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对《伤逝》和《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的文本比较，展现了中国出走的两位“娜拉”形象，体现了中国女性从沉默的他者到主体生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对男性进行了观照，指出男性继续面临的“被启蒙与被拯救”的命题，只有男性真正从传统性别意识，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与女性达成和谐而走向共生。
关键词：《伤逝》；《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女性生成；男性解放
在中国长期宗法制度，封建传统意识的控制下，女性作为第二性成为男性的集体无意识，她们的身体，社会身份，价值观等都是男性想象的产物，永远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处于边缘人位置，在传统父权，夫权的压制下丧失了自我表达的声音，而成为依附者。五四解放话语涌入后，男女之间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拯救与被拯救者的关系成为众多男性文本的共同特征，女性往往被建构成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缺乏自我主体意识，处于弱势境遇，这样无形中就为男性拯救者的出现预设了社会文化情境。在此基础上，鲁迅先生从“人的解放”和“理想人性的建设”出发，提出了解放女性的时代主张，同时也有了中国式出走的娜拉。
小说《伤逝》是以涓生的手记这一叙述形式出现的，著名小说研究家布斯曾说：“说出一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讲述的，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东西，除非我们要更精确一些，描述叙述者的特征如何与特殊效果有关。”①《伤逝》采用第一人称表述视角，也就使得其女性形象子君的心理意识及精神几近成为空白之页，小说中涓生作为启蒙者，以子君精神导师的面目自居，文本始末都是叙述者“我”的心理活动及情感体验，而对于子君的心绪情思则完全是男性臆想化的产物，在这里，西方理论界的“话语及权力”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由于作者话语权力的分配，叙述者的第一人称我的男性化视角显然决定了文本女性——子君“失声”的必然命运，“我”不可能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到女性复杂而丰富的内心情感等生活层面，从而导致女性成为“在场”的缺席者。
子君作为被启蒙者，最终没能完成自我解放之路，她作为“沉默的他者”而隐遁于家庭的柴米油盐之中，尽管生活并不如意，但当涓生的失业带来家庭危机时，她毅然同涓生一起在无言和无助中相互鼓励前行，但涓生却只看到子君的遁入家庭的庸俗，把生存危机所带来的困境归咎于子君的不思进取，不懂生活的要义，从而以“你更可以毫无牵挂的做事”为借口，残忍的抛弃了子君。《伤逝》中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意识是明显的，不仅是在叙述方式的设计中以“我”为表述中心，在文本内容中，涓生对子君的启蒙也不过是为了逃避寂寞的空虚，是这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此从子君身上汲取前进的动力和勇气，以迎合社会思想解放的话语潮流，突出自身启蒙者的位置，而涓生本人尤其偏重自身的个体生存价值，他何尝不是在比较哪一种生活更有价值，更值得去付出，哪怕将自己的爱人置于死地，当他一旦发现子君不再有反抗的斗争精神而囿于家庭时，他的启蒙者地位仿佛被削弱，正在失去引领价值，所以一旦出现生存危机，他就把这种由自身带来的软弱与无能转嫁给子君，正像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指出：“《伤逝》的叙事者是如何围绕自己的男性欲望，通过指示性的话语暴力来建构男性欲望对女性尸骸的描写。”②传统的男性意识将女性置于他者的地位，非但没有给予女性言说的空间，反而将生存的重负推向女性，以虚假的启蒙姿态演绎着爱情的虚幻，鼓舞娜拉们出走，却又将其推入绝地，反而失去了那仅存的传统的生存空间，而不得不陷入尴尬的境地而最终走向死亡。
从文本中男性的强权意识中走出来，历来对《伤逝》的评论都指向经济权的争取，鲁迅先生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指出过，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男人和女人。这句话不知可否地的是在强调经济权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性。“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③子君由于没有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她从父门到夫门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木偶变成一个傀儡的过程。然而，《伤逝》这一文本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女性解放需要夺取经济权的思考，它还同时在隐性层次上彰显了男性亟需被启蒙与被拯救的命题。传统男权体制下的男性集体无意识使得他们以貌似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但他们在启蒙未得到出路时也为自己进行了强烈的辩解，企图推脱责任，这无疑体现了男性霸权对女性的进一步伤害，同时也深刻隐喻了中国男性的思想解放问题。
从“娜拉”出走问题的提出到对获取经济权的反思，再到对男性自身思想解放问题的隐现，《伤逝》是一个为我们提供了多元解读的文本，及至七十多年以后，文坛再次出现了“出走的娜拉”，而这位娜拉是由女作家塑造的男性，这无疑是对先前男性中心文化的颠覆书写，也隐喻着当代中国女性有了充分的性别意识而逐渐走向独立。而男性在这一转变的同时陷入了巨大的心灵困境，由此，男性解放的命题也再一次被明确提出，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诠释了这一话语表达，展现了当代出走的男性娜拉。
《春天》中女主人公毛榛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女博士，一个苦苦追寻爱情真谛的普通女人，她与丈夫陈米松相识相恋十年，为生活努力经营着她们幸福的小家。但是，1999年12月的某一天，毛榛的丈夫陈米松悄然“离家出走”了，并留下一封诀别信。“我走了，这10年是我永生难忘的10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彼此最相知的人，也是最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后我想也依然如此，但理智告诉我，我们不会是完美的婚姻，我必须得走了，如果再在你面前强取欢颜，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④陈米松这位男性娜拉的出走方式如此决绝，，那么她们的婚姻到底出现了何种情况使得陈米松陷入精神崩溃的绝地而不得不选择出走?
他们曾经不仅是志同道合、同舟共济的夫妻，而且是具有同样文化背景，乃至知识结构的高知精英，他们在经济上完全能够达成平等，然而表面上毫无纰漏与缺憾的婚姻却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走向了终点，那么陈米松出走，是否可以看作是因为女性的觉醒与成熟，两性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的同谋关系发生分裂后，男人的一种不知所措：在这个社会中，顶天立地的大男子主义心态困惑了男人数千年，男性对传统文化给自己的性别角色的规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那么她们对妻子的觉醒，妻子的智慧就感到了莫名的恐惧、压抑和不安，也正因如此，这种心态在无声中消解了诸多夫妻间的爱情、信任、真诚和热情。这无疑可以看作是男性在传统的性别意识，性别角色遭遇急剧变化了的现实时的一种欠缺调整和自省的普遍症候。当女性在长期压抑中终于解脱出来，与男性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之时，男性却感到了威胁，而充当了出走的娜拉的角色，这不仅是对男权中心霸权的解构，也是对女性主体生成的建构。她们终于从子君的境地走出来，摆脱了“沉默的他者”的地位。
徐坤的意义在于：她虽然解构了男权文化，但同时也观照了男性，为这种性别意识的错位和两性沟通的缺乏给予了深刻的反思。在小说结尾，毛榛对她的爱人给予了真诚的锥心泣血的祝福。她满含泪水地在心里低低呼唤：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衷心祝福你有美好的前程。在这里，女性美好的理想信念超越了对男性的口诛笔伐、赶尽杀绝，而是以一种理性的观点看清了男女两性存在的问题，失望和谴责是彼此的，而希望和欣赏也是双方的，要达到两性和谐，就要从加强两性沟通与交流入手，唯有如此，女性方能与男性成为共同走向未来的伴侣，从而相知相携。这同时可以看作女性已经完全具有了主体性的性别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男性而更具有了包容性。
从《伤逝》到《春天二十二个夜晚》，不仅是女性从沉默的他者到主体生成的一个过程，也是对传统文化背景下男性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寻求疗救和整治的反思过程，从《伤逝》中执着于启蒙地位的男性形象到《春天》面对性别角色的转换承受重压而出走的男性，这更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解放命题。如果说女性娜拉出走后尚有争取经济权的疗救措施，那么于《春天》中出走的男性娜拉，其背后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更深层的是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重新思考。出走的娜拉们，何处是归途？也恐怕要再次求助于精神层次的对话，求诸于与女性的和解与对女性的认同，也惟其如此，才能完成两性的真正解放，从而走向和谐共生。
注 释：
①W布斯.小说修辞学［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②刘禾.跨语际实践［M］.三联书店,2002.
③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④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关键词：《伤逝》；《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女性生成；男性解放
在中国长期宗法制度，封建传统意识的控制下，女性作为第二性成为男性的集体无意识，她们的身体，社会身份，价值观等都是男性想象的产物，永远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处于边缘人位置，在传统父权，夫权的压制下丧失了自我表达的声音，而成为依附者。五四解放话语涌入后，男女之间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拯救与被拯救者的关系成为众多男性文本的共同特征，女性往往被建构成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缺乏自我主体意识，处于弱势境遇，这样无形中就为男性拯救者的出现预设了社会文化情境。在此基础上，鲁迅先生从“人的解放”和“理想人性的建设”出发，提出了解放女性的时代主张，同时也有了中国式出走的娜拉。
小说《伤逝》是以涓生的手记这一叙述形式出现的，著名小说研究家布斯曾说：“说出一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讲述的，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东西，除非我们要更精确一些，描述叙述者的特征如何与特殊效果有关。”①《伤逝》采用第一人称表述视角，也就使得其女性形象子君的心理意识及精神几近成为空白之页，小说中涓生作为启蒙者，以子君精神导师的面目自居，文本始末都是叙述者“我”的心理活动及情感体验，而对于子君的心绪情思则完全是男性臆想化的产物，在这里，西方理论界的“话语及权力”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由于作者话语权力的分配，叙述者的第一人称我的男性化视角显然决定了文本女性——子君“失声”的必然命运，“我”不可能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到女性复杂而丰富的内心情感等生活层面，从而导致女性成为“在场”的缺席者。
子君作为被启蒙者，最终没能完成自我解放之路，她作为“沉默的他者”而隐遁于家庭的柴米油盐之中，尽管生活并不如意，但当涓生的失业带来家庭危机时，她毅然同涓生一起在无言和无助中相互鼓励前行，但涓生却只看到子君的遁入家庭的庸俗，把生存危机所带来的困境归咎于子君的不思进取，不懂生活的要义，从而以“你更可以毫无牵挂的做事”为借口，残忍的抛弃了子君。《伤逝》中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意识是明显的，不仅是在叙述方式的设计中以“我”为表述中心，在文本内容中，涓生对子君的启蒙也不过是为了逃避寂寞的空虚，是这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此从子君身上汲取前进的动力和勇气，以迎合社会思想解放的话语潮流，突出自身启蒙者的位置，而涓生本人尤其偏重自身的个体生存价值，他何尝不是在比较哪一种生活更有价值，更值得去付出，哪怕将自己的爱人置于死地，当他一旦发现子君不再有反抗的斗争精神而囿于家庭时，他的启蒙者地位仿佛被削弱，正在失去引领价值，所以一旦出现生存危机，他就把这种由自身带来的软弱与无能转嫁给子君，正像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指出：“《伤逝》的叙事者是如何围绕自己的男性欲望，通过指示性的话语暴力来建构男性欲望对女性尸骸的描写。”②传统的男性意识将女性置于他者的地位，非但没有给予女性言说的空间，反而将生存的重负推向女性，以虚假的启蒙姿态演绎着爱情的虚幻，鼓舞娜拉们出走，却又将其推入绝地，反而失去了那仅存的传统的生存空间，而不得不陷入尴尬的境地而最终走向死亡。
从文本中男性的强权意识中走出来，历来对《伤逝》的评论都指向经济权的争取，鲁迅先生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指出过，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男人和女人。这句话不知可否地的是在强调经济权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性。“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③子君由于没有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她从父门到夫门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木偶变成一个傀儡的过程。然而，《伤逝》这一文本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女性解放需要夺取经济权的思考，它还同时在隐性层次上彰显了男性亟需被启蒙与被拯救的命题。传统男权体制下的男性集体无意识使得他们以貌似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但他们在启蒙未得到出路时也为自己进行了强烈的辩解，企图推脱责任，这无疑体现了男性霸权对女性的进一步伤害，同时也深刻隐喻了中国男性的思想解放问题。
从“娜拉”出走问题的提出到对获取经济权的反思，再到对男性自身思想解放问题的隐现，《伤逝》是一个为我们提供了多元解读的文本，及至七十多年以后，文坛再次出现了“出走的娜拉”，而这位娜拉是由女作家塑造的男性，这无疑是对先前男性中心文化的颠覆书写，也隐喻着当代中国女性有了充分的性别意识而逐渐走向独立。而男性在这一转变的同时陷入了巨大的心灵困境，由此，男性解放的命题也再一次被明确提出，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诠释了这一话语表达，展现了当代出走的男性娜拉。
《春天》中女主人公毛榛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女博士，一个苦苦追寻爱情真谛的普通女人，她与丈夫陈米松相识相恋十年，为生活努力经营着她们幸福的小家。但是，1999年12月的某一天，毛榛的丈夫陈米松悄然“离家出走”了，并留下一封诀别信。“我走了，这10年是我永生难忘的10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彼此最相知的人，也是最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后我想也依然如此，但理智告诉我，我们不会是完美的婚姻，我必须得走了，如果再在你面前强取欢颜，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④陈米松这位男性娜拉的出走方式如此决绝，，那么她们的婚姻到底出现了何种情况使得陈米松陷入精神崩溃的绝地而不得不选择出走?
他们曾经不仅是志同道合、同舟共济的夫妻，而且是具有同样文化背景，乃至知识结构的高知精英，他们在经济上完全能够达成平等，然而表面上毫无纰漏与缺憾的婚姻却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走向了终点，那么陈米松出走，是否可以看作是因为女性的觉醒与成熟，两性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的同谋关系发生分裂后，男人的一种不知所措：在这个社会中，顶天立地的大男子主义心态困惑了男人数千年，男性对传统文化给自己的性别角色的规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那么她们对妻子的觉醒，妻子的智慧就感到了莫名的恐惧、压抑和不安，也正因如此，这种心态在无声中消解了诸多夫妻间的爱情、信任、真诚和热情。这无疑可以看作是男性在传统的性别意识，性别角色遭遇急剧变化了的现实时的一种欠缺调整和自省的普遍症候。当女性在长期压抑中终于解脱出来，与男性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之时，男性却感到了威胁，而充当了出走的娜拉的角色，这不仅是对男权中心霸权的解构，也是对女性主体生成的建构。她们终于从子君的境地走出来，摆脱了“沉默的他者”的地位。
徐坤的意义在于：她虽然解构了男权文化，但同时也观照了男性，为这种性别意识的错位和两性沟通的缺乏给予了深刻的反思。在小说结尾，毛榛对她的爱人给予了真诚的锥心泣血的祝福。她满含泪水地在心里低低呼唤：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衷心祝福你有美好的前程。在这里，女性美好的理想信念超越了对男性的口诛笔伐、赶尽杀绝，而是以一种理性的观点看清了男女两性存在的问题，失望和谴责是彼此的，而希望和欣赏也是双方的，要达到两性和谐，就要从加强两性沟通与交流入手，唯有如此，女性方能与男性成为共同走向未来的伴侣，从而相知相携。这同时可以看作女性已经完全具有了主体性的性别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男性而更具有了包容性。
从《伤逝》到《春天二十二个夜晚》，不仅是女性从沉默的他者到主体生成的一个过程，也是对传统文化背景下男性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寻求疗救和整治的反思过程，从《伤逝》中执着于启蒙地位的男性形象到《春天》面对性别角色的转换承受重压而出走的男性，这更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解放命题。如果说女性娜拉出走后尚有争取经济权的疗救措施，那么于《春天》中出走的男性娜拉，其背后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更深层的是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重新思考。出走的娜拉们，何处是归途？也恐怕要再次求助于精神层次的对话，求诸于与女性的和解与对女性的认同，也惟其如此，才能完成两性的真正解放，从而走向和谐共生。
注 释：
①W布斯.小说修辞学［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②刘禾.跨语际实践［M］.三联书店,2002.
③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④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