诙谐性，这是新创词所难以达到的效果。
（二）社会外因：大众传媒与受众追从性
词能成为词，其关键因素在于被人认可和使用，成为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如今，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体以其超强的渗透力和广泛的覆盖面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语言生活。一方面，大众传媒拉近了世界各地的距离，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使得新词新义有平台展示。另一方面，一些“幸运的”新词新义或是受网民的追捧而传播，或因特殊机缘巧合而“一夜爆红”，大众传媒都以铺天盖地式的传播，将这些新词新义在极短的时间内渗透到社会各角落。所以，大众传媒加速了语义流变，也使语义的流变更具偶然性。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受众对新词多数是接受并积极使用。这种追从性源自人内在的群体认同。为了不脱离大众，一个人必须理解社会出现的新词新义，“符号的理解是把这一要理解的符号归入熟悉的符号群中，换句话说，理解就是要用熟悉的符号弄清符号。”[4]理解后，他们会主动运用新符号进行交流。不难发现，在平常的交际过程中，如果一个人讲话时能蹦出时下最流行的新词新义，别人多半将他看作是时尚又幽默的人，而他自己也会因紧跟潮流而沾沾自喜。人们使用群体符号，遵从群体规范而获得群体认同，这使得流变的语义在不断使用中得到强化。在遵守规范的同时，受众也会迎合规范积极创造，如在“菊花”一词出现后，“木耳”、“黄瓜”、“鲍鱼”根据其语言流变规则衍生而出，形成了一套类似于行业术语般的话语体系，使流变的语义在一定场合、一段时间内固化。
注释：
[1]听梦说.【冷知识】菊花为何会解释为屁眼[EB/OL].http：//www.guokr.com/post/555954/：果壳网，2012-1-18.
[2]蔡毅.“同志”称呼的沧桑变化[N].青年商旅报，2014-5-9.
[3]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增订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1.
[4]杨文华.网络语言的流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J].深圳大学学报，2012，29：60-61.
参考文献：
[1]林玉娟.语义流变机制探微[J].外国语文，2011，27（1）：84-88.
[2]任毅，梁婷婷.从“小姐”、“同志”称谓语指称差异看社会的发展变化[J].高等教育研究，2009，26（1）：94-96.
[3]陈继院.“同志”称谓的历史嬗变探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34（1）：273-275.
[4]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36-239.
【关键词】：“菊花”；“同志”；语义流变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语言变化的方式之一是“语义流变”，即在其原有语义的基础上，词可以通过扩展、缩小、升格被降格等方式派生出新的语义。也就是说，一些新词就是被增添了新义的旧词。在网络时代，新词层出不穷。“语义流变”是网络用语的产生方式之一，其中“菊花”、“同志”是典型代表。本文试对“菊花”、“同志”这两个词做些粗浅的探讨，寻找词义的演变方式，探究语义流变的原因。
一、“菊花”与“同志”的语义流变
菊花在植物分类学中是宿根草本植物，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因其花期多在秋冬，而且凋谢后不会一片片地凋零花瓣，所以菊花常被古代的文人赋予深远的象征意义，成为文人节气和品格的写照，如“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常用来比喻坚贞不屈的人。自从陶潜先生在东篱采了一把菊花，菊花又被赋予超凡脱俗的隐者姿态。另外，中国人素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茶的习俗，菊花也有吉祥、长寿的含义。从古至今，菊花作为高洁的、吉祥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人的心理共识.。然而，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菊花”又被赋予新的含义，不再是高洁的代表，反而常引起人“不怀好意”地一笑。
在网络上，“菊花”已成为屁眼的代名词。“菊花一词起初是台湾90年代末网络论坛上小范围使用的黑话。而其广泛流传则源自一部漫画—藤崎龙于2002年连载的《樱铁奇想》”。[1]这是一部充满“大话”色彩、颠覆意味的幻想漫画，其中的多数角色都是借用哲学家的名字。一直“高冷”，说着“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的叔本华也不幸中枪，成了漫画中的“小菊花之神”。正是这段漫画导致“菊花”一词在当时的动漫爱好圈里流行开来，由于形似，一看即明，又因网络传播便利，所以迅速扩散，成了网民普遍认识和使用的词汇。
“菊花”虽因漫画而新增一义，但其作为一种植物的本义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消退，所以“菊花”的语义流变方式是语义扩大。而令一种词汇，如“同志”，对青年人而言，其原有意义消退，因其新的语义而被人们接受，这种流变方式则是语义转移。
“同志”一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心则同志”。后又有《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古汉语中，“同志”的意思是志趣相同。“同志”一词之所以在今天看来政治色彩比较浓厚，是因为近代在翻译comrade时采用了“同志”一词。Comrade的狭义解释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含义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事业奋斗的人。在近代中国，“同志”成为革命团体成员间的常用称呼。辛亥革命后，因“大人”、“老爷”等称呼都反映旧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有损共和政治的形象，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曾颁布文件，试图用“同志”、“先生”替代“老爷”、“大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改造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高压的政治手段使社会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志”成了最权威、最通用的称呼。但在改革开放后，“同志”一词在党外越来越少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师傅”、“老板”、“美女”等称呼语。
“同志”一词如今又活跃起来，只不过更多地表达另一层意思—同性恋。“同志”的这种用法起源于九十年代。1989年，香港知名艺术家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他的创意首先在香港、台湾、新加波等地传播，后传入大陆，并为青年人认同与使用。
二、语义流变产生原因
（一）语言内因：语言禁忌与语言经济原则
在语言交际中，有一些词语是不能随便说的，说出来就可能会引起听话人的不快和反感，这就是语言学上所说的“禁忌语”。禁忌语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猥亵性词语，常常与性和排泄物有关，被视为污秽下流的一类词语。二是亵渎性词语，指冒犯神威，对神不敬的词，包括诅咒语、肮脏语、种族诋毁语等。
在一些特定场合中，禁忌语的含义不得不表达，于是“菊花”成了猥亵性词语屁眼的委婉语，而“同性恋”因在社会上受一部分人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亵渎性词语，所以用“同志”一词较中性地反映了这一类群体。林奕华谈起这个想法时也曾说道，“在1989年……，当时的情形不像现在，许多同性恋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太敢来。我们就干脆把他改成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名字，我就想到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2]
那为何要用“菊花”、“同志”直接表达与原语义风马牛不相及的语义，而不能专门新造一个委婉语呢？这与语言表达的经济性有关。语言经济原则指“因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始终在发展、变化，促使人们采用更多、更新、更复杂、更具有特定作用的语言单位，而人的自然惰性则要求在言语活动中尽可能减少力量的消耗，使用比较少、省力的或者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3]“同志”的原有语义在当今不再适用，但其语言符号仍存在，所以被赋予适应时代的新义继续使用。这种语言经济原则，不仅使人能省时省力地记住词语，而且在网络时代，因各种奇葩的联系将不同的语义统一为一个语言符号，如“菊花”因花形而被赋予新义，“囧”直接因字形被赋予新义，更有一种娱乐意味在里面，具有诙谐性，这是新创词所难以达到的效果。
（二）社会外因：大众传媒与受众追从性
词能成为词，其关键因素在于被人认可和使用，成为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如今，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体以其超强的渗透力和广泛的覆盖面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语言生活。一方面，大众传媒拉近了世界各地的距离，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使得新词新义有平台展示。另一方面，一些“幸运的”新词新义或是受网民的追捧而传播，或因特殊机缘巧合而“一夜爆红”，大众传媒都以铺天盖地式的传播，将这些新词新义在极短的时间内渗透到社会各角落。所以，大众传媒加速了语义流变，也使语义的流变更具偶然性。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受众对新词多数是接受并积极使用。这种追从性源自人内在的群体认同。为了不脱离大众，一个人必须理解社会出现的新词新义，“符号的理解是把这一要理解的符号归入熟悉的符号群中，换句话说，理解就是要用熟悉的符号弄清符号。”[4]理解后，他们会主动运用新符号进行交流。不难发现，在平常的交际过程中，如果一个人讲话时能蹦出时下最流行的新词新义，别人多半将他看作是时尚又幽默的人，而他自己也会因紧跟潮流而沾沾自喜。人们使用群体符号，遵从群体规范而获得群体认同，这使得流变的语义在不断使用中得到强化。在遵守规范的同时，受众也会迎合规范积极创造，如在“菊花”一词出现后，“木耳”、“黄瓜”、“鲍鱼”根据其语言流变规则衍生而出，形成了一套类似于行业术语般的话语体系，使流变的语义在一定场合、一段时间内固化。
注释：
[1]听梦说.【冷知识】菊花为何会解释为屁眼[EB/OL].http：//www.guokr.com/post/555954/：果壳网，2012-1-18.
[2]蔡毅.“同志”称呼的沧桑变化[N].青年商旅报，2014-5-9.
[3]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增订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1.
[4]杨文华.网络语言的流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J].深圳大学学报，2012，29：60-61.
参考文献：
[1]林玉娟.语义流变机制探微[J].外国语文，2011，27（1）：84-88.
[2]任毅，梁婷婷.从“小姐”、“同志”称谓语指称差异看社会的发展变化[J].高等教育研究，2009，26（1）：94-96.
[3]陈继院.“同志”称谓的历史嬗变探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34（1）：273-275.
[4]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36-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